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商场一楼的灯白得晃眼。

我站在扶梯口,看见郑海的后脑勺。

第三次了。

他穿的是那件洗得发白的深灰夹克,左肩上有一块补过的印子,是我拿同色线补的,补得不好,走近了能看出来。他站在一家卖首饰的柜台前,半个身子侧着,一条胳膊搭在旁边一个女人的肩上。

那个女人我不认识。

个子不高,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穿一件藏青色的外套。她低着头看柜台里的东西,郑海也低着头,两个人的脑袋凑在一起,像是在商量什么要紧的事。

我手里还拎着给客人送的裤子。那种最便宜的塑料袋,拎手勒得我指头发麻。

我站在那儿,没动。

前两次我也没动。

第一次是三个月前,菜市场门口。他帮这个女人拎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布袋。第二次是上个月,西边一条卖五金的街上,他从铺子里出来,拧开一瓶水递过去,那个女人接的时候,他的手指头在瓶盖上停了一下。

我那天在马路对面站了二十分钟。

这一次我想走过去了。我的脚已经抬起来,我想好了要说什么,也想好了声音压到多低——低到商场里的人听不见,又让他一个字都漏不掉。

他就在那个时候开口了。

“月底就去办手续。”

我的脚落回地上。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手续。我只看见那个女人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很轻的话,被商场的广播盖住了。郑海笑了一下。那个笑我认识,是他觉得别人说得对、又不好意思反驳的时候,才会有的那种笑。

我把手机从兜里掏出来,点开录音,按了那个红点。

八秒。

八秒里有广播,有别人的脚步声,有我自己的呼吸。

我把手机塞回兜里,转身,往扶梯那边走。出门的时候我还记得把手里那条裤子往上提了提,别让它蹭到地。

我在云栖路的巷子里开一家改衣铺。

门面不大。一台缝纫机,一张案板,一个挂满线轴的木架子,墙上钉了一排钉子,挂着客人送来还没取的衣服。案板角上有一个铁盒,装扣子和拉链头的,里面还压着一样别的东西。

我干这行二十年了。裤脚长一寸短一寸,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人的肩是宽了还是窄了,腰是收了还是松了,我也看得出来。

可我看不出我男人肩上搭的那只手是什么意思。

02

我比他的先到家。

菜是中午就洗好的,一把青菜,两个西红柿。我把米淘了,电饭锅按下去,坐在客厅里看电视。电视里在放一个做菜的节目,声音开得很小。

门响的时候是七点二十。

“回来了。”我说。

“嗯。”

他换鞋,把工具袋放在门口的柜子上。那个袋子我掂过,比我想的重。他去洗手,水声响了一阵。

“今天活多吗。”

“不多。”他拿毛巾擦手,“就一家装纱窗。”

“手怎么又破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食指侧面有一道新的口子,不深,可是新的。他把手往身后藏了一下,又拿出来。

“铁皮划的。”

我没接话。我去盛饭。

桌上三个菜,一个汤。他吃得很快,两碗饭。我吃了半碗。

“月底有什么事吗。”我问。

他夹菜的筷子停了半秒。就半秒。

“没什么事。”

“哦。”

我把碗里剩的那点饭拨到他碗里。他没说什么,低头吃了。

“你最近老往西边跑。”我说,“那边有活。”

“有一点。”

“什么活。”

“小活。”

“小活是多小。”

他抬头看我,嘴里还有饭。他嚼完了,咽下去,说:“就是帮人弄点东西。”

“帮谁。”

“一个师傅。”

“什么师傅。”

他又低下头了。这个时候他的手在桌子底下,我看不见。他说:“手艺人。你不认识。”

我想说 我见过。我见过三次了。我想说我还录了八秒音,存在手机里,一个人听了四遍。

我说的是:“哦。”

那天晚上他洗澡洗得很久。我坐在床上,听见他在里面用手机放了一首歌,声音很小,是一首老歌。我们结婚那年这首歌到处都在放。

我把耳机塞进耳朵,又听了一遍那八秒。

广播里在说一个牌子的鞋打折。有人推着车从我旁边过去,轮子在地上咯噔一下。他那句话在第三秒,很清楚。

后面五秒,我听不出那个女人说了什么。

我把耳机拔了。屋里很静。

有些事你不问,不是你大度,是你怕听见答案。

03

第一次是三个月前的一个星期六。

那天我去菜市场买排骨。出来的时候看见郑海站在卖豆腐的摊子前面,手里拎着一个布袋,鼓得像塞了一个南瓜。他旁边站着那个女人,手里也拎着一个。他们在说话。说着说着,他手里的布袋换到左手,右手接过了那个女人手里的。

