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乡
腊月的风裹着细碎的雪粒子，抽在脸上像细碎的砂纸。我扛着那只褪色的军绿色帆布包，从长途客车上跳下来的时候，脚底板传来一阵发麻的刺痛——坐了整整六个小时，腿早就僵了。帆布包的背带勒进肩膀，里面装着全部家当：两身换洗衣服，一双工地发的解放鞋，还有用油纸包了三层的那支笔。
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枝桠光秃秃地戳向灰蒙蒙的天，树底下拴着一条瘦得肋骨分明的黄狗。它看见我，连叫都没叫，只是掀了掀眼皮。树干上那道刻痕还在——“李建军 1980”，我走那年用石头尖划的。划的时候手冻得握不住石头，划歪了，建字那一竖拖得老长。
我沿着土路往村里走，路两旁的麦田覆着一层薄雪，露出底下干枯的秸秆茬子。空气里有股烧柴火的味道，混着谁家猪圈里传来的粪肥气息。这味道我太熟了，熟得让我胃里一阵翻腾。走到村东头的水井旁，井台上结着厚厚的冰，铁辘轳的把手上缠着草绳防滑——这是村里共用的井，每天早上排队打水。我看见二婶子正提着一桶水往家走，桶里的水晃出来，在雪地上洒了一溜细碎的黑点。
她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眯着眼凑近了看。
“这不是……建国家那小子吗？”她嗓门大得能惊动半个村。
“二婶。”我点点头，把帆布包换了个肩膀。
“哎哟喂，建军回来了！”她把水桶往地上一搁，手在围裙上搓了搓，“你多少年没回来了？你爹走那会儿你都没……”
“三年。”我打断她。
“对对对，三年。”她上下打量我，目光在我脸上那道疤上停了一下，又飞快地移开，“你娘可算把你盼回来了。快回去吧，你娘前几天还念叨呢。”
我应了一声，抬脚要走，她却突然压低声音：“哎，建军，你那个……你那个同桌，春妮，你还记得不？”
我的脚步顿了一下。
“她还没嫁人呢。”二婶子意味深长地看着我，“都二十五了，在咱这地方，老姑娘了。前两年还有人提亲，这两年都没人上门了。你说她是不是……”
“二婶，我先回去了。”我打断她，嗓子有点发紧。
“行行行，你先回去看你娘去。”她提起水桶，走了两步又回头，“建军，你这次回来，是打算长住还是……”
我没回答，扛着包继续往家走。雪下得密了些，落在我的头发上、肩上，凉丝丝地往脖子里钻。路过村小学的院墙时，我停了一下。院墙矮了，也旧了，墙头上长着枯草。教室的窗户开着半扇，里面空荡荡的，课桌还是那种长条桌，漆皮剥落得不成样子。我读书那会儿就在这间教室，和春妮坐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冬天窗户漏风，她拿报纸糊过一回，浆糊冻上了，糊不牢，风一吹就哗哗响。
我娘正蹲在灶膛前烧火。听见门响，她抬起头，火光映在她脸上，比我记忆中瘦了许多，两颊凹陷下去，颧骨显得格外高。她看见我，手停在半空，嘴唇哆嗦了几下，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娘。”我把包放在地上。
她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走过来想摸我的脸，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最后只是说：“回来了。”
“嗯，回来了。”
“饿了吧？我给你下面。”
“我自己来。”
“你坐着。”她把我按在灶边的小凳上，转身去舀面。我看见她的背有点驼了，走路时左肩微微往前探着。
灶膛里的火苗舔着锅底，发出噼啪的轻响。锅里水开了，白汽升腾起来，模糊了我娘的背影。她一边下面一边说：“你爹走的时候，一直念叨你。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当年不该打你那一巴掌。”
我没说话。灶火映着我的脸，那道疤在火光里一跳一跳的。
