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山西临汾、浮山一带，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几乎每天守在报话机旁。他不只盯着地图，也盯着敌军无线电里的每一句话。许多指挥员把监听交给参谋，陈赓却亲自上手，因为他知道，电波里藏着的，往往比地图上的箭头更早暴露敌人的意图。

这次作战的对手，是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第一旅。它有“天下第一旅”之称，官兵多为黄埔系统出身，装备较好，军官训练严格。名义上是旅，实际兵力和编制都接近一个师，旅长黄正诚还是留学德国的军官。这样一支部队突然出现在晋南，绝不是普通调动。

情报的起点，来自一次缴获。1946年7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闻夏战役中击溃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七师第三十一旅，缴获了一批美制无线电器材，也得到部分报话台呼号和密语资料。陈赓没有把这些器材简单用于联络，而是专门组建监听力量，要求尽量摸清敌军的通话习惯。

有意思的是，密语并不高明，只是外人听不懂。敌军把行动说成买柴、买米，兵力则用“三人组”“四人组”“五人组”代替连、营、团。无线电里反复出现“介梅部”，参谋们一时摸不着头脑。陈赓根据第一军军长董钊的字“介生”、第一师师长罗列的字“冷梅”，判断所谓“介梅部”就是整编第一师。

这种判断，靠的不是猜，而是长期积累。陈赓早年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工作，对黄埔军官的称呼、习惯和组织关系十分熟悉。他还让监听人员记下各部报话员的口音，谁在说话，往往一开口便能辨认出来。敌军的保密措施，在熟悉内情的人面前很快露出缝隙。

9月21日，陈赓监听到一段关键通话。整编第一师第一六七旅准备向浮山行动，通话中提到“姐夫”要带“四个五人组”。陈赓立即判断，所谓“姐夫”指的是第二十七旅，四个五人组就是四个团。敌军准备以三个旅夺取浮山，并调整临汾至浮山的补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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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没有急着全面出击，而是等敌人分散、援救和转进的节点。他要打的不是一座城，而是敌军运动中的空隙。很快，第一旅第二团团长王亚武在电台中报告：“我们到了官雀村。”这句话一传来，陈赓立即下令，第四纵队第十一旅向官雀村发起攻击。

战斗打响后，敌军各部开始相互呼救。王亚武不断请求援兵，黄正诚率旅部和第一团前往救援，第二十七旅、第一六七旅也奉命西进。陈赓随即对第十旅旅长周希汉说：“黄正诚出动了，挡住他们。”第十一旅负责压缩第二团，第十旅则切断援军退路，敌军三个部分被逐步分开。

9月23日，电台中突然出现一句：“我是王亚武啊！”紧接着，通话里又传出“蒋先生安然无恙”。陈赓听到这里，立刻提高警惕。他早年曾在东征途中救过蒋介石，双方有过特殊关系。此刻他想到，若“蒋先生”真是蒋介石，绝不能让这个人从包围圈里逃走。

参谋们很快提出不同判断，有人认为是蒋纬国，也有人猜测是美方人员。陈赓没有被猜测牵着走，只说：“先把敌人打掉，那个蒋先生也要活捉。”这道命令后来成为战场上一段颇有戏剧性的插曲，但当时的陈赓并不知道，这个称呼另有含义。

官雀村战斗中，第二团被逐步压缩。报话员还在电台里报告：“共军冲上来了，团长不在了！”随后通联中断。战后清点，王亚武已经阵亡，第二团遭到歼灭。可是“蒋先生”没有被找到，陈赓便把目光转向被围在陈堰村的黄正诚，希望从这个旅长口中问出答案。

陈堰村的战斗十分激烈。第十旅从青纱帐和村落外围发起攻击，双方逐院争夺。当地群众把棉被浇湿，送到阵地上帮助战士遮挡火力。经过连续作战，第一团防线崩溃，副旅长、参谋长等相继被俘，黄正诚却一度失去踪影。

第二天，战士们在俘虏中发现一名装束异常的人：上身穿士兵衣服，下身却是军官呢子裤，鼻梁上还戴着眼镜。陈赓见到他后，很快认出这就是黄正诚。两人同为黄埔系统出身，彼此并不陌生。陈赓开口便问：“你们说的蒋先生在哪里？”

黄正诚回答后，陈赓才明白，所谓“蒋先生”并不是人，而是几门山炮的代号。由于阵地狭窄，担心火炮误伤己方，黄正诚曾命令把山炮藏进窑洞。一个令陈赓高度警觉的称呼，竟然只是敌军内部给武器起的暗号。

临浮战役中，整编第一师第一旅被歼，第二十七旅和第一六七旅也受到重创，胡宗南部队向北推进的计划被打乱。1946年9月2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陈赓纵队作战胜利的通报，次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陈赓连续多日亲自监听，把敌人的行动、性格和漏洞拼接起来，电台最终变成了战场上的另一张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