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5月，北京城内，李济深得知袁崇焕墓将被迁移后，立即找到叶恭绰、柳亚子、章士钊商议。几位老人没有争论个人得失，而是思考一个问题：一座旧墓，为什么值得在城市改造中保留下来？
当时，北京正在进行大规模建设，城内一些旧坟、义冢被列入清理和迁移范围。东花市一带的袁崇焕祠墓，也因此面临变动。按照当时的规划思路，墓地占地有限，年久失修，又处在城市发展区域，迁移似乎并不难。
但李济深认为，袁崇焕墓不能只按普通旧墓处理。袁崇焕是明末蓟辽督师，长期经营关宁防线，曾在宁远等地抵御后金军队。后来，他因复杂的政治斗争被崇祯帝下令处死，死后又长期背负罪名。直到清代，相关评价逐渐改变，后人才重新认识到他的军事才能和守土立场。
传说袁崇焕遇害后，一名姓余的义仆冒险收殓其首，并将其安葬在北京。余氏后人此后世代守墓，这段传说虽带有民间色彩，却使这处墓地在数百年间一直有人照料。墓前“有明袁大将军之墓”的石碑，则为清道光十一年，即1831年湖南巡抚吴荣光所题。
有意思的是，李济深本人并非只凭私人情感行事。他是广东籍重要政治人物，曾任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后来成为国民党民主派代表。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李济深担任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又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深知历史人物和公共记忆之间的关系。
在他看来，保留袁崇焕祠墓，不是恢复旧式祭祀，也不是为某一家族争取特殊待遇，而是保存一段有关守土、责任与民族气节的历史。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仍在进行的背景下，这种象征意义更为明显。
1952年5月14日，李济深等四人联名致信毛泽东，请求对袁崇焕祠墓予以保全。信中写道：“数百年来祭扫不绝”，并强调当时正值提倡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之际，希望有关方面不要简单迁移。
信写得很短，分量却不轻。它没有铺陈李济深个人身份，也没有要求对城市规划全面让步，只是说明袁崇焕在明末边防史上的位置，以及这处遗存所承载的历史价值。这样的请求，既照顾了城市建设的现实需要，也提出了文物和历史人物应被区别对待的理由。
5月16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的意见是并无大碍，袁崇焕墓地应该予以保留。”这里的“查明”，并不是一句泛泛而谈的话，而是要求北京市对墓地现状、规划影响和保留条件作出具体调查。
几天后，毛泽东又写信回复李济深等人，表示已经将此事告知北京市市长彭真，如无大碍，应予保存。彭真随即组织有关方面核查，墓地最终没有被迁走，祠墓也得到相应保护。
这件事的关键，并不只是毛泽东一句批示，而在于处理方式没有把历史保护同城市建设对立起来。只要经过调整，能够保留，便没有必要为了整齐划一而彻底抹去。对一座城市来说，街道可以改变，建筑可以修缮，但某些地点所留下的历史证据，一旦消失，往往难以恢复。
李济深晚年仍十分关心这处遗存。1959年10月9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五岁。此前，他长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也一直重视民主人士在历史文化保护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袁崇焕墓能够保存下来，与这份坚持有直接关系。
此后，祠墓经过多次修缮。1991年北京举行亚运会前，北京市有关方面拨款对墓地进行维修，次年又组织各界人士前往凭吊。如今留存的祠墓格局，已不是明代原貌，却保存了后世修葺、题刻和祭祀留下的痕迹。1952年那封不足两百字的信，也成为这段保护过程中的重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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