1980年冬天，我从部队退伍回来，民政局安置办的同志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就写了一行字：红星物资站，三天内报到。
我拿着那张纸条站在街边，西北风刮得脸生疼，心里琢磨这单位名字听着不小，物资站，管物资的，差不了。
等找过去一看，三间平房，墙皮一块块往下掉，门框上的油漆裂得像老树皮，院子里堆着几十个生锈的铁皮桶，风一吹，桶盖哐当哐当响。
站长姓赵，五十来岁，坐在一张三条腿用砖头垫着的办公桌后面，抬了抬眼皮说，来了就好，咱这儿缺人。
我上班头一天就明白了，这地方不是缺人，是留不住人。
整个物资站加上我，六个人。
会计老周，腿有毛病，走路一瘸一拐，每天来点个卯就走。
出纳小刘，二十出头，天天抱着本书看，说是准备考电大。
两个保管员，一个叫孙大勇，一个叫李福来，都是四十多岁的老油条，上午来转一圈，下午就找不着人。
剩下一个炊事员王姐，管着中午一顿饭，白菜炖粉条，粉条比白菜多，因为粉条便宜，顶饱。
赵站长跟我交了底，物资站归物资局管，但局里早就不待见我们了。
计划经济那会儿，物资站管着钢材水泥的调拨，牛气得很。
现在改革开放，厂子自己就能采购，谁还来你这破站？
局里给我们的指标，一年比一年少，去年就拨了三千块钱经费，连工资都快发不出了。
赵站长说，小张，你还年轻，要是有门路，趁早活动活动，别在这儿耗着。
我没吱声。
我爹从小就教我，当兵的人，到哪儿都得站好岗。
再说了，我一个农村出来的，爹娘在村里种地，弟弟妹妹还在上学，我哪有门路可走？
有份工作就不错了。
转过年来，风声更紧了。
局里开大会，说要精简机构，物资站首当其冲。
赵站长回来传达精神，说局领导讲了，物资站要自负盈亏，局里不再拨款，能活就活，活不了就撤。
这话一传开，人心更散了。
小刘第一个调走，他姑父在纺织厂当副厂长，把他弄去当统计员了。
走那天，小刘把办公桌抽屉里的东西装进一个网兜，临走还拍了拍我肩膀，小张，你也赶紧找路子吧，这破地方没前途。
小刘走没多久，孙大勇也活动成了，调去燃料公司看仓库，活儿轻松，工资还高两级。
李福来眼红得不行，天天往局里跑，后来托人找关系，去了二轻局下属的一个门市部。
会计老周本来也想走，可他腿脚不方便，哪个单位都不愿意要，只好留下来，但人更懒了，账本一个月都不翻一回。
赵站长那段时间嘴上起了好几个燎泡，天天出去跑，想给站里找点活路。
可跑断了腿，也没人搭理。
人家一听是红星物资站，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到了年底，赵站长也扛不住了，他老婆在食品公司上班，托关系把他调去当了个副科长。
临走那天，赵站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从抽屉里摸出半包大前门，递给我一根。
“小张，站里就剩你一个正式工了。 ”他吐了口烟，眼睛看着窗外那堆锈铁桶，“局里说了，物资站暂不撤销，但也不给钱，你自个儿想办法。 想走，我帮你写鉴定，想留，就守着。 ”
我说，我留下。
赵站长看了我半天，把剩下的半包烟塞我手里，拎着一个人造革的黑提包走了。
那天下午，我坐在他那张三条腿的桌子后面，听着隔壁王姐在厨房里刷锅，铁勺子碰铁锅，咣当咣当响。
窗外下起了雪粒子，打在玻璃上沙沙的。
整个物资站，就剩我一个正式工，外加王姐这个临时工。
王姐进来问我，小张，明天还做饭不？
我说，做，咱俩也得吃饭。
王姐叹了口气，从围裙兜里掏出两张皱巴巴的票子放在桌上，这是上个月剩的菜钱，两块七，你收着。
我摆摆手，你拿着吧，明天买点肉，咱包顿饺子。
王姐眼圈红了，转身进了厨房。
我听见她在里面擤鼻子。
那天晚上我没回家，就睡在办公室。
屋里生着炉子，煤球是去年剩下的，烟大，呛得人嗓子疼。
我躺在行军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遍遍过赵站长的话。
物资站到底还能干啥？
计划调拨的活儿没了，仓库里就剩些积压的螺丝螺母、几卷电线、两桶油漆。
这些东西搁在库里，跟废品没两样。
第二天一早，我把库房翻了个底朝天。
东西不多，但我一样样归置，按品类码好，拿本子一笔一笔记清楚。
中午王姐喊我吃饭，白菜饺子，里面掺了油渣，香得很。
我吃了两大碗，王姐看着我，说小张，你真打算在这儿干下去？
我说，干一天算一天。
王姐没再劝。
她是个明白人，临时工，到哪儿都是干活，在这儿至少清静。
过了正月，局里突然来了两个人，一个姓钱，一个姓马，说是清产核资小组的。
他们在库里转了一圈，拿本子记了记，钱同志跟我说，小张，物资站这摊子，局里研究了，准备并到物资贸易公司去，人员嘛，你愿意过去就过去，不愿意过去，可以办停薪留职。
我问，贸易公司要我们这些破铜烂铁？
钱同志笑了笑，没说啥，拿着本子走了。
他们走了以后，我心里反倒踏实了。
既然要并，那我就等着。
