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历史如长河奔涌，逝者如斯，不可复追。穷尽考据，我们也永远无法抵达百分之百的“真实”。史学意义上的真实，从来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而是言必有据的严谨。三国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期，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我自幼喜读三国，今依托《三国志》《华阳国志》《资治通鉴》《后汉书》等史料，并借鉴吕思勉、金性尧、方北辰、何兹全、田余庆等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搜寻、打捞、辨别、拼凑、梳理，最终形成“史话三国系列”，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二篇。
昨天在小稿《史话三国①来敏：富贵名寿俱全的人》里说来敏是蜀汉集团门面上的一块金字招牌，说到招牌，马超无疑则是另一块更扎眼的招牌。
说马超是蜀汉集团的招牌，是指刘备对马超一直非常防范、忌惮，仅用其名、给其表，但不赋其实、使其能，和《三国演义》里两人肝胆相照、生死相拖大相径庭。
先说“用其名”。据《三国志》记载，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群臣上《立汉中王表》，领衔的就是“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许靖、庞羲、射援紧随其后，后面才是诸葛亮、关羽、张飞等人。为什么？首先，马超的都亭侯是早年汉廷旧爵，是蜀汉这个草根集团里职位最尊、名分最正，给汉帝上表为刘备请封，自然需要马超打头。其次，马超父子两辈盘踞西凉，是汉末西州最大的割据势力，其归附象征着地方强豪对刘备的承认。再次，马超前期是与曹操、刘备平级的“一方诸侯”，以败亡之主的身份率先请封，最能抬高表文的规格。刘备要的，正是马超“都亭侯”“西凉旧雄”的金字招牌，为自己称王之路捧场架势。
再说“给其表”。刘备到称汉中王后封四方将军，拜马超为左将军、假节，职位仅在关羽之下。及至章武元年，又将马超抬到骠骑将军、领凉州牧、斄乡侯的高位。汉朝武官排序依次是大将军（或加大司马）、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四方将军、四征将军、四镇将军、四安将军、四平将军、杂号将军（上文《史话三国①来敏：富贵名寿俱全的人》中来敏最后被封的“执慎”将军就是杂号将军）。蜀汉不设大将军，骠骑将军即为武官之首，马超名义上全蜀第一，并且策文上还写“信著北土，威武并昭，兼董万里”，表面上把马超的面子给到顶了。
但是这仅是马超的“面子”，“里子”一拆就空。
先说“不赋其实”。马超刚归附蜀汉集团后，刘备“以超为平西将军，督临沮，”但临沮在关羽荆州防区，他根本无法赴任，徒有其名；马超迁左将军时，刘备又许他“假节”，但马超一直没开府，又是徒有其名；待到马超迁骠骑将军时领凉州牧，但凉州全在曹魏手里，还是徒有其名。最典型的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夏，汉中落入蜀汉集团囊中。作为入蜀北门，汉中正对凉州、羌胡。马超是凉州旧主，“信著北土、甚得羌胡心”，若能镇守汉中，羌胡来附，事半功倍，无疑是镇守汉中的首选人物，但刘备却破格提拔魏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汉中太守。《三国志·魏延传》说刘备这一安排“一军尽惊，”这“一军尽惊”里，恐怕马超是最惊讶、惊惧的人吧？终马超一生，在蜀汉一郡不守、一城不入，没有半点“里子”。
再说“不使其能”。《三国志·杨阜传》记其语曹操：“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西州畏之。”而《山阳公载记》更载曹操败于马超，仓皇间哀叹：“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可见马超之勇，确非虚名。然而，从建安十九年（214年）入蜀，到章武二年（222年）身故，整整八年，正史之中马超可考之出兵仅此一次：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随张飞、吴兰屯兵下辩，迎战曹洪、曹休。即便在这唯一的一战中，马超也屈居张飞之后，充任策应之副手。虎将八年，只此一役，且为偏师，马超空怀“信布之勇”，终被“束之高阁”。
