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七年十二月的北京，大雪覆了紫禁城的琉璃瓦。
一群穿着青衫的举人挤在内阁外的廊庑下，手笼在袖子里，脚不停跺着地。
他们刚刚从会试的考场里出来——有人连考了三科，有人考了四科——如今不必再答卷，只需站在这里，等人来看他们的脸。
那一年是1752年，乾隆皇帝六十岁。
一、万寿恩科与一道上谕
乾隆十七年本是大比之年。
三年一度的会试在春天举行，数以千计的举人从各省奔赴京师，住进会馆，赁了民房，备考、应考、等待放榜。
三月放榜，中式者不过二百余人，其余的——那些在乡试中曾击败千百童生、被称作“举人老爷”的人——又一次成了落第者。
按清初旧制，已考三科会试未中进士的举人，本可以挑选授任知县。
选任地方教职者则不受会试次数限制。
然而每科乡试取举人一千二百余人，能得铨选者不到十分之一；进士又优先于举人选班。
到了雍正年间，已有中进士十年却还不得补官者，举人更有拖延到三十年仍未补官者。
到乾隆时，这条通路“仅存虚名”。
朝臣多次奏议谋求疏通举人仕途的办法。
这一年不同。
这一年是乾隆皇帝的六十寿辰，特开“万寿恩科”，会试的举人比往年更多。
九月间，吏部接到了一道上谕。
上谕说：“今岁万寿恩科，各省计偕云集，而中额例有定数，其下第举子中，有年力才具可以及时录用者，特予格外加恩，拣选引见。”
上谕要求将这些落第举人“分别以知县试用，教职铨补，俾得早列仕版”。
这就是“大挑”的起点。
那一次拣选，大省四十人，中省三十人，小省二十人。
此后，这一做法被固定下来，成为定制。
凡会试后，奉旨举行大挑，礼部查造清册，咨送吏部，奏请钦派王大臣，于各省举人内公同拣选。
制度设立的初衷很明确：每次会试取中进士不过二百余人，而每科会试的落第举人数以千计。
这些人已经通过了乡试，在地方上是有功名的人，若任其长期候补无望，不但于个人是困顿，于朝廷也是人才的浪费。
大挑便成了科举制度的一个“安全阀”——让那些考不中进士的举人，另有一条出路。
然而这个安全阀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带着一个致命的设定：不考文章，只看人。
二、文渊阁里的二十个人
大挑的考场不在贡院，在内阁。
紫禁城东南隅的文渊阁，平日里藏书万卷，到了大挑之年便成了相面堂。
钦派的王大臣坐在上面，下面站着的是从各省赶来的举人。
每二十人一批，鱼贯而入，站成一排。
没有试卷，没有笔墨，没有策论。
考官看的是脸——脸的形状、身的高矮、走路的姿态、站立的仪态。
挑选的标准，官方说法是“先取强壮，后取人品”。
“强壮”好理解，是要年富力强、身体健壮的人去做官；“人品”则含糊得多——它指向的是官仪、气度、威仪，说白了，就是看起来像不像个官。
实际操作中，这套标准被总结成了八个字：“同田贯日气甲由申”。
合于前四个字形貌者为合格：长方面型为“同”，方面型为“田”，身体长大为“贯”，身体匀称为“日”。
后四个字则是不合格的：形相不正为“气”，上宽下削为“甲”，上窄下粗为“由”，上下皆锐而中粗为“申”。
二十个人站成一排，王大臣们目光扫过去——同、田、贯、日——合格的一等三人、二等九人，剩下的八人淘汰。
民间管这叫“跳八仙”。
大挑的额定最初按省的大小分配，乾隆五十二年改为均匀挑取，嘉庆十三年额定成例。
但有一个数据是清楚的：通常十名举人中选一二名。
一等者以知县试用，二等者以教职铨补。
一等举人分发各省以知县试用，试用期通常一年。
试用期满后由督抚甄别，结果分五类：才具优长者以知县补用，才识中平者以佐贰官借补等等。
从二十个人里挑出十二个，再从十二个里分出等级。
被淘汰的八个人站在那里，看着别人被点名出列——知道自己落选了，却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因为脸不够方，也许是因为个子不够高，也许仅仅是因为考官今天心情不好。
一名山东举人，身材高大雄壮，信心满满地去参加大挑，结果落选了。
他气愤不过，等王大臣事毕登舆时，拦住轿子质问。
大臣的回答是什么？
史书没有记全——但据说这位举人“愤甚”之后，也只能“委之于命”。
以貌取人，自古有之。
但把以貌取人变成一项制度、一套流程、一个举人十年的指望——这大概是乾隆皇帝的独创。
三、从四科到三科：等待的延长
大挑制度确立之初，要求的是四科会试落第者方可参选。
四科，就是十二年——一个举人从中举之日起，要等十二年才有资格走进文渊阁。
嘉庆五年（1800年），改为三科。
三科，通常是九年。
若遇恩科，间隔可能缩短至六年。
从十二年减到九年，似乎是体恤士子。
但与此同时，参选的人数却在急剧增长。
清朝人口在乾隆年间突破三亿，到道光年间已达四亿。
举人的数量也随之膨胀——顺治三年到光绪三十一年，清朝一共开科112次，举人总数达十余万人。
而官缺是定额的。
全国一千多个县，知县的位置就那么多；府、州、县的教谕位置也有限。
大挑的频次也在变化。
最初无定规，后定为每六年举行一次。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起，改为每九年举行一次。
