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2月，江西湖口，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水师遭到太平军反击。战败之后，曾国藩乘坐的座船被夺，随身文书、日记和往来信件也落入敌手。仓促逃生的经历，给这位后来名震晚清的重臣留下了极深的阴影。
这场战事的对手，正是石达开。
当时的曾国藩正处于声势上升阶段。湘军先后攻取岳州、武昌、汉阳，又在战场上击杀太平军将领曾天养，清廷上下对他寄予厚望。相比之下，石达开虽已参与太平军多次军事行动，却没有被清军充分重视。
清军收集的情报中，石达开的分量并不突出。曾国藩所参考的《贼情汇纂》，甚至以轻蔑口吻评价他。这种判断显然带有成见，也影响了湘军对湖口战局的估计。
湖口并不是一场普通的水战。湘军水师原本倚仗船坚炮利，试图控制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再配合陆军推进。石达开却没有正面硬碰，而是利用水网、洲滩和风向变化，逐步切断湘军水师之间的联系。
湘军船队一旦被分割，优势便难以发挥。太平军趁势突击，迫使湘军由主动转为被动。曾国藩的座船也在混乱中被夺，他本人跳水脱身，才逃过一劫。对一名统率大军的主帅而言，这不仅是军事失败，更是威信和判断力同时受到打击。
据相关记载，曾国藩战后情绪极为低落，甚至产生过以死自明的念头。部属罗泽南、刘蓉等人加以劝阻，才使他没有走向极端。湖口之败，也成为曾国藩军事生涯中极难抹去的一笔。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并非没有遭遇过败仗。靖港水战同样令他狼狈不堪，但湖口之战的影响更深，原因就在于湘军赖以自信的水师被彻底击破，主帅本人还险些成为俘虏。
此后，曾国藩对石达开的作战能力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所谓“见石达开就绕着走”，未必是字面意义上的畏惧，却反映出一种谨慎：只要战场上出现石达开，曾国藩便不愿轻易亲自靠前，更倾向于依靠部将分担压力。
1860年以后，太平天国因天京事变、内部分裂和清军持续进攻，整体形势逐渐恶化。但石达开并没有随之消沉。离开天京后，他率部辗转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连续调动清军，显示出很强的独立作战能力。
1862年，石达开进入四川，清廷立即感到紧张。四川地形复杂，物产丰饶，若太平军能够在当地站稳脚跟，便可能形成新的战略支点，并对长江上游和天京方向产生牵制。
清廷曾考虑调集力量围堵石达开，曾国藩也受到牵连。但此时他主要经营安徽战场，安庆虽已于1861年9月被湘军攻陷，局面却远未完全稳定。曾国藩以安徽军务为由，不愿率部深入四川，既有现实考量，也不能排除湖口旧败留下的心理影响。
安庆之战后，曾国藩越来越少亲自到最危险的前线。他更习惯坐镇后方，处理粮饷、军械、调度和将领之间的配合。看似退后一步，实际却是对自身长处和短处有了清醒判断。
石达开后来在大渡河一带受阻，部众困顿，最终于1863年在四川安定被俘，随后遇害。曾国藩没有亲自完成对石达开的围剿，但湖口留下的教训，已经改变了他的用兵方式。
从意气风发到谨慎持重，湖口之败是一个明显转折。曾国藩并非真的惧怕某一个人，而是见识过石达开在水战和机动作战中的锋利之后，不再把对手当成纸面上的“贼情”。这份戒心，后来成为他处理大战时少有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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