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北京，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举行。解放军代表团中，一件不大的物品引起了会务人员注意：陈明仁身上带着一把手枪。
会场有明确规定，代表参加会议时不得携带武器。可这位代表并非普通军官，而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原将领。让他交枪，程序上没有问题，处理方式却要讲分寸。
陈明仁1903年出生，1959年时已经56岁，早年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曾担任军长、兵团司令员。1949年8月，他率部在长沙起义，随后接受改编，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身份变化，并不意味着过往经历一笔勾销。尤其对陈明仁而言，他曾在四平战役中担任守城一方，给东北民主联军造成过较大伤亡。多年以后，他又与昔日的对手并肩工作，这里面既有历史的转折，也考验着双方的胸襟。
起义之后，陈明仁没有被简单闲置。1950年冬，他率部进入广西参加剿匪，配合他的正是四野名将李天佑。四平作战时，陈明仁负责防守，李天佑参与指挥攻城；此时两人已经成为共同执行任务的同志。
这段经历很能说明当时的用人原则：看的是现实表现，也看能否为国家和军队承担责任，而不是只盯着过去的阵营归属。
1952年10月，第21兵团缩编为第55军，陈明仁由兵团司令员改任军长。职务有所调整，他却没有因此消沉，仍按要求开展部队建设。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这既是对起义贡献的肯定，也包含着对其长期表现的评价。
会议现场的难题，随即摆到了有关人员面前。
当时机关会议通常不允许携枪，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场合，安保要求更为严格。警卫人员若当面强行收取，容易让陈明仁觉得自己受到特殊对待；若置之不理，又明显不符合会议规定。秘书处获悉后，将情况报告给了彭真。
彭真与解放军代表团团长贺龙商量。贺龙是元帅，陈明仁是上将，若由团长亲自出面，事情当然能够解决，但也可能让一件小事显得过于郑重，反而影响彼此的体面。
于是，一个年轻人被选中承担这项任务。他叫迟浩田，当时30岁，军衔为少校，正在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迟浩田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年轻干部。战争年代，他多次立功，曾获华东三级人民英雄称号，在部队中以敢打敢干、头脑灵活著称。让他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是因为他代表了基层指战员和中下层干部群体，而不是因为职务有多高。
有人担心，少校去向上将收枪，可能会紧张。迟浩田却没有摆出执行命令的生硬姿态。他走到陈明仁面前，先敬礼，再说道：“陈军长，会议有规定，代表携带的武器要统一保管，您身上是否带着？”
这句话的分寸拿捏得很稳。没有直接说“请您交枪”，而是说明这是面向所有代表的统一规定，也没有把陈明仁单独拎出来。
陈明仁听完，很快想起自己确实带着手枪，便说：“是我一时忘了，这把枪请你代为保管。”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迟浩田再次敬礼，把枪交给会务人员，会议结束后又按规定将枪还给陈明仁。整个过程没有争执，也没有让任何一方难堪。
这把枪对陈明仁而言，并非普通的防身武器。1945年1月，他率部参加滇西抗战中的回龙山战斗，取得胜利后，蒋介石曾向其颁发一把镀金纪念手枪。陈明仁多年保存，更多是把它视为抗日作战经历的见证。
有意思的是，正因为这把枪具有纪念意义，他才形成了随身携带的习惯。参加人大会议时，他并非有意违反规定，而是延续旧日习惯，一时没有察觉。
这件小事后来让贺龙等人注意到迟浩田的处事能力。他没有依靠军衔压人，也没有因面对上将而畏缩，而是把制度要求、工作效率和个人体面同时照顾到。
1988年，迟浩田被授予上将军衔；1993年至2003年，他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1959年会场上那个负责提醒陈明仁交枪的少校，后来走上了人民军队高级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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