可从二月等到五月，没了下文。
我去局里问，人家说领导太忙，这事儿先搁着。
我又去找钱同志，他把我拉到走廊拐角，小声说，小张，我跟你说实话，局里现在也乱，新来的局长跟副局长不对付，谁顾得上你们那个小站？
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从局里出来，太阳明晃晃的，我站在大街上愣了半天。
想办法？
我有什么办法？
要钱没钱，要人没人。
回到站里，王姐问我咋样，我摇摇头。
王姐说，要不你把咱库里那些东西摆出去卖卖试试？
这句话点醒了我。
第二天，我借了辆三轮车，把库里的螺丝螺母装了两麻袋，拉到城南的农贸市场边上。
刚开始不好意思吆喝，蹲在那儿跟做贼似的。
后来有个修自行车的老头过来问价，我报了个数，老头嫌贵，我说你看着给。
最后三毛钱一斤，卖了两块多。
钱不多，可那是头一回自己挣来的。
从那以后，我天天出去摆摊。
王姐帮我看家，中午给我送饭。
风吹日晒的，脸黑了一层，手上磨出了茧子。
慢慢地，有人认得了，知道城南有个退伍兵卖五金件，东西实在，价钱公道。
到了秋天，我把库里的积压品卖了大半，手里攒了四百多块钱。
我用这钱进了批新货，灯泡、开关、插销，都是老百姓过日子用得着的东西。
那时候街上已经有人开小卖部了，可卖五金电料的少。
我瞅准了这个空子，把摊子挪到了人流量更大的北街口。
王姐也跟着忙，她心细，管账，一分一厘都不差。
到了八一年底，我算了算账，除去本钱，净挣了一千二百块。
那年头，一个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块，一千二顶得上三年的工资。
我给王姐涨了工钱，从每月十五块涨到三十。
王姐死活不要，说小张你留着，以后用钱的地方多。
我硬塞给她，说王姐，这是你该得的。
腊月二十三，小年，我买了斤猪肉，拎了瓶酒，去赵站长家看他。
赵站长住食品公司的家属楼，两间房，挤得转不开身。
他老婆在厨房炸丸子，满屋子油烟味。
赵站长拉我坐下，问我站里咋样。
我说还行，能发出工资了。
赵站长眼睛一亮，真的？
我点点头，把这一年的事儿大致说了说。
赵站长听完，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半天没说话，最后说了句，小张，你是个干实事的人。
从赵站长家出来，雪下得正密。
我蹬着自行车，车轮在雪地上轧出两道印子。
路过红星物资站那三间平房，我停下车，隔着铁栅栏门往里看。
院子里那堆锈铁桶还在，上面盖了层雪，像戴了顶白帽子。
可在我眼里，那些铁桶不再是废品了，我想好了，开春暖和了，把它们拉出来，找砂纸打磨打磨，刷上防锈漆，当油桶卖。
一个能卖五块，五十个就是二百五。
我掏出钥匙，开了锁，推车进去。
王姐在屋里生着了炉子，烟囱冒着白烟，远远看去，像个刚醒来的活物。
我跺了跺脚上的雪，推门进屋，王姐正在和面，案板上撒着薄薄一层面粉。
“回来了？ ”王姐头也不抬。
“嗯，回来了。 ”
“面醒好了，一会儿包饺子。 ”
“多包点，明天给局里送两饭盒去。 ”
王姐手上顿了顿，看了我一眼，笑了：“给谁送？ ”
“给钱同志，还有管人事的老李。 咱要正式挂牌，总得有人点头。 ”
王姐没说话，低头继续揉面。
炉子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响着，屋里暖融融的。
我坐在办公桌前，翻开那个已经磨破了边的笔记本，在第一页上写：八二年计划，一、扩大门市，二、招两个临时工，三、把后院那间空房收拾出来当仓库。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把整个院子盖得严严实实。
可我知道，雪底下那些铁桶、那些螺丝、那些被人当废品扔掉的东西，来年春天，都会有用。
那天晚上我吃了三大碗饺子，王姐包的，猪肉白菜馅，咬一口满嘴流油。
吃完我抹了抹嘴，跟王姐说，明年咱把隔壁那间也租下来，打通了，做个正经门面。
王姐说，那得多少钱？
我说，我算了，得八百。
王姐吸了口气，八百，上哪儿弄去？
我指了指后院：“铁桶五十个，刷了漆能卖二百五。 库房里还有三卷电线，我看了，铜芯的，能卖三百。 差的二百五……”
王姐接过去：“差的二百五我想办法。 ”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和面的手，那双被碱水泡得发白的手。
我说王姐，你不用，我去找信用社贷。
王姐说，贷款要利息，咱能省就省。
我没再争。
那个冬天，王姐把家里的缝纫机卖了，一台蝴蝶牌的，卖了一百八。
我知道的时候，钱已经放在我桌上了，用一块蓝布包着。
我拿着那包钱，一句话说不出来。
王姐说，小张，你带着大伙儿干，我不能光看着。
转过年来，开春，我把隔壁那间房租了下来，门脸打通，刷了白灰，窗框漆成天蓝色。
又去旧货市场淘了两个玻璃柜台，擦得锃亮。
