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8日，重庆机场，毛泽东刚走下飞机，欢迎人群和中外记者便迅速围了上来。警卫员陈龙没有跟着人群张望，而是向前靠了半步，目光从人群、车辆一直扫到机场出口。那一刻，他考虑的不是场面是否热闹，而是万一发生意外，自己该从哪个方向护住毛泽东。
这次重庆之行，毛泽东身边的警卫人员并不多。陈龙、颜太龙、龙飞虎三人，因为名字中都有一个“龙”字，被人称作“三龙护驾”。称呼听起来轻松，实际承担的压力却极重。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局势表面上是和谈，背后却充满危险。
陈龙原名刘汉兴，辽宁抚顺人。九一八事变后，他亲眼见到东北沦陷，青年时期便投身抗日武装。由于不满东北军面对日军时的消极态度，他离开原有部队，参加抗日救国斗争，后来加入东北抗联。
在东北抗战中，陈龙不仅敢打，也善于动脑。1935年，他率部在团子山一带活动，日军带着伪军前来进攻。陈龙抓住伪军不愿充当炮灰的心理，制作铁皮喇叭向对方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调转枪口吧！”
喊话动摇了伪军的战意，战斗很快出现变化。陈龙部队乘势反击，取得战果。这件事使他在东北抗日队伍中逐渐有了名气。1936年，经周保中推荐，他赴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接受了较系统的军事和政治训练。
回国以后，陈龙被调到延安，开始从事保卫和情报工作。前线作战讲究果断，保卫工作却要求细密、谨慎，甚至一个陌生人的行踪都不能轻易放过。陈龙性格急，有时为了工作安排与上级争得面红耳赤，但他做事认真，警觉性强，慢慢适应了新的岗位。
毛泽东决定前往重庆时，中央对安全问题格外慎重。李克农曾介绍陈龙的情况，称他有东北抗联的作战经验，反应快，胆识足，只是脾气较为直率。毛泽东听后并不介意，说：“有本事的人，有点脾气也正常。”
陈龙临行前加强训练，还专门了解重庆的道路和环境。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一行抵达重庆。当天的机场人多而杂，陈龙始终紧贴毛泽东。宴会上，国民党军官试图用言语和酒水套近乎，陈龙只淡淡回应，不泄露任何情况。有人问他哪里人，他回答：“东北人。”话不多，却把距离划得很清楚。
夜里，陈龙和其他警卫员没有真正放松。走廊外不时有人经过，门外也有人探头查看。陈龙整夜保持警惕，直到毛泽东转移到周恩来安排的住处，大家才稍稍安心。此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参加谈判、会见各方人士，陈龙始终随行保护。
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安全返回延安。李克农询问陈龙表现如何，毛泽东只说了四个字：“忠心耿耿。”这句评价很重，也改变了陈龙后来的人生轨迹。
重庆任务结束后，陈龙原本准备回到原岗位。没想到，中央有人转告他，毛泽东希望把他调到身边工作。陈龙听到消息时十分兴奋，可冷静下来后，却想到自己的性格和东北局势。他对传话人说：“我还是想到东北去，那里更需要有经验的人。”
随后，陈龙亲自向毛泽东说明想法。他担心自己性子急，长期在领导身边工作容易影响大局，也牵挂东北那些并肩作战过的战友。毛泽东没有勉强，只说：“好，你到东北去，把工作做好。”
这次谈话并没有留下隔阂。毛泽东还把重庆机场的合影送给陈龙，作为纪念。陈龙回到东北后，担任东北社会部副部长，并兼任哈尔滨市公安局局长，继续负责隐蔽战线和城市安全工作。
1949年9月，北平即将举行开国大典，中央再次考虑加强领导人的警卫力量。毛泽东又一次提到陈龙。调令传到东北后，陈龙很受触动，却仍然写信婉拒，表示自己更熟悉东北的侦查工作，希望留在那里。
这一次，毛泽东听到消息后有些不高兴，只说：“人家不愿意来，就算了吧。”后来陈龙途经北京，在李克农建议下求见毛泽东。见面时，毛泽东没有责备他，反而询问东北和个人工作情况，还嘱咐他到南京后继续把公安保卫工作做好。
1954年，中央外事活动增多，毛泽东第三次提出调陈龙协助警卫工作。遗憾的是，陈龙此时心脏病加重，身体已经难以承担高强度任务。他不是不愿意，而是清楚自己无法保证工作质量，只得再次拒绝。
1958年，陈龙因心脏病去世，年仅48岁。三次拒绝，对他而言并不是推辞荣誉，而是一次次按照实际情况作出的选择。毛泽东反复起用他，说明看重的是能力与忠诚；陈龙反复直言，则体现了一个老战士对职责边界的清醒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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