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一年十月,潼关南原。
洪承畴与孙传庭两路人马合围,明军精锐倾巢而出。厮杀过后,李自成带了多年的十万大军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他自己只带着刘宗敏、田见秀等十八骑,仓皇钻进商雒山。
督师杨嗣昌闻讯大喜,向朝廷报捷,说"流贼歼灭无遗"。
十八骑,商雒山,火堆前的一小撮人。这几乎是把李自成钉死在山里了。
可仅仅四年之后,这个人就从山里杀出来,打下洛阳,开仓放粮,饥民从四面八方涌进他的队伍,人数滚雪球一样膨胀到百万。再过五年,他打进北京城。
回到三百多年前的开头,情况完全是另一幅样子。
洪武元年,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五万大军北伐,元朝最后一个皇帝元顺帝连夜开建德门逃往上都。朱棣登基后,五征漠北,朱棣本人死在了第五次亲征回师的路上。
那个年代打仗,靠的是卫所制。全国设五百多个卫,每卫五千六百人,军户世袭,朝廷给你分地,你平时种地,战时拿起刀,理论上"养百万兵而不费国家一钱"。
洪武二十一年,蓝玉率十余万精兵突袭捕鱼儿海,把北元王庭整个端了,俘获七万七千余人,北元皇帝脱古思帖木儿只带几个随从仓皇逃跑,半路上被自己人杀了。
那是明军战力的高点,也是卫所制的高点。
问题从这个高点之后就开始发芽了。永乐之后,朝廷内迁大宁卫,放弃奴儿干都司的经营,宣德年间干脆弃了交趾。前线一步一步往后缩,卫所里军官开始侵占屯田,军户被军官当成佃户、家奴使唤,不堪忍受的军户成片逃亡。
到嘉靖年间,名义上全国两百多万军户,实际在岗的逃了一半还多,京营缺额严重到什么程度?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的蒙古骑兵一路杀到北京城下,兵部尚书点名调兵,应卯的不到几万人。
嘉靖皇帝怒了,砍了几个负责人的脑袋。但这不是砍脑袋能解决的事。
随后倭寇来了。嘉靖三十八年,朝廷让戚继光自己去解决兵源问题。他跑到义乌,三千个矿工和农民入伍,编成戚家军,十二人一队,狼筅、长枪、镗钯层层递进,就是后来著名的鸳鸯阵。
台州九战九捷,福建仙游大捷,横行几十年的倭寇被这支临时募来的队伍收拾干净。
这里藏着一个明军最大的秘密:卫所兵不能战,但花大钱招募的募兵能战。从戚继光开始,明军能打的那部分,已经和体制关系不大,靠的是某个将领的个人能力与个人私财。
同一个戚继光,调到蓟州守边,向朝廷申请募兵练车营,兵部不许,只肯给他现有的边军。他没办法,退而求其次,在现有部队里练出十七万"合格"的军队。他一死,这支部队又还回去了。
万历年间,明朝财政是最好的状态。张居正改革留下的太仓充盈,东南沿海的白银滚滚而来。万历三大征,宁夏之役打哱拜,播州之役打杨应龙,朝鲜之役抗倭,三场大战,全都赢了。
平壤大捷,李如松四个小时攻下日军死守的坚城。播州之役,八路总兵平推海龙囤,把杨应龙的家族连根拔起。
这就是万历三大征的真相:不是明军突然变强了,是朝廷有银子了。有钱,就能募兵,就能置办装备,就能打出精锐。
而三大征的高昂费用,加上加派的辽饷,也把明朝的家底掏掉了一大半。等到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竖起反旗,明朝手里的银子和兵,都比二十年前少了。
万历四十七年正月,杨镐在沈阳誓师,九万大军,外加一万三千朝鲜兵,分兵四路扑向赫图阿拉。兵法书上的"分进合击",听起来漂亮。
努尔哈赤只有六万人,他的应对就一句话: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杜松贪功,轻兵冒进渡过浑河,部众在萨尔浒扎营,正挖工事时后金骑兵杀到,一天之内全军覆没。马林在尚间崖列方阵,硬顶骑兵冲击,方阵碎裂,叶赫援兵闻风先逃。刘綎一路在阿布达里冈遭到伏击,这位七十岁的老将力战而死。
四天,三路主力十万上下的兵马,全没了。第四路李如柏接到撤军令,一路狂奔回沈阳,还算捡了一条命。
萨尔浒输在哪?输在大雪封路,行军日期全乱;输在各路之间隔着几十里山地,没法互相救援;输在明军骑兵严重短缺,机动力根本不是八旗对手;也输在李成梁时代结束后,辽东再也没有能跟八旗打野战的部队。
但最根本的,是萨尔浒证明了:钱堆出来的精锐,打不赢体系性的战争。朝鲜之战消耗了辽东精锐,而补不回来了。