“你脸上这疤……”我娘把面端到我面前，声音很轻。
“干活的时候不小心碰的。”
她没再问。我们母子俩面对面坐着，她看我吃面，我低头吃面。面汤热气腾腾的，烫得我眼眶发酸。我娘坐在对面，手指头无意识地抠着围裙边。她憋了一会儿，终于还是说：“你爹那脾气，你是知道的。他打你，是怕你念了书就飞了。他就你一个儿子，他怕你走了不回来。”
“我没飞。”我说。
“你没飞，可你走了。”我娘的声音低下去，“你走了六年，头三年还有信，后来连信都没了。你爹年年过年站在院门口等，等邮递员。等到第三年，他不等了。第四年，他走了。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你写的那三封信。”
我放下筷子。面汤的热气扑在脸上，潮乎乎的。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一块炭掉下来，碎成几瓣。
“信我写了。”我说，“后来没写，是因为换了工地，地址丢了。”
“地址丢了，人还能丢了？”我娘抬起眼看我，“你爹不识字，那三封信他让我念了无数遍。头一封你说在工地上搬砖，第二封你说当了小组长，第三封你说挺好让他们别惦记。他听了就笑，说‘这小子行，有出息’。”
我攥着筷子，指节发白。
“后来你爹病重，让我给你写信。我托人写了三封，都石沉大海。他临走那天，还问我‘建军回信了没’。我说回了，在路上。他点点头，说‘那就好’。”
我娘站起来，端着空碗往灶房走。走到灶房门口，她停了一下，没回头。“你吃完了把碗搁灶台上，早点睡。东屋炕我给你烧上了。”
她进了灶房。水龙头哗哗响了一阵，又停了。灶房里传来她擤鼻子的声音，短促的一下，像是怕被人听见。
那天晚上我躺在东屋的土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炕烧得太热了，后背烫得慌，翻个身，胸口又觉得凉。窗外北风呜呜地吹，吹得那扇木窗哐当哐当响。窗台上搁着个搪瓷缸子，我拿起来看，是我爹的。缸子磕掉了好几块漆，露出底下的铁锈，里面还剩半缸子凉水。
我想起二婶子的话——“她还没嫁人”。
春妮。这个名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又一圈，转得我太阳穴突突地跳。
她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同桌。小学三年级，她转到我们班，老师把她安排在我旁边。她那时候比班里同学都矮半个头，坐在凳子上脚够不着地，晃来晃去的。她写字的时候总是把胳膊肘放在我这边，越界越得理直气壮。我推过她一次，她瞪了我一眼，说：“桌子是两个人的，你凭什么占那么多？”我那时候嘴笨，说不出话来，只好把自己的胳膊往里缩了缩。
初中那会儿，我们还坐一张桌子。她长高了些，但胳膊肘还是放我这边。她梳着两条粗辫子，辫梢上扎着红色的塑料绳，低头写字时，那绳子会垂到桌面上，晃来晃去。她冬天手上生冻疮，戴半截手套写字，写完一页推过来给我看：“你看，写得不比你差。”我那时候心里服气，嘴上不服，说“凑合吧”。她就笑，笑得眼睛弯弯的。
初三那年，她给我塞过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建军，你以后想去哪儿？”
我没回。因为我不知道我想去哪儿。那时候我连明天能不能来上学都不知道——我爹说念书没用，不如早点回来种地。
我爹是村里少有的没念过书的人。他八岁就给地主放牛，后来土改分了地，他一辈子就守着那几亩地过日子。他总觉得念书是虚的，种地才是实的。我念到初三，他就不耐烦了，天天念叨让我回来帮忙。我娘劝他让我念完初中，他不听。那天早上我背着书包要走，他堵在门口，手里攥着根棍子，说：“今天你敢出这个门，我打断你的腿。”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通红的眼睛。我说：“我就去上完这学期。”
