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刀能砍人，一支箭能射人，一杆长矛也能杀人。
甲胄呢？
甲胄本身既没有刀刃，也不能射箭，不过是一套穿在身上的防护装备。按照今天普通人的直觉，如果古代朝廷真要严禁武器，那最该严查的应该是刀枪弓弩，而不是铠甲。
唐朝甚至允许老百姓拥有一些武器
按照《唐律疏议》“私有禁兵器”条的规定，私人并不是所有武器都不能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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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文明确把甲、弩、长矛槊、具装等列为严格限制的军事装备，同时又注明，弓、箭、刀、盾和短矛等器物，在一定条件下私人可以持有。
也就是说，一个唐朝人家里有刀，并不能因此直接推断他准备造反。
可是甲的情况明显不同。
《唐律疏议》规定，私有禁兵器通常处徒刑；弩的处罚进一步加重，而私藏一领甲，处罚可以达到流二千里。如果达到三领甲，律文规定可以处以绞刑。私造相关禁兵器的处罚还要再加一等。
当然，这是一部具体时代的法律，不能简单理解成“中国古代两千年始终都是同一套规定”。
但它至少说明，在唐代国家眼里，甲与普通生活中可以出现的刀箭完全不是同一种东西。
为什么？
刀和甲的不同之处
一把刀很危险。
但一个拿刀的普通人，和一名真正能够持续作战的士兵，完全是两个概念。
人在毫无遮护的情况下冲进冷兵器战场，面对箭矢、长矛和刀斧，生存时间可能非常有限。即使武器再锋利，只要被对面先刺中一次，战斗基本也就结束了。
甲胄改变的是这种逻辑。
它不能主动杀敌，却能显著提高人员在战场上承受攻击、继续作战的能力。
一个人拿着菜刀，可能是生活需要，也可能是临时斗殴。
一个人拥有完整战甲，含义就完全不同了。
更何况，如果不是一领，而是三领、十领、几十领呢？
这时候朝廷考虑的已经不是“这个人会不会砍邻居”，而是：
他在给谁装备？
一领甲和十把刀
冷兵器时代，组织起来的人，比单个持械者危险得多。
十个人各自拿一把刀，并不一定就是一支军队。
但是十个人如果拥有统一的甲胄、长兵器、弩、马具，再接受一定训练，就开始接近一支小规模武装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古代国家对“谁有能力组织暴力”异常敏感。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与武力之间的研究指出，各朝政府始终需要处理一个基本矛盾：国家需要培养能够使用暴力的人去作战，同时又必须控制这些人的武器、训练和组织能力，以免合法军事力量反过来成为挑战中央权力的力量。
从这个角度理解，就不难明白为什么甲胄如此敏感。
甲胄比普通刀具难得到得多
古代刀具用途很广。
农耕、狩猎、屠宰、防身，都可能使用各种刀、弓和箭。
甲胄却不同。
一套真正能用于战争的甲，需要大量材料和工艺。
无论铁甲、皮甲还是其他形式的军用护具，都涉及生产、加工、维修和储存。在大型军队中，它还需要与人员、马匹和编制相匹配。
唐代军事制度本身也说明，军事装备和兵员组织高度相关。研究唐代军事制度的David A. Graff指出，唐朝不同阶段采用府兵、长期职业军人以及地方军事集团等多种组织形态，军队的装备、资源和国家征调体系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
所以一个普通家庭偶然有把刀，很容易解释。
突然多出几套可以投入战场的甲，解释空间就小得多。
这就像在现代社会，一把普通工具和成套军用防护、通信、武器系统给人的安全含义完全不同。
政府看的不是某件物品单独能不能杀人，而是它属于什么体系。
为什么弩也和甲一样受到重点控制
《唐律疏议》里另一个处罚明显偏重的东西，是弩。
原因同样如此。
弓虽然需要长期训练，但强弩可以通过机械结构储存能量，拥有不同于普通弓箭的军事价值。因此唐律把弩与甲单列，提高处罚等级。
《唐律疏议》在讨论盗窃军事装备时，也特别把甲、弩区别对待。
“盗禁兵器”条规定，盗取普通禁兵器有相应处罚，但涉及甲、弩时刑罚更重；达到规定数量时，甚至仍然按照私有甲弩的重罪处理。
“组织能力”
对于一个王朝来说，街头上一个拿刀的人，通常只是治安问题。
几十名拥有甲胄、弩、长兵器并且能够互相配合的人，就可能变成军事问题。
前者可能杀伤几个人。
后者一旦发展起来，可能占据县城、夺取仓库、攻击官府，再吸收更多人员，最后变成一次地方叛乱。
因此古代统治者真正忌惮的，从来不只是“杀人工具”。
而是普通社会中是否出现了一套可以独立于国家之外运行的武装体系。
参考资料：
《唐律疏议》卷十六，“私有禁兵器”条。(维基文库)
《唐律疏议》卷十九，“盗禁兵器”条。(维基文库)
Peter Lorge, “State, Society and Trained Violence in China, 618–15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剑桥出版社)
David A. Graff, “The Reach of the Military: Tang,”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剑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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