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提起丝绸之路，第一反应就是张骞出使西域，唐僧西天取经，可这条连通欧亚的文明通道，一开始就不是一条笔直的大道，更不是某一个人一次性开辟所能完成的。它是一代代行者开拓出来的，有的为求真理，有的身负王命，有的只为通商，他们前赴后继，慢慢织就了一张横跨大陆与海洋的交流之网。
东晋隆安三年，六十五岁的高僧法显，辞别了长安，踏上西行的求法之路。
放到今天，这个年纪大多是开始安享晚年了，他却只带着几名僧人，没有地图，没有官府的资助，靠一路化缘支撑着整个行程。当时国内流传的佛经译本错漏百出，法显一心要奔赴天竺，只为求取原汁原味的戒律经文。
在漫漫西行的路上，最凶险的便是塔克拉玛干沙漠。
《佛国记》记载道，这片荒漠飞鸟绝迹，野兽难寻，旅人只能依靠遍地枯骨辨认方向。风沙呼啸，在寂静夜里听上去如同鬼魅低语，令同行之人惶恐不已，翻越雪山之时，一名同伴体力耗尽，劝法显独自前行，法显含泪告别，继续向着天竺前行。
在印度停留了六年，法显潜心学习梵文，抄写经文。返程之时，他没有重走来时的陆路，而是选择了搭乘商船从斯里兰卡起航，海上风浪难测，船只偏离了航线，在海上漂泊了三个月，粮草濒临耗尽，最终意外漂至山东的即墨。
他登岸向当地人打听，才知道已然回到了故土。这一趟，法显陆路西行，海路东归，亲身走完了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两条通道。
早在法显之前，这片土地上就已经有人踏出了对外交流的道路。
其实商路的雏形，远早于大家所熟知的张骞，殷墟妇好墓出土大量的和田玉，证明早在商代，就存在一条运送玉石的古道，后世称为玉石之路，北方还有草原丝路，沿着蒙古草原向西延伸，雅利安人、匈奴迁徙都曾穿行其间。
汉武帝时期，张骞奉命寻找大月氏联手对抗匈奴。
刚出陇西便被匈奴所扣留，一关就是十三年，即便身陷困境，他始终保存汉朝的符节，不曾放弃使命。
等到终于抵达大月氏，对方早已安居乐业，无意再与匈奴开战，看似无功而返的旅程，却带回了西域各国详实的情报，知晓大宛出产汗血宝马，还发现就蜀地商品竟能流通至大夏。
归来之后，张骞再次带队出使西域，携带丝绸牛羊，向西域诸国展示大汉的国力，司马迁将这次开拓称为“凿空”。
几十年之后，班超派遣甘英出使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甘英一路抵达了波斯湾，眼看就要登船渡海，安息商人却刻意编造海中妖怪的传说劝退他。安息垄断东西方中转贸易，绝不希望汉与罗马直接建立联系，只差这一步，两大文明的直接会面就此落空。
但商品与物种，不受人为的阻隔，丝绸一路向西，苜蓿、胡桃、石榴、杏子、梨子陆续传入了中原。后赵石虎忌讳“胡”字，把胡瓜改叫做黄瓜，胡桃改称核桃。一个有趣的文化规律就此显现，外来事物，一旦完成本土化更名，才更容易被普通人接纳。
佛教同样沿着丝路传入，前秦苻坚听闻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盛名，特意派兵征伐龟兹，只为迎他东来。
不料行军途中，淝水之战爆发，前秦覆灭，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十余年，多年之后才得以入长安译经。有意思的是，鸠摩罗什在长安译经的岁月，恰好是法显西行求法之时，两位大师，擦肩而过。
两百多年后的贞观年间，玄奘决心西行求法。当时朝廷禁止百姓私自出境，他只能混在灾民队伍偷渡出关，莫贺延碛戈壁之中，他不慎打翻水袋，五天五夜缺水，险些殒命。
幸得高昌王麴文泰鼎力相助，才得以继续西行，在印度那烂陀寺潜心研学多年，拒绝戒日王的挽留，带着大量经文归国。他写下的《大唐西域记》，如今仍是研究古印度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
安史之乱后，河西走廊被吐蕃控制，陆上丝路逐渐衰败，中原与海外贸易重心转向海洋，广州、泉州先后成为繁华海港。南越王墓出土波斯银盒、玻璃器，证明海上交流早已萌芽，唐朝广州聚居大量阿拉伯商人，即便遭遇战乱破坏，宋元时期海商贸易依旧兴盛，只是长安再也无法重现往日荣光。
英国历史学家霍普金斯提出，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欧亚大陆与印度洋各文明之间，早已形成古典版本的全球化网络。
回望这条文明之网，法显求法，张骞凿空，甘英止步，玄奘取经。有人得偿所愿，有人遗憾收场。路本不存在，走的人多了，才慢慢成型。
时至今日，我们日常餐桌上的黄瓜、核桃、石榴，流传千年的佛教思想，都来自这张古老路网的馈赠，驼铃声早已远去，但文明之间的交流却从未停止过。
说到丝绸之路，你最先想到的人物是张骞，还是玄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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