间隔越来越长，等待越来越久。
更麻烦的是，大挑并不是唯一的入仕通道。
捐纳——花钱买官——一直在运行。
军功保举也在运行。
到了晚清，还有“议叙”等各种名目。
这些通道都在争夺同一个官缺。
举人考中了举人，等九年才能参加大挑；大挑选中了一等，分发到省里试用一年；试用期满，督抚甄别；甄别合格，开始候补——等一个实缺。
有人等了十年，有人等了二十年，有人等到死也没等到。
嘉庆十八年（1813年），皇帝下了一道上谕：“从前皇考高宗纯皇帝加恩寒畯，特予大挑，俾多士及时自效。
朕亲政以来，每阅六年，按次举行，惟现在分發各省者為數過多……所有明歲大挑，著暫緩一科。”
暂缓一科，就是再等三年。
四、一张脸和一个枣核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陕西朝邑的举人阎敬铭第三次进京参加会试。
他这一年四十七岁。
七年前，也就是道光十七年（1837年），他中了举人。
此后三次会试，一次也没中。
按照大挑的规矩，三科不中的举人可以参加大挑。
阎敬铭走进文渊阁的时候，和所有参加大挑的举人一样——站在二十个人中间，等着王大臣的目光扫过来。
但他的脸和所有人都不一样。
史料记载，阎敬铭“外貌丑陋，脸孔像枣核，眼睛一大一小、一高一低，身材矮小，不足五尺”。
五尺是多少？
清制一尺约32厘米，不足五尺，就是不到一米六。
按照“同田贯日气甲由申”的八字诀，阎敬铭的脸哪个字形都不像。
他不“同”——脸不是长方的；不“田”——脸不是正方的；不“贯”——个子不够高；不“日”——身材也不匀称。
他倒像是“气”或者“申”——形相不正，上下皆锐而中粗。
于是阎敬铭落选了。
那是1844年。
阎敬铭四十七岁，中举七年，三次会试落第，一次大挑落选。
他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又捧起书本苦读。
第二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他考中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
后来他一路做到户部尚书、军机大臣，被称作“救时宰相”。
但那是后话了。
在1844年那个冬天，走出文渊阁的阎敬铭只是一个被“跳八仙”跳掉的举人——因为脸长得不像个官。
阎敬铭的故事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更多的人没有。
五、同乡、印结与“人情”
大挑表面上是“公同拣选”，王大臣们坐在上面看脸就行。
但实际操作中，看脸只是第一步。
嘉庆朝以后，大挑的流程越来越复杂。
参选者需要取具“同乡京官之印结”，呈请礼部造册，注明年龄，咨送吏部。
所谓“同乡京官印结”，就是同乡的在京官员出具的担保文书，证明你的身份、履历、资格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你能拿到谁的印结？
同乡京官愿意给你出印结，要么是同乡情谊，要么是家族关系，要么是——你出了钱。
有钱的举人可以找到高品级的同乡京官出具印结，没钱的举人连这道门都进不去。
到了晚清，这几乎成了一道明码标价的关卡。
还有“科分”——你中举的年份。
大挑补授官职时，按科分、名次定次序。
光绪年间，因候补人数激增，改为按科分名次补授官职。
中举越早的人越优先，新科举人只能排在后面等。
等多久？
不知道。
到了道光年间，大挑的对象进一步扩大。
道光五年（1825年），山东道监察御史觉罗佛恩多奏请，将满洲、蒙古、汉军举人也纳入大挑范围。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又允许驻防旗人的文举人参加大挑。
蛋糕没变大，分蛋糕的人却越来越多。
清末一名叫高照煦的举人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他是陕西米脂县人，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举。
光绪六年（1880年）参加大挑，被列为二等。
他自觉相貌堂堂，心有不忿。
但就是这个二等候补的身份，他一直等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整整五年——才补上了陕西省宜川县的训导。
从1873年中举到1885年补官，十二年。
中间参加了大挑，等了五年候补。
这还算快的。
六、段光清的回忆与“一叙一叙”
道光年间参加过大挑的段光清后来回忆，大挑的流程中有一句行话叫“一等须至群同明正堂，一等进一叙，一叙一叙”。
什么意思？
大挑分等之后，一等举人还要经过一轮引见——面见皇帝。
嘉庆朝增设了皇帝引见环节，后因人数繁多，改为只接见一等举子。
“一叙一叙”是流程术语，指的是层层筛选、逐级上报。
但这话听起来，倒更像是在说那些举人们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场——被看一眼，被点一下头或者摇一下头，然后继续等。