我当时站在卖鱼的摊子后面。地上全是水。我穿的是那双白布鞋。

我没上前。

我想的是,他帮人拎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从小就这样,街坊邻居谁家搬煤球他都去。

第二次是上个月。我去西边给一个客人送改好的大衣。那条街我不常去,两边都是卖五金和卖旧家具的,门口堆着铁丝网和水管。我看见郑海从一家铺子里出来,手里拿着两瓶水。他拧开一瓶,递给门口站着的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我认出来了,就是菜市场那个。

她接水的时候,郑海的手指头在瓶盖上停了一下。

那天我没送到大衣。我在马路对面的一家面馆坐了二十分钟,点了一碗面,没吃完。回去的路上我给客人打电话,说明天送。

那天晚上我问他西边有什么,他说有个老同事。

我没再问。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我不吵,我记。谁说了什么,哪天说的,脸上是什么表情,我都记。我心里有一本账,记了十几年了,比铺子里的尺还准。

我以为这叫清醒。

婆婆是那天下午来的。

她住隔一栋楼。腿不好,上楼要扶栏杆,所以一般是我去她那儿。那天她自己来了铺子,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她自己腌的雪里蕻。

“你别嫌我说话难听。”她一进门就这么说。她每回都这么说。

“妈,你坐。”

她没坐。她站在案板边上,看我裁一条裤子。看了一会儿,说:“郑海最近是不是老不着家。”

我手里的划粉停了一下。

“他说有活。”

“什么活能天天往西边跑。”她把塑料袋往案板上一放,“前天他来我那儿吃饭,吃到一半接个电话就走了。我问他去哪,他说去趟西边。”

我把划粉线画完,剪刀剪下去。

“妈,他有他的事。”

婆婆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熟,是想说又不好说。

“我不是挑事。”她说,“我就是觉得,你们俩好好的日子,别让人钻了空子。”

“谁钻空子。”

她不说了。她从袋子里摸出一把雪里蕻放在案板上,说:“炒肉丝好吃,别放太多盐。”

我说知道了。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很轻的话,像是跟自己说的:“他那手最近糙得不像样,洗都洗不干净,指甲缝里一道一道黑的。”

我送她到巷口。

巷口卖煎饼的那家换了个,面糊调得稀。楼下那只三花猫又在我的电动车座上睡觉。

回来的时候,我看见案板上那把雪里蕻,叶子上还有水。

我把它收进了冰箱。

04

那天晚上我把衣柜全掏空了。

夏天的衣服要收起来,秋天的要拿出来。这事我每年都做,今年做得早了一点。

我把郑海的衣服一件一件叠。他的衣服不多,一个格子就装得下。最上面那件是他去年过年穿的夹克,我给他买的,买大了一号,他说大点好,里面能套毛衣。

叠到第六件我停了。

是一条工装裤,膝盖上有一块磨破的地方,我补过,用的是一块深蓝色的布。我把手伸进兜里,摸出一小撮灰。

那灰不是普通的灰。它是亮的。

我把手摊开,对着灯看。细细的一层,在灯底下闪一下,像是谁把一根头发剪成了粉。

我把手拍了拍,拍在裤子上。

我坐在地上把剩下的衣服叠完。叠完又全部拿出来重叠了一遍,因为第一遍我叠得不齐。

衣柜最里面压着我一条裙子,好几年没穿了。我拿出来在身上比了比,又叠好放回去。

客厅里他在看电视。声音开得不大。

我走出去倒水,经过他身后。他抬头问我:“找什么呢。”

“换季。”

“哦。”

他又低下头去了。

我站在他后面,看了一会儿他的手。他手里拿着遥控器。指甲缝里是黑的,一道一道的,跟婆婆说的一样。

我想说 你把手伸出来给我看看。

我说的是:“水开了。”

