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构建起“一防一治、攻守兼备”的肝癌防治体系，这套体系并非零散的诊疗技术叠加，而是贴合疾病地域特征、适配全球防治需求、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姜微 龚雯
作为全球高发、高致命的恶性肿瘤，肝癌的疾病图谱与诊疗范式正迎来历史性迭代。
两份由中国专家领衔、发表于《柳叶刀》的重磅研究，精准洞察并破解肝癌防治的变局与困局，为全球肝癌治理与救治提供关键依据和解决方案。
其“一防一治”的最新成果，映现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下称中山医院）肝胆肿瘤外科核心团队的硬核实力。这既是中国肝癌诊疗数十年深耕积淀的集中迸发，也标志着中国在全球肝癌防治领域，从经验跟随、病例积累，迈入原创引领、标准输出的新阶段。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樊嘉（右二）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周俭（左三）在实验室了解相关研究进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供图
洞悉病因重构 解码全球肝癌防治新变局
肝癌素有“沉默的杀手”之称，潜伏期长、早期症状隐匿，是摆在全球公共卫生体系面前的一道难题。
全球每年新发肝癌病例87万，死亡病例76万。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若不采取有效预防措施，预计到2050年，全球肝癌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将分别达到152万和137万，几乎是当前的两倍。
很多人印象里，肝癌大多与肝炎病毒有关。2025年7月《柳叶刀》刊登的一篇《全球肝癌防治策略和行动计划》，刷新了很多人的认知。这是《柳叶刀》创刊200多年来，首次由中国专家牵头，联合日本、韩国、美国、法国等地的51位顶尖专家共同制订的重大报告。
这份凝聚了全球智慧的报告，揭示了两个关键信息：
一是全球肝癌病因重构，传统病毒性肝癌占比持续回落，代谢性肝病相关肝癌快速增加，悄然改写全球“肝癌地图”。具体而言，乙肝、丙肝仍然是“主要元凶”，但代谢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MASLD）和代谢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MASH）正在迅速增加，而肥胖和糖尿病加速了MASLD发展为MASH。据预测，MASH相关肝癌病例占比将从2022年的8%增至2050年的11%，增幅高达35%。与此同时，酒精相关肝癌比例也从19%升至21%。
二是全球60%的肝癌病例可以预防。通过采取科学有效的防控手段，预计到2050年，全球能减少880万到1730万肝癌新发病例，避免770万到1510万人死于肝癌。
作为该报告专家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周俭表示，该报告系统总结了包括中国经验在内的全球实践。项目历时3年多，围绕流行病学、病因防控、早筛早诊、病理影像、治疗及伦理等议题，线上线下讨论200余次，正文超2.3万字，求大同存小异，将全球癌症登记数据与疾病预测模型整合，科学量化了肝癌未来格局。
业内评价，中国依托多年积累的实实在在的防治经验，证明主动干预能够扭转肝癌流行态势。
源头防控方面，中国自2002年将乙肝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后，全国新生儿接种率超过95%，使15岁以下儿童乙肝感染率由原先的10%下降至1%以下。
区域实践层面，江苏启东通过综合防治策略——包括普及乙肝疫苗接种、调整主食结构（以水稻替代玉米减少黄曲霉毒素暴露）等，以及对高危人群开展B超和甲胎蛋白筛查，将当地肝癌5年生存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2.5%提高至目前的30.8%。
肝癌诊疗领域，医疗机构依托多学科团队协作、新技术应用和积极科学的术后随访计划，持续提升肝癌病人术后的5年生存率。
“这些成功经验有力证明，肝癌完全可以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作为可防、可控、可治的慢性病来管理。”周俭说。
报告为此制定三级防控体系，层层守护肝脏健康：一是在预防端，强调乙肝疫苗普及，积极推广治疗乙肝、丙肝特效药，以及提醒大众警惕高糖高脂饮食和过量饮酒带来的肝损伤；二是在筛查端，建议把肝纤维化筛查纳入糖尿病、肥胖人群体检，推广无创检测，降低普通人的筛查门槛；三是在治疗端，提升药物可及性，缩小不同地区医疗差距，并将姑息治疗纳入管理体系，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我们联动国内外多个部门、机构，依托国际合作，持续呼吁优化各国卫生政策，也倡导每个人当好自身健康第一责任人，希望一步步扭转全球肝癌的增长势头。”该报告专家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名誉院长樊嘉说。
攻坚临床难题 探求中晚期肝癌诊疗新突破
除源头预防体系持续完善外，临床诊治水平也实现全方位跃升。
根据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统计数据，在肝胆肿瘤外科接受手术切除的肝癌患者，术后5年生存率达到70%以上，10年生存率接近60%。遗憾的是，肝癌通常发生在慢性肝病（如肝硬化）的基础上，从肝炎感染、脂肪肝到肝硬化，再到癌变，整个过程可能长达10至20年，且早期毫无症状，超过60%的病人一旦诊断为肝癌已经是中晚期，失去了手术切除的机会。