“上什么上！”他抡起棍子砸在门框上，木屑飞溅，“你念了能怎么样？考大学？咱家供得起吗？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我说不出话来。我娘在旁边抹眼泪，说“让孩子去吧，就半年”。我爹瞪了她一眼，她就不敢吭声了。
那天我到底没去成学校。我爹把书包抢过去，锁在柜子里。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上午，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又慢慢偏西。后来春妮来找我，站在院门外喊我的名字。我爹在屋里吼了一声“别来了”，她就没再喊。我趴在窗户上往外看，看见她站在门口，辫梢上的红绳子被风吹起来，晃来晃去的。她站了很久，最后走了。
后来她托人给我捎了那支笔。英雄牌的，笔杆上有一道划痕，笔帽有点松，写字的时候要用手指按住。她让捎笔的人带了句话：“你跟他说，想写字的时候用。”
那支笔我留了三年。
在工地上的时候，我晚上躺在工棚里，有时候会拿出来看看。笔帽拧开，笔尖已经锈了，但我没舍得扔。工棚里住了十几个人，晚上有人打呼噜，有人磨牙，有人讲荤段子。我躺在最里面的铺位上，攥着那支笔，听外面的风呼呼地刮。
有一年开春，工棚漏雨。雨下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起来，箱子底下的东西全泡了。那支笔锈成了一团铁疙瘩，笔杆上的铜色全黑了，笔尖锈死了拧不开。我拿着那支笔在工地上站了半天，最后把它扔进了工地旁边的河里。
扔完了我就后悔了。我在河边站到天黑，想下河去捞，又不知道扔在了哪个位置。河不宽，但水浑，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找了个铁丝弯成钩子，在河边捞了一下午，什么也没捞着。
那以后我换了好几个工地，从北到南，越走越远。我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想攒钱，想出人头地，想风风光光地回去。可攒了几年，攒的钱够盖房子了，我却越来越不敢回去。我怕回去看见春妮嫁了人，怕看见我爹老了，怕看见自己什么也没变。
去年冬天，我在工地上做了个梦。梦见1980年春天，我辍学那天。春妮追到校门口，喊我的名字。我回头看她，她站在那棵老槐树下，辫梢上的红绳子被风吹起来。她朝我跑过来，塞给我一个东西——是那支英雄钢笔。
“你拿着。”她说，“你以后……想写字的时候用。”
我伸手去接，笔掉在地上，摔成了两截。我弯腰去捡，手够不着。春妮也不见了。我抬起头，工棚里黑漆漆的，有人在打呼噜，有人在磨牙。外面刮着风，沙子打在窗户上沙沙响。
我醒过来，枕头湿了一块。
第二天我去找工头辞工。工头是个山东人，三十来岁，脸晒得黑红。他坐在工棚门口的小马扎上，手里端着一缸子茶，听我说完，把缸子往地上一搁：“你要走？”
“嗯。”
“干了几年了？”
“六年。”
“六年就攒了这么点钱，你现在走，亏不亏？”
“亏。”
“那你还走？”
我站在工棚门口，看着远处的塔吊。塔吊正在吊一捆钢筋，慢慢地转过来，又转过去。我说：“做了个梦。”
工头看了我一眼，没再问。他从兜里摸出烟，递给我一根，我摇摇头。他自己点上，抽了一口，吐出一团白雾。“走吧。”他说，“钱的事我想办法给你结。明天来拿。”
那天晚上我把东西收拾好，帆布包塞得鼓鼓囊囊的。第二天一早去工头屋里拿钱，他数了数，多给了我五十。我说多了，他说：“拿着吧，回去好好过日子。别做梦了就回来，这儿不兴这个。”
我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又倒了三趟汽车，终于回到了镇上。从镇上往村里走的那条土路，我走了六年，梦里走了无数遍，现在终于踩在脚底下了。路两边的杨树高了，也粗了，树叶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我在镇上买了一包烟，大前门，两块五一包，揣在兜里。我不太会抽，就是想买着。