等什么？
等下一科会试，等下一次大挑，等下一个官缺。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福建举人潘渭春也面临着同样的选择。
他此前已经历了道光十二年、十六年、二十年三次会试，皆无功而返。
这一年既是会试之年，又是大挑之期。
潘渭春参加了大挑。
他挑中了没有？
史料没有明确记载。
但即便挑中了，也不过是进入下一轮等待——分发、试用、甄别、补授。
这四个环节前后相连，“环环相扣”。
分发是前提，试用是手段，甄别是基础，补授是目的。
缺一环都不行。
而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卡住。
七、钱、军功与“走后门”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大挑已经不再是举人入仕的主要通道。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清廷鼓励地方团练，大批人通过军功保举获得官职。
战争结束后，这些军功人员大量涌入官场，与正途出身的举人、进士争夺有限的官缺。
与此同时，捐纳之门越开越大。
从咸丰朝开始，为了筹措军饷，清廷大开捐纳之门——只要出钱，就可以获得候选资格，甚至可以跳过候选直接补缺。
一名捐班出身的官员，只要“人地实在相宜”，就可以“越次请补”——越过排队等候的大挑举人，直接上任。
那文毅公的奏议中记载了一个案例：饶阳县一个官缺，“按班应用大挑举班人员”，但最后补上这个缺的却是一个“捐班试用知县”。
理由是“人地实在相宜”。
大挑举人排了半天的队，被一个花钱买官的人插了队。
吏部的铨选则例也明确记载：“各项候补并即用之员一缺，题补大挑举人。
如候补即用无人，仍专用大挑举人。”
这话的意思是：有官缺的时候，优先考虑大挑举人——但如果候补和即用人员里没有合适的，还是用大挑举人。
可问题是，“候补即用”的名单上，挤满了捐纳、军功、议叙等各种出身的人。
大挑举人被挤到了后面。
清代官员的出身有正途和杂途之分。
正途指进士、举人、贡生、荫生等科甲出身。
杂途则包括捐纳、保举等。
大挑举人本是正途，但在实际操作中，正途的优先权越来越难以兑现。
举人不得不另寻出路。
有人走捐纳的路子——既然排队等不到，那就花钱买。
但捐纳需要钱，不是每个举人都出得起。
有人走教习的路子——考取官学教习，一边教书一边等。
还有人走“遵续增常例”的路子——交钱获得更优先的候选资格。
大挑本是为落第举人开辟的“第二出路”。
到了晚清，这条出路本身也变成了需要花钱才能走通的路。
八、“读书人更无出路矣”
光绪三十年（1904年），山西举人刘大鹏在《晋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朝廷“欲将各省州县各教谕之缺一律裁汰，所裁教官即分别派充各小学堂教习”。
教谕——大挑二等举人的主要出路——要被裁掉了。
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读书人更无出路矣。”
这一年，距离科举制度的废除还有不到一年。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正式下诏废除科举。
大挑制度也随之终结。
从1752年到1905年，大挑制度运行了一百五十三年。
据估计，清代共通过这一制度选拔了十余万举人。
十余万人，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不算一个小数目。
但相较于每年新增的数千名举人，这十余万人不过是被大挑这张网捞起来的一小部分。
更多的人沉在水底——考不上进士，挑不中官职，捐不起钱，打不了仗——最后以举人的身份终老于乡。
九、回到文渊阁
乾隆十七年十二月的那个下午，第一批参加大挑的举人站在文渊阁外的廊庑下等待结果。
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被挑中，成为知县或者教谕，从此步入仕途。
更多的人会被淘汰，回到家乡，三年后再来——或者不再来了。
一百五十三年间，无数举人走过同一条路：中举，进京，会试落第，再进京，再落第，然后走进文渊阁，站成一排，等人看自己的脸。
有人被挑中了，有人没有。
挑中的人未必能补上官，没挑中的人未必没有别的出路——阎敬铭就是个例子。
但更多的人，既没有阎敬铭的运气，也没有他的才华。
他们只是站在那排人中间，等着被看见，或者不被看见。
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之后，文渊阁里不再有成排的青衫举人等待挑选。
那些脸——方的、长的、大的、小的、端正的、丑陋的——都散去了。
阁外的廊庑空了。
雪还在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