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秋，北京一场干部任免酝酿尚未正式公布，军队系统里已经传出一个消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政委陈丕显，可能调任总政治部主任。有人见到他，已经提前称呼“陈主任”，这份任命看上去只差一道手续。
事情却在关键时刻拐了个弯。
当时，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因身体原因需要调整职务。政治工作关系部队建设，继任者既要有军队经历，也要熟悉地方和群众工作，还必须能够处理复杂局面。这样的干部，放在当时并不好找。
陈丕显之所以进入中央视野，并不只是因为年龄相对合适。那一年，他66岁，在高级干部中仍属经验丰富而精力尚可的一位。更重要的是，他从红军时期走来，长期在军队和地方担任领导，既懂政治工作，也有组织大规模群众工作的经验。
他早年参加革命时年纪很小。1929年，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转战闽西，福建上杭的陈丕显由此投身革命。由于工作认真、反应机敏，他很快在青年和儿童工作中崭露头角，后来还得到毛泽东的关心和指导。
这种成长并非一帆风顺。中央红军长征后，陈丕显奉命留在南方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那段时间，部队缺粮、缺药，敌情又密集，他依靠地方组织保存力量，逐步恢复根据地。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站住脚，本身就是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的证明。
抗日战争时期，他参与苏中根据地建设，和粟裕等人共同开展地方武装、群众动员及政权建设。苏中地处敌后，交通、粮食和兵员都十分紧张，部队每一次行动，背后都离不开地方工作的支撑。陈丕显擅长把群众组织起来，这一点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华东野战军作战时，民工支前并不是一句口号。运输粮食、转送伤员、修筑道路，都需要严密的组织。陈丕显在华中地区负责动员和协调，使大批民工投入支前工作，为苏中战场作战以及淮海战役提供了重要保障。1948年，他担任华东野战军第四兵团政治委员，成为当时较年轻的兵团级政工干部。
建国以后，他又在上海、云南、湖北等地工作，处理过城市恢复、地方建设和经济发展等事务。长期的地方经历，使他不只熟悉军队政治工作，也了解基层治理的实际难处。中央看中的，正是这种能够跨越军政两个系统的履历。
就在陈丕显的任命逐渐明朗之际，另一项人事安排也在酝酿之中：余秋里准备出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余秋里当时68岁，长期负责经济和工业工作，尤其在石油工业战线贡献突出。但面对政法这一新的领域，他心里并不轻松。
余秋里是独臂将军，身体状况需要考虑，政法工作又涉及公安、检察、法院以及社会治理等多个方面，事务繁重，责任很大。他认为，自己多年没有直接主持军队政治工作，若贸然调往政法系统，未必是最稳妥的安排。
于是，他请王震向中央转达意见：“能不能让我和陈丕显换一换？”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在推辞，实际却包含着对全局的判断。余秋里熟悉军队，懂政治工作，也有在艰苦环境中做思想工作的经验；陈丕显则长期在地方任职，处理复杂社会事务更有基础。
余秋里的政工能力，早在战争年代就得到过检验。他曾在西北部队中开展诉苦教育，把新改编人员的思想和组织关系逐步理顺，使部队形成纪律和战斗力。后来主持石油工业工作，他同样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把政治工作融入生产管理，而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
中央认真权衡后，认为余秋里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有实际依据。至于陈丕显，中央也相信他能够在政法岗位上打开局面。关键只在于，他本人是否愿意接受这次调整。
陈丕显接到询问后，没有反复计较个人得失，只明确表示：“中央需要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对他而言，岗位不同，承担的责任不同，但服从组织安排是多年革命生涯形成的习惯。
于是，原本准备调任总政治部主任的陈丕显，改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余秋里则走上总政治部主任岗位。两人的工作方向发生了变化，却都没有离开各自熟悉的责任领域。
有一次，余秋里见到陈丕显，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我要请你吃饭，感谢你。”陈丕显笑着回答：“都是工作，老战友不用客气。”随后，两人便把话题转到具体事务上，谈起了各自岗位需要衔接的问题。精品一区二区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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