帮助这些不适合手术切除的病人，通过降期治疗实现“绝境求生、再创生机”，成为一批又一批中国医务工作者攻坚奋斗的目标。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就探索通过放射免疫治疗、肝动脉结扎、插管等方法，让部分不可切除的肝癌病人获得手术切除机会，其术后生存期可以跟直接手术的病人媲美。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允怡等也在该领域做出很多探索，通过使用局部治疗或全身治疗的方法，让不可切除肝癌病人获得手术切除机会。
2019年免疫治疗出现后，免疫治疗联合靶向治疗，成为临床探索的前沿热点。一些医生发现，部分病人靶向免疫治疗效果很好，肿瘤明显缩小，癌栓退缩。原来不适合手术的中晚期病人，在治疗后变得适合手术切除。于是医生尝试给部分病人开展转化治疗后的切除，结果发现比较安全，且患者术后可以长时间无瘤生存。
樊嘉多年前就敏锐提出：“靶免治疗或将成为晚期肝癌转化降期治疗的重要手段”。以此为指引，樊嘉联合20多家国内大型肝胆肿瘤中心，开展一项大型Ⅲ期研究，为疑难肝癌临床救治突破瓶颈埋下关键科研伏笔。
今年8月，这项历时7年的研究结出硕果，为局部晚期肝癌转化治疗领域长期存在的决策困境，提供了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支持。
在这项研究中，489名合并血管癌栓的局部晚期肝癌患者，接受了4周期的阿替利珠单抗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治疗后，影像检查未发现肿瘤进展并且肿瘤可以被切除的201例患者接受随机分组，A组患者接受手术切除，术后续贯使用阿替利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1年；B组患者接受持续的系统治疗。结果显示，A组患者在术后复发或死亡的时间显著晚于B组患者的肿瘤进展或死亡时间，延长幅度近一倍。
这意味着，对药物治疗有效的晚期肝癌患者实施手术切除，重新划定治疗边界，有望帮助患者提供无瘤生存机会，或将改写中外肝癌临床实践。对曾经被判“治疗无望”的晚期肝癌患者而言，多争取到的一分一秒，都是实实在在活下去、好好活着的希望。
医学的每一小步，落到患者身上，都是改变命运的一大步。《柳叶刀》为该研究文章配发同期评论。来自西班牙的Alejandro Forner教授称：该研究是首项评估手术切除能否为对系统治疗产生应答的晚期肝癌患者带来获益的多中心、随机、Ⅲ期试验。研究提示，切除肿瘤及其肉眼可见的血管癌栓，可能有助于防止全身播散，从而将短暂的全身疾病控制转化为长期疾病缓解。
持续输出中国方案 赋能全球健康新发展
全球肝癌防治正面临地域差异带来的现实困局，传统诊疗范式难以适配各地不同的发病特征。在此背景下，中国肝癌诊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不断打破国际固有认知、填补临床空白。从顶刊研究到可落地的诊疗体系，从本土临床积淀到面向全球的防治方案，中国收获国际科学界认可，也被寄予破解肝癌难题的厚望。
医学创新的底气，源于日积月累的临床沉淀与真实数据支撑，这是中国肝癌方案能够获得国际权威认可的核心根基。
在前述《柳叶刀》发布的《全球肝癌防治策略和行动计划》中，中山医院首次向国际公布1958年至2020年连续62年、覆盖超2.6万例患者的肝癌术后随访数据，这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模、最长周期的肝癌外科长期生存分析。
此外，基于海量临床救治经验，中山医院团队牵头国内肝胆肿瘤领域专家先后制定2021年版、2024年版肝癌转化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同时多项前沿转化治疗研究持续推进，为初始不可切除的肝癌患者拓宽根治性治疗边界。
面对肝癌这一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重大公共卫生课题，医学家们还必须携起手来，应对中外患者的发病诱因、疾病背景与合并基础病症存在显著地域差异等挑战。
樊嘉称，欧美患者多为丙肝后肝硬化、代谢性脂肪肝高发，而中国患者以乙肝相关性肝硬化为主要发病特征，且现阶段代谢性肝病相关肝癌占比持续攀升，即便是亚洲邻国，患者发病特征也有区别。
中国团队持续产出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恰逢其时地为全球不同地区、不同病因背景的肝癌人群诊疗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参考范本。比如，国际上部分国家和地区长期秉持“晚期肝癌不推荐手术切除”的诊疗理念，被中国的原创研究成果逐步颠覆、更新。
从数据积累到标准输出，离不开高效联动的协同创新体系。近年，国家高度重视医学科技创新，重点布局、大力扶持临床转化“最后一公里”，打通基础研究、临床攻关到成果落地的全链条，为原创性临床研究生根结果、推广应用提供坚实的政策保障与资源支撑。同时，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前沿科技快速发展，与临床诊疗深度融合，大幅提升临床病情研判、方案制定的精准度，为原创科研突破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金春林表示，一系列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标志着中国临床医学完成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跃升，不仅有论文数量优势，更在科学领导力、范式创新力、全球治理参与力三大核心能力上实现同步突破。
目前，中国已构建起“一防一治、攻守兼备”的肝癌防治体系，这套体系并非零散的诊疗技术叠加，而是贴合疾病地域特征、适配全球防治需求、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化解决方案。
“未来，中国医疗团队将持续深耕临床研究、迭代诊疗技术，持续破解全球肝癌防治领域的核心难题，持续输出高质量中国方案，助力降低全球肝癌疾病负担，为人类健康事业发展注入创新力量。”周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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