此后明朝对后金的战略彻底翻转。孙承宗、袁崇焕的"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宁远、宁锦两仗确实守住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先后在这两道城墙上碰得头破血流。但这是一种花钱的守:每年数百万两辽饷,投进去只够维持一条防线。
崇祯年间,三饷加派——辽饷、剿饷、练饷,一年合计加派近二千万两,几乎等于正赋。国库在刮地皮,而地皮底下,是连年大旱、蝗灾、瘟疫的中原,是驿卒裁撤后无家可归的失业者,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饥民。
这就是李自成打不死的原因。
潼关南原,十八骑。但如果把李自成杀了,还有张献忠,还有罗汝才,还有数不清的无名头目。杨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网眼再密,网住的人转眼就从饥民里重新长出来。杀是杀不完的,因为制造流贼的机器,就是朝廷自己——加派、灾荒、裁驿。
崇祯十四年,傅宗龙在项城败死。十五年,汪乔年在襄城败死。孙传庭最后一点家底在郏县、汝州被打光,潼关城破,他死在乱军里。明史说得很冷:"传庭死,而明亡矣。"
而辽东那边,松锦之战,十三万援军覆没,洪承畴降清,祖大寿降清,明朝最后一支能拉出去打大仗的野战力量,在这一战里清空了。
两线作战,两个战场都是无底洞,明朝哪个都填不起。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拆开来看,明军的战斗力其实一直是三块拼起来的。
第一块是钱。明初卫所自养,等于军队自带粮草,国家打仗成本极低。卫所一崩,军队全变成"日结工资"的雇佣兵,仗一天不打就得花钱养着。明朝的财政结构根本养不起常备雇佣军,于是只能平时凑合、用时砸钱。所以三大征能赢,萨尔浒之后赢不了——前者是限时充值的项目,后者是无限续费的消耗。
第二块是人。卫所制下,士兵是世袭农奴,没有战斗力。戚家军证明了中国农民和矿工只要训练好、军饷足,战力是世界级的。但明朝的制度始终没能把"戚家军"制度化,反而让军队越来越私人化——李成梁的辽东铁骑、袁崇焕的关宁军、祖大寿的祖家军、孙传庭的秦军,精锐全是将领的私人家丁。家丁打仗是真拼命,但家丁跟着的是人,不是朝廷。将领一死一倒,部队瞬间瓦解。曹文诏死了,曹变蛟死了,满桂死了,卢象升死在贾庄,高起潜拥兵不救——每一个能打的人倒下,明朝的战力就永久性地少一块,补不回来。
第三块是器。明朝本来是火器大国,神机营、佛郎机、红夷炮。但军工体系烂透了,偷工减料,炸膛是常事。崇祯四年吴桥兵变,孔有德、耿仲明反了,两年后带着全部红夷大炮和铸炮匠人投了皇太极。明朝花钱从澳门买来、自己还没捂热的尖端火炮,转头成了轰开松山、锦州城墙的东西。
所以怎么评价明军的战斗力?
不是从强到弱一条下滑线,而是一场持续的结构空心化。纸面上,明朝始终有百万大军;能拉出来打的,始终是那么几万到十几万;而这十几万里,真正能决定胜负的,又往往是某个将领手里几千家丁。
因此明军的战绩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分裂:给它充足的钱和一个能干的将领,它能打出平壤大捷、台州九捷、宁远大捷这样世界级的胜仗,戚继光、俞大猷、李如松、袁崇焕这些人放到任何时代都是名将。
但它打不了烂仗。打不了没钱还要打、没人还要填、输了还要再输的烂仗。辽东就是这么个烂仗,中原剿匪也是这么个烂仗。前者要钱,明朝的白银在崇祯年间断流了——马尼拉和日本的海上白银供应先后出问题,国库空得能跑马;后者要人,而人是越剿越多。
回到商雒山那十八骑。
火堆快烧完了,刘宗敏他们把仅剩的一点干粮分了。没有人知道这支队伍还能不能活,更没有人知道,四年之后饥民会重新填满它,八年之后它会站在北京城头。
明朝不是被一刀杀死的。它是在辽东的冰天雪地里、在中原的旱灾里、在一次次加派里、在一个个能打之人的坟头里,慢慢放干了血。
到最后,山海关前最后一战,吴三桂的三万关宁军已经是明朝压箱底的全部精锐。这些人确实能打,但他们打的最后一仗,是替一个已经没人给它发军饷的朝代打的。
火堆熄了。它再也没有机会重新点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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