为什么刘备对马超不愿“赋其实”、“用其能”？
绵阳地方史志学会副会长唐光孝先生曾撰文《略论马超落寞蜀汉源于不良风评》，指出马超在蜀中及汉中张鲁处，虽身居高位，实则未获重用，无显著事功，其根源正在于当时的舆论环境——“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不爱其亲，焉能爱人”等负面评价，使其难以见信于主。刘备与张鲁皆不敢委以大任，致其盛年落寞，所谓“风评杀人于无形”。
应该说，唐光孝先生的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典略》记载，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控制的朝廷征马腾为卫尉，“又拜超弟休奉车都尉，休弟铁骑都尉，徙其家属皆诣邺，惟超独留。”马超父亲和两个弟弟都携家带口去朝廷供职，显然是作为人质而遥控仍在西凉掌领马腾旧部的马超。但马超对此概不加以考虑，仍与韩遂联合起兵背叛曹操，最后导致马腾“坐夷三族”。在忠孝为本的汉末，此等“背父叛君”之行，舆论影响之恶劣可想而知。尽管后来马超对此感到悲痛，以至“捶胸吐血”，但为什么最初不顾“阖门百口”的安危，贸然起兵?正暴露其“勇而不仁”、“强而无义”的性格底色。
建安十七年（212年），马超围攻冀城，不仅杀死凉州刺史韦康，进而屠戮守将的家人，包括赵昂的儿子、姜叙的母亲和杨阜的族人等等，马超滥杀无辜，令当时“州人凄然，莫不感愤”。此举不仅失德，更彻底败坏了他在士大夫与羌胡人民心中的形象。
正因如此，马超在当时的风评极差。
《益州耆旧传》评其“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典略》更引时论“不爱其亲，焉能爱人？”——连至亲都不顾惜，又岂能指望其忠爱于君、信义于人？此类评价，对于马超而言，无疑是致命的。刘备虽借其名以震慑羌胡，却绝不敢将兵权托付于一个信用破产的“背亲”之人。马超之“落寞”，很大程度上是其性格与德行在乱世中的必然反噬。
然此论虽佳，恐非主因。为何？因为法正同样“不以德素称”，刘备却倚为谋主，宠遇无双。可见刘备用人，从不以“风评”为限。个人认为，刘备之所以对马超不能“赋其实、用其能”，主要还是因为“忌惮”二字，这不是道德审判而是政治算计。
史学大家方诗铭在《马超及其在蜀的处境》一文中，便持有类似观点。他考证马超雄据凉州之时，曾有兼并刘璋所据益州、将凉益合为一体的野心，只是被蜀郡太守王商识破。
《益州耆旧传》载王商谓刘璋曰：“超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部，士美民丰，宝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璋从其言，拒而不纳。
王商此语，道破天机——马超绝非只知逞勇的匹夫，而是确实具有如韩信、英布那样的大将韬略。
他西望益州，谋的是凉益一体、图霸称王，这也恰恰解释了为何当年马腾及阖门百口为质于邺，马超仍决然联韩遂抗曹，他并非不知家人安危，而是地盘与势力在其心中远重于骨肉亲情。
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作为一代枭雄，刘备对马超这个有野心、有能力、有名望的凉州旧主仅用其名、给其表但不赋其实、使其能就再正常不过了。
对此，马超不能不有所觉察，《三国志·蜀书·彭羕传》里写到“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马超所以“常怀危惧”绝不是偶然的。
章武二年（222年），马超在病榻上给刘备上疏：“臣门宗二百馀口，为孟德所诛略尽，惟有从弟岱，当为微宗血食之继，深托陛下，余无复言。”这纸“临没上疏”，是一个有表无里、有名无实的人最后的体面。
尤其“余无复言”四字，不是释然，是郁愤到底，其实马超一直都很清楚：自己这块招牌，从立上去那天起，就注定被刘备只挂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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