门头上挂了块木牌子，黑漆写着“红星五金电料门市部”，那字是我找赵站长写的，他练过毛笔字。
开张那天，放了一挂鞭，来了不少人。
钱同志也来了，还随了五块钱的份子。
他把我拉到一边，说小张，局里研究了，你们这个门市部，挂靠物资局劳动服务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我说行。
他又说，那物资站的名号……我说，留着，门市部是门市部，物资站是物资站，那三间房，我不退。
钱同志拍拍我肩膀，没再说啥。
他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站，看了看那块牌子，看了看屋里摆得整整齐齐的货架，说了句，这地方，跟以前不一样了。
是不一样了。
到了八三年底，我盘了盘账，净利六千多。
我给王姐涨了工资，一个月八十，比局长的工资都高。
又招了两个待业青年，一个管送货，一个管仓库。
后院那间空房也收拾出来了，当了正经库房，安了铁门，挂了锁。
当年那些调走的同事，有的在别的单位混得不好，托人带话想回来。
孙大勇来了，拎着两瓶酒，坐在我办公室里，说小张，当年是我不对，你看现在站里缺人不？
我看着他那张脸，比三年前老了不少，头发也稀了。
我说，大勇哥，站里现在不缺人，缺仓库保管制度，你要是有兴趣，帮我写一份，我给你润笔费。
孙大勇脸红了，坐了会儿，拎着酒走了。
李福来没来，听说他在二轻局那个门市部干得不好，自己辞职了，在街上摆摊修鞋。
有一回我路过，看见他蹲在路边，手上全是黑鞋油，面前摆着个木箱子，上面写着“修鞋五毛”。
我没过去打招呼，骑车子过去了。
风从耳边过，我听见身后有人喊小张，我没回头。
八四年夏天，局里新来的局长要搞改革，把几个长期亏损的下属单位合并。
物资站归到了物资贸易公司下面，公司经理找我谈话，说小张，你这个门市部效益好，局里决定升格为物资站，你当站长。
我说，那三间平房呢？
经理笑了，那三间平房还是你的，你现在是红星物资站的站长，编制正股级。
我没说话。
从公司出来，我骑着车子回了站里。
王姐正在柜台后面给顾客拿灯泡，看见我，问咋样。
我说，还是站长。
王姐愣了愣，笑了，站长好，站长管着我。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块“红星五金电料门市部”的牌子，黑漆有点褪色了。
我进屋找了块抹布，蘸着水，一个字一个字擦干净。
王姐在里面喊，小张，你擦它干啥，回头重新写一块不就完了。
我说，不重写，就这块，留着。
那天晚上关了门，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翻开那个旧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记着这几年的账。
最后一页写着：八四年七月，门市部固定资产两千三百元，流动资金四千七百元，库存折价三千一百元。
合计一万零一百。
一万块钱，在八四年，够一个工人挣二十年。
我把本子合上，锁进抽屉里。
窗外月亮很亮，照在院子里，那五十个铁桶早卖光了，现在堆着的是新到的镀锌管，一捆一捆码得整齐。
王姐在隔壁收拾柜台，铁算盘打得噼啪响。
我点了一根烟，是大前门，赵站长当年给我的那半包，我没舍得抽完，留了一根。
烟抽到一半，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月亮底下，那三间平房静静地站着，墙皮还是那样，一块一块往下掉。
可门头上那块牌子，被月光照得发亮。
我想起赵站长走的那天，雪粒子打在玻璃上沙沙响。
想起小刘临走时拍我肩膀，说这破地方没前途。
想起孙大勇拎着两瓶酒坐在我面前，脸比酒还红。
他们都没错。
那地方确实破，确实没前途。
可这世上总得有人守着一个破地方，守着守着，路就出来了。
我把烟掐灭，回屋关门。
王姐问我，明天进多少货？
我说，先不进，明天你跟我去趟工商局，咱把营业执照换了。
王姐问，换啥执照？
我说，换成“红星物资供应站”。
王姐笑了，这名字听着比原来那个气派。
我说，名字是给人看的，日子是自个儿过的。
关了灯，锁了门，我和王姐一人推一辆自行车，出了院子。
月亮挂在头顶，把整条街照得明晃晃的。
王姐骑在前面，我骑在后面，车链子发出细碎的响声。
到了路口，王姐往左拐，我往右拐。
她突然捏了刹车，回头喊我，小张，明天几点开门？
我蹬着车子没停，声音被风刮得有点散，但我知道她听得见。
“六点。 ”
王姐应了一声，骑车走了。
我拐过街角，回头看了一眼，门市部的窗户黑着，可那牌子在月光底下，清清楚楚地立着。
这世上哪有什么最糟糕的地方，只有不愿意留下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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