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冬，湘赣边界新城一带，红五军刚结束战斗，滕代远却因一次枪械走火倒在了驻地附近。彭德怀闻讯赶来时，军医正在紧急处理伤口。枪声距离争执并不久，这件事后来被反复讲述，也因此添上了不少戏剧化色彩。
需要说明的是，现有史料能够确认的重点，是滕代远遭遇了意外枪伤，而不是他有意自残。至于“吵架后开枪”的说法，更多是后人将几件相邻发生的事情串在了一起。两人确实曾因部队行动问题发生争论，但争论与枪伤之间，并不能简单画上因果关系。
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等人在湖南平江发动起义，随后率部转战湘赣边界。起义部队人数有限，成分也比较复杂，既有参加过旧军队的官兵，也有刚拿起武器的农民。队伍缺粮、缺药，更缺少稳定的补给线，行军过程中稍有疏忽，便可能陷入追兵包围。
彭德怀长于带兵打仗，判断果断，遇到敌情时往往强调迅速行动。滕代远则更重视政治工作和部队整顿，常常提醒彭德怀，旧式军队留下的习气不能带进新的队伍。一个侧重战场速度，一个着眼队伍建设，意见相左并不奇怪。
有一次，部队准备转移，滕代远认为连续行军已经让官兵十分疲惫，应当寻找地点休整。彭德怀却担心敌人追得太紧，坚持尽快脱离险境。两人争得很厉害，身边的人都不敢插话。彭德怀后来仍然作出妥协，同意部队短暂休息，但要求恢复行动后不能拖延。
这类分歧，放在普通环境中或许只是工作意见不同，放在敌军追击、粮食短缺的战场上，却直接关系到数百上千人的生死。彭德怀必须考虑敌军合围的速度，滕代远则不能不顾官兵体力。两个人都不是为了个人得失争执，而是在极端条件下作出不同判断。
当时红五军使用的武器来源复杂，枪械状况参差不齐，携行方式也不完全统一。驳壳枪便于近战，却对保险、枪套和携带姿势要求较高。长途行军中，肩带磨损、枪套松动、保险未扣严，都可能造成危险。战士们在枪械保养和安全操作方面，也缺少统一训练。
滕代远受伤，正与这种恶劣条件有关。行动间隙，他身上的手枪发生意外，子弹击中胸部，伤势十分严重。附近人员听到枪声后赶来，发现他已经倒地。消息传到彭德怀那里，彭德怀一时没有说话，随后立即带人赶往现场。
军医检查后，判断子弹没有击中心脏和大血管，但伤口仍然凶险。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处理枪伤比战斗本身还要困难。没有像样的手术器械，只能依靠简单器具止血、包扎，再想办法把伤员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
彭德怀当时最担心的，并不只是滕代远能否活下来，还担心敌人很快追上来。若把伤员留在原地，后果不堪设想；若立即转移，颠簸又会加重伤势。彭德怀最终决定带走滕代远。有人劝他等天亮再走，他只说了一句：“不能把他留在这里。”
担架在夜色中缓慢前进，抬担架的人轮流更换。滕代远伤口疼痛，却没有让部队停下来太久。这样的转移不能称作从容，甚至谈不上周密，只是当时能够作出的选择。对一支长期处于追击中的队伍来说，许多决定都没有第二次机会。
滕代远经过救治后逐渐脱离危险。关于伤势的具体细节，不同回忆材料存在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子弹没有造成致命伤，他后来得以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有人把这次事故说成“故意受伤”，这种猜测缺乏可靠依据，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处境。
一个负责政治工作的领导人，如果主动让自己失去行动能力，不仅无法解决部队困难，还会增加队伍负担。更何况，红五军当时正处于生死关头，滕代远不可能看不出自伤会带来的严重后果。把一次枪械事故解释成苦肉计，反而遮蔽了当时武器管理混乱、行军压力巨大这些真正值得注意的问题。
伤愈之后，滕代远仍继续参与部队建设。红五军后来与红四军会师，并在井冈山地区共同作战。1929年初，形势变化，部队开始新的转移和部署。彭德怀与滕代远也在一次次战斗和整训中磨合，既有争执，也有相互补位。
彭德怀后来长期担任重要军事职务，滕代远则在军队建设、铁路兵等方面承担了大量工作。那次枪伤没有改变两人的合作关系，反而让他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战场上的危险不只来自敌人的子弹，也来自疲劳、疏忽和不规范的用枪习惯。滕代远后来提醒部队注意枪械安全，并非一句轻描淡写的玩笑，而是亲身负伤后留下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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