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湖州知州衙门里，苏轼正在办公。突然闯进来几个御史台的人，宣布免去他的太守官位，即刻押解进京。
苏轼当场就懵了。他对来人说：我知道自己得罪了朝廷，死不足惜，但能不能让我回去跟家人告个别？
来的皇差淡淡回了一句：没那么严重。
苏轼被五花大绑，从湖州一路押到汴京。二十多天的长途押解，沿途百姓围观，堂堂太守像被驱赶的鸡犬一样狼狈。他在御史台的大牢里关了一百三十天，每天被逼问、被审问，一度以为自己出不去了，写了两首绝命诗托狱卒转交给弟弟苏辙。
这就是北宋最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导火索：一份谢表加一本诗集
苏轼获罪的原因，说起来荒唐。他到湖州上任后，按惯例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里面有一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新进”两个字，刺痛了变法派的神经。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立刻上疏，说苏轼这是在讥讽朝廷用人。
光凭一份谢表还不够。舒亶把苏轼以前刻印的诗集翻了出来，一首一首分析给神宗看。陛下实行青苗法，苏轼就写“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推行盐禁，他就写“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舒亶的意思很明白：苏轼的诗句句都在骂朝廷，句句都在骂陛下。
这种解读方式，就是典型的断章取义。苏轼写“赢得儿童语音好”，本意是说青苗法让农民常年待在城里，连小孩都学会了城里口音。舒亶把它说成是讽刺皇帝。李定更狠，直接给苏轼列了四条“可废之罪”，条条上纲上线。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御史台这帮人真正想要的，不是给苏轼定个罪，是要他的命。苏轼是旧党中坚，从变法一开始就公开反对，写诗写文讽刺新法，在士人中的声望又极高。对新党来说，除掉苏轼，就是除掉一面旗帜。
审讯：一本诗集审了一百多天
案子由御史台审理。御史台又叫乌台，因为院子里种满柏树，常年栖息着乌鸦。所以这个案子才叫“乌台诗案”。
主审官把苏轼的诗集翻了个底朝天，一句一句逼他解释。苏轼倒也硬气，问什么答什么，引经据典，一字不差。连李定都忍不住跟同僚感叹：苏轼真是奇才，三十年所作的文字，随问随答，没有一处出错。
但认罪是一回事，判什么刑是另一回事。大理寺最初的判决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意思是判两年徒刑，但正好赶上大赦，可以赦免。御史台对这个结果极其不满，一再上奏要求重判。两方僵持不下，案子最后交到了审刑院复核。
营救：谁救了苏轼的命？
苏轼入狱后，一场营救行动也在暗中展开。
最先行动的是驸马都尉王诜。他得到消息后，立刻派人赶往南都通知苏辙。苏辙闻讯，又连夜派人赶在御史台的人到达之前通知了苏轼。苏辙还上书朝廷，请求用自己的官职为兄长赎罪。
但真正让神宗动摇的，是太皇太后曹氏的一句话。当时曹太后已经病重，神宗打算大赦天下为她祈福。曹太后说：不必赦免天下的凶恶之徒，放了苏轼就够了。她还提醒神宗：当年仁宗皇帝制科取士，得到苏轼兄弟，高兴地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如今苏轼因为写诗被关进大牢，是不是有人在陷害他？
最关键的一击，来自一个让人意外的人——王安石。
王安石当时已经罢相，退居金陵。按理说，苏轼是反对变法的旧党，王安石是变法的发起人，两人在政见上水火不容。但王安石给神宗上了一道奏疏，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哪有太平盛世杀害才子的道理？
这句话让神宗彻底下了决心。元丰二年十二月，苏轼被释放出狱，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从逮捕到结案，整整一百三十天。
一场差点要命的诗案，把苏轼变成了苏东坡
苏轼捡回了一条命，但政治生涯跌到了谷底。他被贬到黄州，没有实权，受人监视，生活困窘到要在城东坡地开荒种田。
但也正是在黄州，他给自己取了个号：东坡居士。他写出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出了前后《赤壁赋》，写出了“一蓑烟雨任平生”，写下了被誉为宋代第一行书的《寒食帖》。
乌台诗案是一场灾难，但它把苏轼逼到了人生的最低处，也逼出了一个真正的苏东坡。如果没有这场诗案，他可能一辈子都是那个才华横溢的苏轼。有了这场诗案，他才成了那个在风雨里唱“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苏东坡。
你觉得乌台诗案冤不冤？如果苏轼没有写那些讽刺诗，他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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