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秋，北京京西宾馆，叶剑英与张爱萍面对面坐着。一个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老元帅，一个是多年未能正常工作的开国上将。谈话开始时，两人没有急着谈职务，而是先问起身体。
张爱萍的腿伤和关节炎一直没有完全恢复，久坐、行走都很困难。更难处理的，是多年遭受冲击后留下的心结。叶剑英很清楚，张爱萍推辞，并不只是因为行动不便。
张爱萍曾为国防科研和战略武器建设倾注多年心血。新中国成立后，他负责过国防科研方面的工作，也参与了导弹基地建设和核试验组织。对这类工作，他熟悉技术人员的脾气，也知道大型工程最怕层层拖延、相互推诿。
这份能力，并不是一开始就成熟的。
1936年，张爱萍任红军骑兵部队领导，在陕北执行任务时接连取得胜利。部队奉命返回瓦窑堡途中，他率队经过青阳岔，遭到地方武装伏击。骑兵团伤亡较大，张爱萍本人负伤，战马也被击毙。
这次失利对他打击很重。他主动请求处分，并接受了撤职处理。有人讥讽他“百战百胜”，张爱萍顶了一句：“胜败乃兵家常事。”话虽硬，心里却明白，轻敌和麻痹才是这场失利的根源。
毛泽东后来找他谈话，指出战场上没有永远取胜的将领，犯了错误就要认真改正。张爱萍没有把处分当成终点，而是申请到红军大学学习，后来还担任教员。这段经历，使他在军事指挥之外，逐渐形成了重视训练、制度和技术的办事风格。
新中国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国防建设不能只靠步枪和火炮。张爱萍承担的任务，也从带兵打仗转向组织科研、培养人才和建设基地。
1958年，他陪同有关领导视察炮兵和导弹训练情况。面对当时的技术差距，陈毅曾用形象的话说明发展导弹的重要性。张爱萍接过话头说，不能没有“打狗棍”。这句话口语化，却点出了一个严肃问题：没有可靠的战略武器，国家安全就缺少重要支撑。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同一时期，导弹基地的建设也在推进。张爱萍曾到西北荒原勘察选址，钻山沟、穿密林，逐项了解地形、水源、交通和工程条件。有人想搀扶他，他常常摆手拒绝。对他而言，基地报告不能只写在纸上，必须亲自看过现场。
1965年，组建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的任务提上日程。张爱萍参与研究方案，推动有关部门整合力量。1966年7月1日，第二炮兵成立。名称变化的背后，是中国战略力量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遗憾的是，特殊年代的冲击也波及了张爱萍。他受到不公正对待，身体状况恶化，关节疼痛甚至影响睡眠。周恩来得知情况后，曾设法让他到医院治疗。1971年以后，随着局势变化，张爱萍的处境才逐步出现转机。
1974年国庆招待会期间，张爱萍重新公开露面。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希望他到院里工作，叶剑英则考虑让他负责国防科学技术方面的事务。叶剑英到京西宾馆探望时，直接把选择摆到他面前。
张爱萍回答，腿还没有好，身体也不适合继续工作。叶剑英没有立即反驳，只是提醒他，问题恐怕不单是腿伤，也包括这些年受到的委屈和顾虑。叶剑英说：“不只是腿的问题吧？”
这句话说得很重，却没有责备的意思。张爱萍曾经负责过国防科研，对机构积压的问题并不陌生。叶剑英认为，正因为他懂技术、懂军队，也敢于讲真话，才适合在混乱局面中重新把工作理顺。
不久，一次卫星发射失利又改变了谈话的气氛。张爱萍听到有关情况后，脱口而出：“胡闹。”叶剑英随即劝他出山，并说明中央军委已有安排。面对国家重点工程不能久拖的现实，张爱萍沉默许久，答应服从组织决定。
出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人后，他没有停留在听汇报上，而是到有关工业部门和生产单位了解实际情况，检查管理、生产和科研衔接中的问题。面对阻力，他仍坚持按计划推进，提出分阶段完成重点任务的方案，并同钱学森等专家反复讨论。
那段时期，叶剑英和邓小平都明确表示支持。有人担心工作过猛会引来非议，邓小平则表示，办事不能畏首畏尾，出了问题由组织负责。张爱萍由此重新回到国防科技建设的核心岗位，承担起加快卫星、导弹等项目发展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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