走到村口的时候，我看见那棵老槐树。树底下拴着一条黄狗，瘦得肋骨分明的。它看见我，连叫都没叫，只是掀了掀眼皮。
我扛着包继续走。走到水井旁，碰见二婶子。她告诉我春妮还没嫁人。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把搪瓷缸子搁在枕边。缸子里的水凉透了，我端起来喝了一口，有股铁锈味。我攥着那个缸子，攥了半宿。
第二章 旧账
我回村的第五天，下了一场大雪。雪片子又大又密，一上午就把整个村子盖得严严实实。我娘在堂屋里纳鞋底，我坐在门槛上看雪。院子里那棵石榴树的枝桠被雪压弯了，时不时“咔嚓”一声断下来。
“你打算在家待多久？”我娘问。她没抬头，针尖在鞋底上顶了一下，又拔出来。
“还没想好。”
“工地上那边……”
“我辞了。”
她停下手里的活，抬起头看我。老花镜架在鼻尖上，镜片后面的眼睛浑浊得很。
“辞了？那你以后……”
“再说吧。”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雪，“我去把屋顶的雪扫扫，别压塌了。”
我爬上房顶的时候，看见隔壁院子的烟囱也在冒烟。那是春妮家的老宅，她和她娘住。她爹前年得肺病死了，她哥在县城工作，很少回来。她家院墙比我家的矮半截，我站在房顶上，能看见隔壁院子全貌。西墙根下堆着一垛柴火，码得整整齐齐的。灶房门口搁着两个搪瓷盆，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小盆里泡着干菜。堂屋门口挂着一串干辣椒，红艳艳的，在雪地里格外扎眼。
我站在房顶上，手里拿着竹扫帚，眼睛却往隔壁院子里瞟。春妮正蹲在灶房门口劈柴，动作利索，一斧头下去，木头就裂成两半。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棉袄，袖口磨得起毛了，手背上冻出几个红疙瘩。她劈了大概十来根柴，直起腰来喘了口气，一抬头，就看见了我。
我们隔着院墙对望。雪还在下，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她也不掸。她的脸比六年前瘦了许多，颧骨上冻出了两团红，但眼睛还是那双眼睛，黑亮亮的，看人的时候微微眯着。她辫子只有一根了，从脑后绕到胸前，发尾用一根黑色皮筋扎着。
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低下头，抱起劈好的柴往灶房走。灶房的门帘掀开又落下，她的背影消失在门帘后面。我站在房顶上，扫帚横在手里，雪落在扫帚上，积了薄薄一层。
那天下午我娘去隔壁串门了。我在堂屋里烤火，听见隔壁院子里传来两个老太太说话的声音。我娘嗓门也不小，隔着墙听得清清楚楚。
“你家春妮的事，你到底怎么想的？”我娘问。
“还能怎么想？她自己不愿意，我还能把她捆着嫁人？”春妮她娘叹气，“前年她姑给介绍那个，在镇上开饭馆的，条件多好，她死活不见。去年又有人给说了一个，供销社的，有正式工作，她也不见。今年倒好，连提亲的都没有了。”
“她心里是不是有人？”
“谁知道呢。问她她也不说，天天就知道干活。你说这丫头，心里有事就憋着，跟她爹一个样。”
“她爹当年就是闷葫芦。”我娘说，“你家春生倒是随了你，嘴快。”
“嘴快有什么用？春生一年到头不回来，回来就跟他妹吵。上个月回来一趟，兄妹俩关在屋里说了半天，出来的时候春妮眼睛红红的。我问春生说什么了，他说没说什么，就是让她别挑了。你说这叫什么事？”
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雪已经停了，天边露出一角淡蓝色的天空。我站在院墙根底下，墙头上积着厚厚的雪，像一条白色的带子。
墙那边，春妮的声音忽然响起来：“娘，你别说了。”
