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0月8日，北京车站，钱学森终于踏上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土地。接待人员原以为，他会立刻谈赴美经历和科研安排，没想到钱学森下车后的第一句话，却是想见两位旧日同学：庄逢甘和罗时钧。

这两个名字，让在场人员一时犯了难。庄逢甘、罗时钧当时都承担着重要科研任务，工作性质特殊，行踪和接触范围都有严格规定。有人向有关负责人说明情况，对方只回了一句：“这件事，不容易安排。”

消息传到陈赓那里时，他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处理校务。陈赓没有把它当成普通的私人会面，而是立刻意识到，钱学森要见的并不只是两位老朋友，更是想确认国内科技队伍的真实状况。

“他点名要见，说明这两个人对他很重要。”陈赓说，“办法总能想出来，不能让同志刚回来就留下遗憾。”

陈赓与钱学森并非旧交，却早已在另一条道路上发生联系。1952年，抗美援朝战争仍在继续，陈赓从朝鲜前线回国，接受了筹建军事工程学院的任务。毛泽东和周恩来考虑得很清楚：现代战争不能只靠勇敢和经验，还需要掌握工程、通信、航空、火炮以及计算技术。

这项工作看似办学校，实质上是在为新中国建立自己的军事技术骨架。陈赓打过仗，也带过兵，但他明白，自己不懂高深理论，就必须把懂理论的人请来。

1953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在哈尔滨成立，陈赓任院长。建校之初，师资、设备和教材都十分紧缺。陈赓奔走于北京、上海等地，争取专家和技术人员。华罗庚、庄逢甘等人的参与，使这所学校很快形成了较完整的理工科教学体系。

有意思的是，陈赓并不把专家看成“请来上课的人”，而是把他们当作国家急需的骨干。他常对身边人说，军队要现代化，光有指挥员还不够，还得有一批能造机器、算轨道、做试验的技术干部。

钱学森回国时，中国在火箭和导弹方面几乎没有完整的研制基础。苏联方面能够提供一定帮助，但外部援助不可能代替本国人才和体系。钱学森对此十分清楚，因此回国后最关心的，不只是个人职务，而是国内究竟有哪些人、哪些设备、哪些条件可以立即投入工作。

庄逢甘是空气动力学专家，罗时钧长期从事力学研究，两人都曾在美国学习或工作，与钱学森有深厚交往。对钱学森来说，见到他们，既是叙旧，也是为了尽快摸清国内相关学科的底子。

陈赓得知情况后，直接向有关方面反映。有人提醒，科研人员正在执行任务，临时调动可能影响工作。陈赓却坚持认为，钱学森刚回国，应该让他尽快同熟悉的同行见面，彼此沟通，才能更快进入状态。

“规定要守，但特殊情况也要讲办法。”陈赓的态度很明确，“国家盼了这么久的人回来了，不能把他晾在一边。”

在协调之下，庄逢甘和罗时钧终于与钱学森见面。多年未见，三人谈起海外求学和科研工作，也谈到国内实验条件的不足。没有铺张的场面，更多是对学科建设的讨论：风洞怎么建，实验设备如何配置，人才怎样培养，理论研究如何同国防需要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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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在旁边听得很认真。他知道，钱学森面对的不是一项普通研究，而是一项从无到有的国家工程。此后，钱学森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在1956年受命负责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组织工作。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担任院长。

庄逢甘后来成为空气动力学研究的重要专家，罗时钧也长期从事力学与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那次见面没有被渲染成惊天动地的大事，却有着很实际的意义：一个归国科学家，需要找到可以并肩工作的同行；一个新生国家，也需要把分散在各地的知识力量组织起来。

陈赓所做的，正是把这场见面变成了科研协作的起点。他懂得打仗的道理，也懂得办事业不能只靠一纸命令。人才要聚拢，条件要配套，信任要建立，许多关键工作往往就从一次看似普通的会面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