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至1875年，清政府分四批派出120名幼童赴美，原定留学十五年，学习军政、工矿、铁路、电报等现代学问。至1881年，留美幼童中已有六十余人进入美国高等学校，其中耶鲁22人、麻省理工8人、哥伦比亚3人、哈佛1人。
然而同年，因守旧大臣攻讦其“腹少儒书、沾染外洋习俗”，总理衙门奏准将留学局裁撤，幼童分批撤回。
他们离开美国时，许多人仍以为：祖国会以礼相迎。黄开甲后来在致美国巴特拉夫人的信中回忆：“上岸前，我们幻想有热烈的欢迎在等待我们……可是天啊！全成泡影。人潮汹涌，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
1881年秋，除病故、抗命不归者外，九十余名幼童抵沪。接他们的并非学堂教习或洋务大员，而是一名管理信件的陆姓官员；交通工具不是马车，而是独轮车。车行迟缓，沿途上海市民围聚观看，笑他们衣衫不合时宜、发式不伦不类。为“防脱逃”，一队中国水兵将他们押往上海海关道台衙门后的“求知书院”。这座书院已废弃约十年，墙皮剥落，门窗潮湿腐烂，石阶生苔，床不过是两条板凳架一块木板。黄开甲称其“经年不息的霉味四处弥漫”，众人如囚犯一般被看管了三四日。
四五天后，幼童三人一列，兵勇环伺，步行至道台衙门。道路两侧仍是看热闹的人群，讥笑、指点不绝。在衙门里，他们向道台磕头请安，接受冷淡盘问。朝堂眼里的“留学”不是功业，而是离经；他们不是未来的铁路工程师、外交官、电报专家，而是“忘了孔孟”的异类。《申报》其时更刊论讥斥，认为出洋者“流品殊杂”，不配谈西学、水师与兵政。
清廷并未为撤回幼童预先制定续学或任用方案。李鸿章惜才，勉力安置：第一批21人拨往上海电报局；第二、三批23人留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其余约50人分入天津水师、机器、鱼雷、电报、医馆等处。詹天佑耶鲁土木毕业，未被委以铁路要任；蔡绍基、梁敦彦、黄开甲多被当作“通洋文”的奔走之才。黄开甲愤然质问：“这就是东西双方影响下，中国政府的‘进步政策’吗？”
1881年的上海没有给他们鲜花，只给了霉屋、水兵、独轮车和道台衙门的冷脸。但此后半个世纪里，这群“假洋鬼子”却撑起中国近代化骨架：詹天佑成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唐绍仪出任民国首任国务总理；梁诚任驻美公使，促成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唐国安任清华学校首任校长；蔡绍基任北洋大学校长；另有铁路、矿冶、海军、外交官数十人，分布于电报、轮船、炮械、矿务、条约谈判一线。
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是洋务进程中的一次自我斩腕；而他们归国时“如囚归狱”的待遇，则把一个旧体制的恐惧写得极清楚：它害怕新知，害怕自由，害怕青年身上有了另一种世界，却又在衰败中不得不借这些青年去修路、架线、造船、谈判。
他们回来，不是被祖国拥抱，而是被祖国审问。可最后改写中国近代史的，恰恰是被审问的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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