“我说说怎么了？你都二十五了……”
“我心里有数。”
“你有什么数？你有数就不会……”
“娘！”春妮的声音忽然拔高，然后又压下去，“你别操心了，我心里有数。”
我退回屋里。火盆里的炭已经烧成了灰白色，表面覆着一层薄薄的灰。我用火钳捅了捅，底下又窜出红色的火苗来。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1980年的春天，我辍学那天。春妮追到校门口，喊我的名字。我回头看她，她站在那棵老槐树下，辫梢上的红绳子被风吹起来。她朝我跑过来，塞给我一个东西——是一支钢笔，英雄牌的，笔杆上有一道划痕。
“你拿着。”她说，“你以后……想写字的时候用。”
我伸手去接，她的手指碰到我的手心，凉丝丝的。我攥住那支笔，笔杆上的划痕硌着掌心。她站在我面前，仰着脸看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最后她只说了句：“你保重。”转身跑了。辫梢上的红绳子在风里晃了两下，拐过墙角就看不见了。
那支笔我留了三年。在工地上的时候，我晚上躺在工棚里，有时候会拿出来看看。笔帽拧开，笔尖已经锈了，但我没舍得扔。工棚里住了十几个人，晚上有人打呼噜，有人磨牙，有人讲荤段子。我躺在最里面的铺位上，攥着那支笔，听外面的风呼呼地刮。
有一年开春，工棚漏雨。雨下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起来，箱子底下的东西全泡了。那支笔锈成了一团铁疙瘩，笔杆上的铜色全黑了，笔尖锈死了拧不开。我拿着那支笔在工地上站了半天，最后把它扔进了工地旁边的河里。
扔完了我就后悔了。我在河边站到天黑，想下河去捞，又不知道扔在了哪个位置。河不宽，但水浑，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找了个铁丝弯成钩子，在河边捞了一下午，什么也没捞着。
后来我换了好几个工地，从北到南，越走越远。那支笔的事，我一直没跟任何人提过。
我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窗外又在下雪了，簌簌的，落在窗台上，积了厚厚一层。枕头底下有东西硌了我一下，我伸手摸出来——是我娘白天纳鞋底用的顶针。铜的，上面坑坑洼洼的，不知道用了多少年。
我攥着那个顶针，躺在黑暗里，忽然想起一件事。
初三那年冬天，春妮的手生了冻疮。十个指头肿得像萝卜，握笔都握不住。她从家里带了半截手套，露着指头尖的那种，上课的时候戴着写作业。我那时候嘴欠，说她：“你戴着手套写字，能写出个啥？”
她没理我，低头继续写。写完一页，她把本子推过来给我看：“你看，写得不比你差。”
字确实写得好，一笔一划的。我那时候心里有点服气，但嘴上还是硬：“凑合吧。”
她笑了一下，把手套摘下来，推给我：“你试试。”
“我不试。”
“你手不冷啊？”
“不冷。”
她看着我，忽然伸手碰了一下我的手背。她的指尖冰凉冰凉的，像一片雪花落在皮肤上，很快就化了。
“还说你不冷，手都冻僵了。”她把那半截手套塞进我手里，“你戴着吧，我明天再拿一副。”
那副手套我戴了一个冬天。后来辍学了，手套不知道丢在哪里了。
我躺在黑暗里，把那个顶针攥得紧紧的。铜的棱角硌着掌心，硌得生疼。
第二天一早，我去井台挑水。昨天下了一天的雪，井台边上结了厚厚的冰，滑得很。我小心翼翼地打了两桶水，刚挑起来，就看见春妮从巷子那头走过来。她也来挑水，担着空桶，走得很慢。
我放下担子，站在井台边上等她。
她走到跟前，看了我一眼，把桶放在地上。
“井台滑，你小心点。”我说。
“嗯。”
她弯下腰去打水，手指头冻得通红。我站在旁边，看着她把绳子放下去，听着水桶碰到井底的声音。她往上提的时候，手滑了一下，绳子往下出溜了一截。
“我来。”我伸手过去，握住了绳子。她的手还攥着绳子没松开，我的手就覆在了她的手上。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像井水一样凉。
