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逵先生十周年忌辰，友朋生徒群集，追思先生勤学精研，教书育人，以及坎坷经历，方方面面，意深情笃。听后回家议论，歔欷不能已。
鸿逵先生年辈在长，我是后学。一九五二年秋北大迁校燕园以后，我与先生久为紧邻，几乎天天能在家门口见面闲谈几句。先生治清史有年，承孟森先生之学，尤精清初历史。我在北大学习时常听郑天挺先生谈到孟先生的学问，曾读过几种孟先生的主要著作。后来在文科研究所整理编纂太平天国史料，与晚清历史也沾过一点边。不过院系调整后由于教学需要，我转入中国古史的前半段，不再留意清史，在专业研习上与鸿逵先生的段落隔远了。记得那时先生已着手整理孟森先生遗著,深夜伏案。我自己读书备课也只有深夜才有点时间。两家一墙之隔，常常是夜半灯影相映，各自潜思。不过那时政治运动越来越多，探讨学问的空气越来越稀薄，教师之间一般也少谈学问。我与先生接触虽多，问学求益却少。
我的一家与先生一家过从甚密，多在生活的照顾上，说起来琐碎，但情谊难忘。迁校那年，我家刚有了婴孩，一时保姆难找。妻子兼任系秘书工作，整天不是泡在会议之中，就是颠颠跑跑，无法顾家。我自己暂时还在城里，只有周末回来。妻子事忙，常把婴孩绑在童车上，请隔壁的商夫人随时来照看一下。从此商夫人就成了我家的“生活顾问”,后来，孩子们也都把商夫人称为商妈妈。其实商夫人不只是顾问而已，凡是我们不会做的家事，她都代劳，或者把着手教。我们来北京虽已多年，但是从集体宿舍生活改变成小家小户自起炉灶，却还是刚刚开始。我们不会生煤炉，不会烧饭做菜，不会量入为出精打细算过穷日子，特别是不会带孩子。这些都多亏了商夫人的指点和帮助。
鸿逵先生那时不过四十多岁，但是政治遭遇使他精神负担很重。我对他直觉的印象是，他本不是搞政治的人，由于过去的偶然原因，解放后背上政治包袱。他本质上是朴实、聪慧的书生，志趣在于读书而不是其它，这只要看七十年代末期政治环境改善以后他所迸发出的科研写作热情就可证明。
关于鸿逵先生，我们了解得比较近切的一面，是由于政治上的不公待遇，造成的他家经济上的艰难。那时教师生活都困难，但中老年教师毕竟比青年教师强一些。商先生情况特殊，工资比同龄教师低。他一人工资所得，除一家五口家用外，还有他们夫妇两家亲属需要赡养。我的工资虽低，但毕竟是双职工，两人收入比他一人收入还是要略多一些。我们在抚养子女以外的其它开销，比他家轻的多。可贵的是，鸿逵先生安贫乐道，无怨无尤。在先生十周年忌辰追思会上我曾默默思索，想找几个字概括他的特点。我终于觉得，用“清苦勤勉老书生”来品题鸿逵先生，也许是合适的。
鸿逵先生对清苦生活能怡然自得而少有戚容，很大程度上是商夫人辛苦照料，勤俭持家的结果。鸿逵先生似乎从来不理家务，紧日子全靠夫人对付，而夫人操持井然有序。我们感觉到，为了鸿逵先生和子女的生活，商夫人付出了许多心血，但是却很少听她诉说这种艰辛。我们交往多年，深知商夫人气性平和，助人为乐，对我家子女尤甚。1959年冬，我受批斗数月，身心交瘁，妻子又被派到农村，留下三个孩子由我一人照管，实在为难。于是妻子把上小学的孩子寄食在商夫人家，我得以度过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一家人都感激不尽。有一次得知地震消息，居民紧张，和衣而寝。商夫人怕我一人管不了三个孩子，就帮我照顾一个过夜，以防万一。事隔多年，我和妻子还常常说起这类琐事，感激无私帮助我们的好大姐。
文革风起，我们两家都落难，鸿逵先生一家受难更甚，从中关园住宅被撵走，我们来往少了。他家被挤到一间房子里住，日子艰难更甚于昔。风暴过去后，鸿逵先生有了重新握笔做文章的条件，不断发表新作，培养研究生，并且为清史学界做了许多贡献。鸿逵先生可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的成果，凝结了一对老年夫妇共同的心血。这一点，鸿逵先生同行的友朋生徒所知，恐怕不如我们作为老街坊亲眼所见真切感人。
鸿逵先生逝世，我们深感不幸，深为伤悼。差堪安慰的是，鸿逵先生子女立业，各有所专，夫人晚年生活安恬平适，天伦娱老。鸿逵先生有知，当心宽意遂，含笑九泉。是为祭。
来源：《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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