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黑龙江北满钢厂一号平炉后墙突然塌落，满炉钢水随时可能冲出炉体。厂领导准备停炉检修，已经年过五旬的王百得却盯着炉况说：“不能轻易放钢水，可以试试烧结法修补。”
这个决定并不轻松。停炉意味着至少三天检修，十炉钢的产量也会受到影响；继续作业，则要承担更大的安全风险。王百得组织工人配制炉料、加固炉墙，连续忙了一天一夜，终于让平炉重新稳定下来。
这场抢修没有给他带来公开表彰。原因很简单，他当时仍处在一种尴尬处境中。许多人知道他曾是九大代表、中央委员，却也知道他的名字曾两次被改动，并因此卷入复杂的政治风波。
王百得出生于1934年，幼年时原名王白蛋，后来私塾先生认为这个名字不够雅致，替他改成了王白旦。抗日战争时期，他只读过三年私塾，便因家境困难辍学，给地主家放牛谋生。
1949年太行山区开展土地改革时，王白旦参加了儿童团。那年6月，他重新获得读书机会。1951年，他投奔在太原工作的哥哥；第二年，经劳动部门分配，进入太原钢铁厂，当上炼钢学徒。
炼钢车间又脏又热，强度也大。很多同批工人没有坚持下来，他却一边干活，一边钻研技术，很快从学徒成长为正式工。后来，他被调往北满钢厂，参与国家重点钢铁项目建设，并在1960年成为八级炼钢工。
八级工是当时工人技术等级中的最高级别。王百旦没有停留在荣誉上，先后担任炉长、总炉长，带着工人改进操作方法，提高钢水质量。特殊时期，车间秩序受到冲击，他仍要求大家把炉子看好，把生产任务完成。
“工人不干活，还叫什么主人翁？”这句话，后来被不少工友记住。它未必有多么华丽，却反映出王百旦对工人职责的朴素理解：技术岗位不能靠口号维持，炉火一停，国家的生产计划就会受到影响。
1968年，他被推选为工人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随后，北满钢厂获得一个参加九大的代表名额，条件是有七年以上党龄的炼钢工人。厂里符合条件、又有群众基础的人并不多，王百旦因此成为代表。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王百旦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毛主席，也与王进喜同住一室。选举中央委员时，两名工人代表都被列入候选人名单。
正式选举采用等额方式。王百旦缺乏政治经验，不懂一些代表为了表示谦逊而主动划去自己名字的做法，结果获得了全票。当时中央委员共170人，他的得票情况格外醒目，与毛主席一样成为全票当选者。
九大一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向毛主席介绍这位炼钢工人。毛主席握住他的手，称赞他年轻。那时的王百旦只有35岁，从炼钢炉前走进中央会议场所，本身就是工人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缩影。
然而，名字很快给他带来麻烦。周恩来曾认为“王白旦”读音不够妥当，陈伯达提出改动字形，将“旦”字增添笔画，改成“王百早”。后来陈伯达受到审查，这次改名也被牵连，王百旦不得不接受解释和询问。
此后，江青又提出把名字改为“王百得”。这一次改名，他心里并不愿意，却无法公开拒绝。两个改名建议先后出自特殊人物之口，王百得也因此在政治风向变化时受到波及。
1978年，相关案件重新清理，改名一事被翻出，王百得接受审查。工作人员查阅了他的信件和电文，没有发现与江青有往来，最终认定属于一般性问题，退还材料，并重新考虑他的工作安排。
有人劝他另改一个名字，免得再惹麻烦。他回答：“名是名，我是我。”这句话很朴素，也符合他的性格。面对安排，他没有继续留在机关，而是选择回到熟悉的钢厂，重新站到炼钢炉旁。
妻子于淑彦在他受审期间也承受了压力。有人劝她离婚，她没有同意，只说相信组织会作出正确结论。王百得回到北满钢厂后，起初并未得到所有人的信任，便用实际工作重新证明了自己。
1989年后，他重新当选职工代表。虽然已经接近退休年龄，厂里需要他培养年轻工人，他仍然住在厂区，随时处理炉上问题，被工友称为“编外炉长”。1994年，他正式退休，2005年12月去世。直到晚年，工厂里仍有人沿用“学百得、见行动、当主人、做贡献”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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