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下面这则报道：
尘肺三期患者李维志，举报公司违反职业病防治法，公司被罚了二十一万元。
几个月后，他自己收到一张五万元的罚单，处罚理由是：他在不具备防护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业。
用他自己的话说：难道我举报了我自己？
这有点像什么？
唐朝时候，《唐律疏议》记载越诉及受理者，各笞四十，大清时候“即实亦笞五十”，哪怕你告的是真事，沉冤最终大白，你草民也要先挨五十板。
冤情属不属实是一回事，这一板子是要挨的，是不是如出一辙？各位？
留了一条路，却把路铺满了荆棘，没有天大的冤屈，没有豁出去的决心，普通人是不是就轻易不敢尝试？
古时候民间把这种勇气，具象成了“滚钉板”，血肉模糊，遍体鳞伤，才有资格把状纸递上去。
我不是学法律的，但我知道这一条的写法有它的立法本意。
条文里的个人，本意是指承接分包的包工头、召集人、个体承包商，是那些组织劳动并从中获益的中间人，而不是李维志这样只出卖劳动力的普通工人。
你把这一条向下解释，套到工人头上，就等于让工人和公司共担一份接活时明知有害的责任，可他为什么明知有害还要接？不还是因为他要吃饭？
那好，你们当初对李维志开罚时，有没有认真区分过劳动者和经营者？执法卷宗里对个人的解释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在公司被罚21万之后，反而把矛头转向了举报人？
撤销决定书为什么不写明具体理由，比如法律适用错误？是技术性纠错，还是舆论压力下的被动调整？
撤了罚，但没有认错，如此这般，莫不是下一次遇到下一个李维志，再继续这般处置？
那张曾经存在过的五万元罚单，已经后来的人看见了代价。
二是、
李维志现在仍坚持行政诉讼，不撤诉，法院已经延长审限六个月。
法官曾当面说，处罚都撤销了，诉讼目的已经达成，可以考虑撤案。
他拒绝了，因为材料还没拿到，职业病诊断还没做成，工伤赔偿还遥遥无期。
撤销罚款远远不够，卡死他的，还有另一道更坚硬的门：没有被确认的劳动关系，就无法进行法律意义上的职业病诊断。
医院临床已经给出尘肺三期，可法律上，他依然不是“职业病病人”，灵活就业、计件、外包工，大量劳动者就这样被挡在制度门外，过着近乎苦力的生活，病了，却找不到赔偿的入口。
这不只是一个李维志的个案，这是一整群人的制度性空白，他们在自己的母国，用劳动换一口饭，却换不了一纸证明。
他们是最需要有人反复说、反复写的，他们不仅福利保障，连生命保障都没有，却过着打黑工苦力式的生活。
撤销罚款远远不够，如果最终还是卡在没有劳动关系就无法诊断职业病这一关，那李维志这一类的工人，权利救济的路径依然被堵死，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这是整个灵活就业群体在职业病防治体系里的一个巨大制度性空白。
这是整套制度在灵活就业这个巨大黑洞面前的集体缄默。
数以千万计的骑手、快递员、装修工、石材工，都是这套逻辑的潜在受害者。
三、
很多行为都指向心性。应该说，你做出这一举动，便是心性的显现，你怎么看待劳动者的显现！
一个机构在压力下撤回一个错误的处罚这不难，难的是承认自己错了，更难的是承认自己错的方式，这也暴露了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罚一个尘肺病人五万元，这一动之念，机构的心性就已经显了形。
李维志说，举报公司反被罚款，难道我举报了我自己？
同样的，一个把举报者当作违法，到底在保护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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