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7年至前206年间，刘邦率军向关中推进，军中常有一种说法：城池攻下后，他总要离开队伍一阵，旁人很难寻到。这个细节未必能证明他“每次攻城后”都如此，但《史记》留下的几段记载，确实反复提到刘邦对美色的亲近，而且他并不刻意遮掩。
刘邦出身沛县，早年并非谨慎自持的士大夫。他做过亭长，熟悉市井人情，也有饮酒、交游和亲近女色的习惯。这样的性格，使他显得粗疏甚至放纵，却也让他与普通士卒、地方豪杰之间少了一层距离。
有意思的是，刘邦的放纵并非单纯的个人嗜好，它还和他的用人方式纠缠在一起。行军途中，他把军务交给萧何等人处理，自己则常常沉浸于宴饮和女色。萧何熟悉刘邦的脾气，只要大局没有失控，往往不会当面纠缠。
高阳县时，郦食其前来求见。那位后来成为刘邦重要谋士的老者，进门后看到刘邦正坐在那里，让两名女子替自己洗脚。郦食其没有客气，直接说道：“您若想成就大事，就不该这样接待长者。”刘邦听出话里的责备，立即收敛姿态，改以礼相待。
这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刘邦并不是不知道礼数，而是在没有外部压力时，常常懒得约束自己。他可以一边让人洗脚，一边谈论天下；也可以在危急关头迅速改变面貌。对他而言，放纵与清醒并不矛盾，关键只在于局势是否逼着他收心。
进入咸阳后，这种性格再次暴露出来。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先入关中，秦王子婴投降。面对秦始皇留下的宫室、财物和后宫，刘邦一度准备住进宫中，流连其中。樊哙见状急忙劝阻，刘邦却没有马上听进去。
樊哙只好找到张良，请他出面。张良提醒刘邦，秦朝正是因为骄奢淫逸、失去民心才走到末路，刚刚进入咸阳便沉溺宫室，等于把秦朝的旧路再走一遍。刘邦这才离开宫殿，将军队驻扎在灞上。
这番转折非常关键。刘邦平日好色，天下人早有耳闻。可到了咸阳，他反而没有大肆占有财物和宫女，这种反常立刻引起了项羽阵营的警觉。鸿门宴前，范增对项羽说，刘邦从前贪恋财货、喜爱美姬，如今进入咸阳却分文不取、妇女不近，说明他的志向已经发生变化，不能再以普通的沛公看待。
范增的判断并非没有依据。一个人的缺点，有时会成为别人判断他的固定标签。刘邦早年的轻浮，让项羽一方低估了他的自制力；而他在关键时刻突然收敛，又让范增意识到，这个人可能比表面上更加危险。
称帝以后，刘邦仍没有摆脱对后宫生活的依赖。兼并诸侯、处理降将时，诸侯王的家属和宫人往往会被重新安排，其中一部分进入汉宫。薄姬便是在魏豹败亡后入宫的，她长期不受宠，却因此少了许多争斗中的风险。
《史记》记载，薄姬曾与管夫人、赵子儿相交。后来管夫人和赵子儿得到刘邦宠幸，便向他提及薄姬。刘邦偶然想起旧事，临幸薄姬一次，薄姬因此生下刘恒。这个孩子后来成为汉文帝，而他的母亲并没有因为受宠而卷入宫廷中心。
与薄姬相比，戚夫人的命运要惨烈得多。刘邦晚年偏爱她，也偏爱她所生的刘如意，甚至一度考虑更换太子。吕后和群臣坚决反对，周昌等人更以死力争，刘邦最终没有完成这次更替。
这场争执埋下了深重的怨恨。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后，吕后掌握朝政，先把戚夫人幽闭，继而施以残酷刑罚。刘如意虽得到汉惠帝刘盈保护，仍在同年被召入长安，随后遭吕后毒杀。刘盈因此极为痛苦，政治上的沉郁也由此加深。
刘邦的嗜好，既是他的个人弱点，也映照出那个时代权力继承的残酷。后宫并不只是享乐之地，诸侯、外戚、子嗣和储位都可能在其中交汇。刘邦能够凭借敏锐的政治判断建立汉朝，却没有彻底处理好情感偏爱与继承秩序之间的冲突。薄姬母子因远离中心而保全，戚夫人母子却因过度靠近权力而付出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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