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理解 1891 年利奥十三世在罗马写下《新事通谕》的那个下午，就很难真正看懂 2026 年 5 月 15 日这个日子有多重。
135 年前的那份文件，是天主教会第一次正面硬接工业革命的冲击——当机器开始大规模替代体力劳动、资本急剧膨胀、工人被异化为生产线上的一颗螺丝钉时，教会给出的答案是：技术的尺度必须是人，不是利润。
135 年后，在同一个周年纪念日，来自美国的教皇利奥十四世在同一张办公桌上签下了 4 万余字的《伟大的人性》通谕，签署日期精确锚定在 5 月 15 日——这不是百年来自发演变的结果，而是一次精准的、主动的、有意识的历史致敬。
展示利奥十四世签署的《伟大的人性》通谕实体书
它要回答的问题比 1891 年更棘手：当人工智能开始替代人做判断、做决定，人还剩下什么？答案仍然来自那条 135 年前就划定的基线：技术服务于人，防范技术异化，推动全球治理。
这两任教皇、两部通谕、两次工业革命，教会应对技术变革的逻辑内核，是同一套框架在不同地层上的应力传递。
利奥十三世划下的那条线，135 年后还是硬的
《新事通谕》在 1891 年的核心关切很清晰：资本主义工业体系正在把人当成可替换的劳动力单元，工人权益被系统性地碾压。通谕的立场是捍卫工人权益、界定工业时代的社会正义，它确立的原则可以被浓缩成一句话——技术必须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反过来。
这条线划下去之后，135 年间其实没有被推翻过。后来历任教皇在回应各自时代的技术变革时，都在这个基础上添砖加瓦——庇护十一世、约翰·保罗二世、方济各都写过相关的通谕，但要把它们串成一条严谨的、有官方文本支撑的逐环节传导链，中间缺了几个关键环节的公开文本。
换句话说，框架一直在，但中间差不多有一个多世纪的传导是断裂的——直到 2026 年，利奥十四世直接跳过中间的所有环，把手伸回了 1891 年。
他选的动作很重：不仅用“利奥”这个名号，还亲自出面、在通谕发布会上请来 Anthropic 的联合创始人 Christopher Olah 同台——这是历史上首次有教皇参加自己的通谕发布会，也是首次有科技界人士站在这个位置。
身着宗教礼服的利奥十四世向众人挥手致意
这两个“首次”本身就是一种宣告：教会不打算站在技术变革的门外说教，它要进门说话，而且它认为自己有资格说。
从“人不该被机器取代”到“人不该被算法定义”
两部通谕的承接关系最坚实的一块证据，是官方文本的对应性。
1891 年的核心主张是“技术服务于人”。2026 年的版本直接把这个表述复刻到了 AI 语境里——“AI 必须为所有人的共同利益服务。真正的发展总是关乎每一个人和完整的人。每一个人意味着谁也不能被置于数字化转型的边缘。
完整的人意味着谁也不可被简化为生产力、认知表现或纯粹的数据。”这段话几乎是 135 年前那封信在现代的回声，只是在“机器替代体力”的后面加上了“算法替代判断”。
防范异化的逻辑线同样清晰。《伟大的人性》提出了一个叫“巴别塔综合症”的概念，直指资本对利润的极致崇拜正在让技术脱离服务人类的轨道。
通谕里有句话几乎可以直接放在《新事通谕》旁边对照着读——“当 AI 技术让效率、控制与利润成为评判一切的标准，人便沦为剥削的对象，被简化为系统的齿轮。”把“AI 技术”换成“工业机器”，这句话在 1891 年完全成立。
全球治理主张的继承就更直接了。1891 年通谕试图在全球范围内界定工业时代的劳动正义；2026 年通谕则呼吁建立“健全的法律框架，独立的监督体系”，并警告 AI 可能变成一种新的“经济殖民主义”，让富裕国家在技术上锁死贫穷国家的上升通道。
其中最有斗争性的一条，是明确反对少数科技巨头垄断 AI 的道德标准定义权——“没有任何单一的意识形态或利益能决定把怎样的价值观嵌入到人工智能系统中。”
但这次有一个关键变量不同了
如果说《新事通谕》应对的是体力劳动被取代，“人找不到工作”的问题，那么《伟大的人性》面对的则是认知、创造、判断这些曾经被认为是人类专属领域被侵入的局面。1891 年的人可以重新定义自己的位置——机器能搬砖，但不能作曲。
2026 年的问题在于，当 AI 写的文章更流畅、做的判断更高效、甚至能模拟同情与理解之后，“人来做这件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利奥十四世用了一个很重的词——“人类感的日蚀”。通谕明确指出，AI 可以模拟关系，但不能承担关系里的责任；可以模拟创造，但不能拥有创造背后的意志；可以模拟判断，但不能对判断的后果负责。
这些区分能不能站住脚是另一回事，但它是 1891 年框架在当下环境里的一次升级：从前是保护人的劳动，现在是保护人的主体性。
这也是为什么不能简单地把这次通谕看作“历史重演”。相似性确实很强——底层逻辑、核心主张、发布姿态都高度一致。但差异点更致命：上一次面对的对手是蒸汽机和流水线，这一次的对手是一个可能绕过所有传统道德框架的东西。
通谕自己都承认，在自主武器系统、算法打击链这些场景下，传统的战争伦理框架已经彻底失效了，原来的逻辑不再适用。
还有一个历史反例同样值得标出来：在近代印刷术普及之前更早的时期，教廷曾长期严格禁止拉丁文以外的圣经版本出现，通过垄断解释权来维护特权。这说明这套“技术变革→道德回应”的逻辑，并不是教会历史上自动触发的本能反应，它有选择性，有边界，也有政治计算的成分。
所以，帝国大厦和巴别塔之间的距离，从来不是技术决定的，而是人决定的。1891 年那次回答的是“机器来了，人算什么”，2026 年这次要回答的是“算法能替人做一切，那做人还有什么意义”。这两任教皇写的是同一封信的开头和续篇。但续篇的结尾，还没人写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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