后来我去了一趟铺子。客人的大衣少一个扣子,我记得铁盒里有一个差不多的。

铺子里没开灯,巷子里的路灯从窗户照进来一块。我摸到案板上的铁盒,掀开盖子。扣子都在上面,我找到了那个,拿出来。

底下压着一样东西。我的手指头碰到了,凉的。

我把盖子合上了。

我没看。

隔壁修鞋的老头一边敲一边听收音机,声音透过墙传过来。

05

第二天是星期天。郑海出门得早,说有活。

我洗衣服。他的工装裤我一般单独洗,用手搓膝盖和屁股那两块。搓到兜的时候,我的手指头碰到一个硬的东西。

一个小纸包,折得方方正正,四个角都压实了。纸已经洗软了,一碰就开。

里面是一片银的东西。很小,比我的指甲盖大不了多少。一头是圆的,一头收细,收成一个小小的弯。

我把它放在手心里。

那个弯的弧度,我认得。

我妈走的那年,留给我一条银项链。不是什么好东西,链子细得像一根头发,坠子是一个小小的银片,一头圆一头尖,像一片叶子的一半。我一直没戴过,干我这行戴项链碍事。断了之后,我就把它放在铁盒底下,压了好几年。

我站在洗衣机前面,手上还有泡沫。

我没去铺子。我在家里坐了一上午。中午我煮了一碗面,吃了两口,倒了。

下午婆婆来送枣糕。她每回蒸枣糕都给我留一块。她进门就说屋里有股面味。

她坐下来喝水,喝了半杯,说:“郑海昨天来我那儿,跟我借了一把小钳子。”

我说:“他工具袋里不是有。”

“他说那个太大。”婆婆又喝了一口,“我问他弄什么呢,他说学个手艺。我说你都快五十的人了,学什么手艺。他说年轻的时候欠人家一样东西,现在还。”

我手里的杯子放在桌子上,放得很轻。

“什么东西。”我问。

“他没说。”婆婆把杯子里剩的水喝完,“我说你别是让人骗了。他说不是,是一个老师傅,西边那条街上做银活的。他说月底就去办手续。”

我看着她的嘴。

“什么手续。”

“我哪知道。”婆婆站起来拍裤子,“他说学出师要办个什么手续,我也没听明白。你问他去。”

她走的时候在门口回头:“你们俩要是有事,别瞒我。我这个年纪,瞒不瞒都是一样过。”

我说好。

门关上了。

我在门后面站了一会儿,然后去厨房,把那块枣糕切成四块,装在盘子里,一块也没吃。

06

那片银我没放回他兜里。我把它放在铁盒里了。

铁盒底下那条断项链还在。我把它拿出来看了看。链子上少了一截,少的那一截是坠子后面那一小段。看来他是从那儿拆下来的,拆得很小心,别的地方一点没动。

我把项链放回去,银片也放回去,压在上面。

我没跟他提。

过了三天,我问他:“西边那个师傅,手艺好吗。”

他正在修纱窗的一个角。他手停了一下。

“还行。”

“你学得会吗。”

他没抬头。“学不会。”

“学不会你还去。”

“去呗。”他说,“反正也没别的事。”

我站在门口看他弄了一会儿。他的手很大,指节粗,拿那个小螺丝刀的时候显得笨。他弄了好几次才把那个角对上。

我不是感动。我是生气。

他要是早说一句,我这三个月就不用一个人在心裡演一出戏,演到半夜睡不着,演到看见他抬手都要想一想那只手是从哪儿回来的。

可这句话我也没说。我们俩就这样,谁都不说,谁都觉得自己是为了对方好。

后来我去了一趟西边。我没找到那家铺子。那条街上卖五金的有七八家,我一家一家看过去,门口都是铁丝网和水管,没有一家像是做银活的。

我在街口站了一会儿,买了一把菜回家。

那个女人我再也没见过。

女儿月底回家。她一进门就翻冰箱,翻出半盒酸奶,坐在沙发上喝。她说:“妈,爸最近是不是有毛病。”

“什么毛病。”

“他上周去学校找我了,问我你生日是哪天。”女儿把酸奶盒捏扁,“我说妈生日你都忘了。他说没忘,就是想再确认一下。奇怪不奇怪。”

我没说话。我去厨房洗碗。

那天晚上我把那八秒的录音删了。删之前我听了最后一遍。第三秒他说月底就去办手续。前两秒有人在我后面走过,鞋底在地上蹭了一下。后五秒,我还是听不清那个女人说了什么。

删完我去阳台收衣服。郑海的那件灰夹克挂在最外面,肩上我补的那块印子朝着我。

我把它收下来,搭在胳膊上。

那块补丁我补得确实不好。

我把夹克搭在椅背上,明天拆了重新补一遍。藏青色的线还剩半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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