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普通家属对亡者身份的追问。程潜一生跨过清末、民国、抗日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几个阶段，既当过旧军队将领，也同共产党合作过。对这样一位人物作何评价，关系到的不只是身后名声，也关系到许多民主人士家庭的安全感。
周恩来没有回避。他明确表示，程潜是革命干部，抗战有功，和平起义使湖南免遭更大兵燹，解放后又承担重要职务；程家属于革命家庭。话说得直接，分量也很重。对郭翼青而言，这等于替相伴多年的丈夫作出了盖棺定论。
程潜于1882年生于湖南醴陵。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腐败和国家受辱，使他放弃传统仕途，转而学习军事。他在湖南武备学堂成绩优异，后来赴日本留学，接触到孙中山及同盟会成员，思想逐渐从“练兵救国”转向推翻旧制度。
1911年，程潜从日本回国后在四川任职。父亲去世，他请假回乡，途中在彰德府得知武昌起义爆发。原定的操典被取消，他没有返回原部，而是南下投奔革命军。黄兴很快把发展湖南革命力量的任务交给了他，这次选择改变了程潜的政治道路。
民国初年，程潜在湖南担任军事职务，后来又参加讨袁活动。革命阵营内部并不平静，他曾与黄兴关系密切，也因局势变化逐渐转而追随孙中山。1920年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革命政权，程潜被任命为陆军部次长，随后奉命创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
这所学校培养过一批湖南籍青年，左权、陈赓等人都曾与之有关。它后来与黄埔军校发生联系，在那个军政人才极度匮乏的年代，程潜更看重的是为革命训练可靠的军事骨干。孙中山没有让他主持黄埔，并不意味着他的能力不足，而是当时各派力量彼此牵制的结果。
北伐时期，程潜迎来军事生涯的高峰。1927年3月，北伐军攻占南京，程潜任中央军右路军总指挥。战场上的进展给他带来声望，也引起蒋介石等人的戒备。军功越显眼，派系矛盾越尖锐，这位湖南将领很快失去了原有的军事依托。
1928年以后，程潜的部队被削弱，个人影响力也明显下降。抗战期间，他担任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武汉行营主任等职，但在国民党内部已经难以发挥决定性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职务仍在，并不代表真正掌握权力，程潜晚年的政治选择，正是在这种落差中逐渐形成的。
1948年，国民政府败局已定，程潜被推到湖南前台，希望凭借旧日威望稳定局势。可他面对的湖南，早已不是个人声望能够支撑的旧军政格局。程潜拒绝让三湘成为内战继续扩大的战场，开始同共产党方面接触，并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湖南问题。
1949年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等人在长沙通电起义，湖南实现了和平解放。这个决定并非没有风险。对一名长期身处国民党阵营的高级将领来说，放弃原有立场意味着政治生命重新归零，稍有差池，湖南便可能陷入激烈战事。
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1949年9月，程潜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到车站迎接，见面时称他为“老上司”。程潜早年在湖南任职期间，毛泽东曾在湖南新军中当过兵，这句称呼既有乡谊，也包含对其历史资历的尊重。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历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并参与民主党派工作。他不再拥有旧式军队，却以另一种方式参与国家建设，尤其关注湖南社会秩序恢复和地方生产重建。
1968年4月9日，程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特殊时期，是否举行追悼活动一度需要请示。周恩得知后表示，程潜的追悼会应当举行，还应通知何香凝。4月12日，民革为程潜举行追悼会，参加者不多，但基本礼仪和历史评价得以保留。
次日晚，周恩来又来到程潜家中。郭翼青那句“究竟算什么人”，问的是丈夫，也是许多与旧时代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共同的疑问。周恩来的回答没有把程潜简单归入某个旧阵营，而是依据他在关键关头的选择作出判断：抗日、起义、建国后的任职，构成了评价这位湖南将领最重要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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