她抬起头看我。
“你手还是这么凉。”我说。
她把手抽回去，攥了攥拳头。“你手也没热过。”
这句话让我心里一颤。我低头把水提上来，倒进她的桶里。她又把另一个桶递过来，我把水倒满。
“谢谢。”她说。
“不用。”
她担起水要走，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没有回头。
“李建军，你那年走的时候，为什么连声招呼都不打？”
我站在原地，两只手攥着空桶的提手，攥得指节发白。雪后的太阳从东边照过来，照在我脸上，把她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一直延伸到我的脚下。
“我……”我张了张嘴，嗓子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等了几秒钟，没等到回答，挑起水桶走了。
我在井台边上站了很久。两只空桶在我脚边，被风吹得轻轻晃荡。远处有鸡在打鸣，有狗在叫，谁家的孩子在巷子里跑，笑声脆生生的。这些声音从四面八方涌过来，涌到我耳朵里，却像是隔着一层水，模模糊糊的。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娘忽然说：“春妮她娘说，开春之后有人要给春妮说媒，镇上的，开拖拉机的。”
我的筷子停了一下。
“你说这丫头，到底想找什么样的？”我娘自顾自地说，“人家开拖拉机的，家里还有三间大瓦房……”
“娘。”我打断她。
“嗯？”
“我出去一趟。”
我放下碗，穿上那件旧棉袄，出了门。雪后的风硬得很，刮在脸上像刀子。我沿着村后的那条土路一直走，走到村外的那片河滩上。河面结了冰，冰上覆着一层雪，白茫茫的一片。
我站在河滩上，点了一根烟。烟是村里小卖部买的，大前门，两块五一包。我抽了一口，呛得直咳嗽——我其实不太会抽烟。
河对岸有只野兔从雪地里跑过去，跑了几步停下来，竖着耳朵听了听，又跑远了。我看着那只兔子消失在远处的树林里，忽然想起初三那年冬天，也是在这条河上，春妮带着我来滑冰。她滑冰滑得特别好，在冰上转圈，辫子甩起来。我站在岸上看，不敢下去，她滑过来拽我，结果两个人一起摔在冰上。
那时候她的脸离我那么近，呼出的白气喷在我脸上，热乎乎的。她笑得眼睛弯成月牙，说：“李建军，你胆子怎么这么小。”
我那时候想说什么来着？我想说，我不是胆子小，我是怕摔着你。但没说出口。
后来我爹把我从学校里拽回去的那天，也是在这条河边。他拿着棍子，说我要是再去上学，就把我腿打折。我站在河边上，看着他通红的眼睛，说：“我不去了。”
那天晚上我在河滩上坐到半夜，春妮来找我。她打着手电筒，光柱在黑暗里晃来晃去。
“李建军！”她喊。
我没应。她找了一圈，终于在河滩上找到了我。
“你吓死我了。”她蹲下来，手电筒的光照在地上，“你……你明天真的不去了？”
“不去了。”
她沉默了很久。河水在下面哗哗地流，冰还没冻实，能听见水流的声音。
“那……”她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塞进我手里，“你拿着。”
是那支英雄钢笔。
“你以后想写字的时候用。”她说。
那支笔后来被我扔进了工地旁边的河里。我在河边站到天黑，用铁丝弯成钩子捞了一下午，什么也没捞着。
我站在河滩上，把烟屁股扔进雪地里。烟头在雪地上烫出一个小小的黑洞，冒了一缕青烟，很快就灭了。
回去的路上，我碰见了二婶子。她正从她闺女家回来，手里提着一兜子冻柿子。
“建军！”她叫住我，“你上哪儿去了？你娘找你呢。”
“我随便走走。”
她凑过来，压低声音：“我跟你说个事。春妮她娘今天跟我说，春妮开春之后要相看人家了。镇上的，开拖拉机。你说这丫头，总算想开了。”
我没说话。
“你也该说媳妇了。”二婶子打量着我，“你今年多大了？二十七了吧？你看人家春妮，以前跟你同学，人家都要说媒了……”
“二婶，我先回去了。”我说。
“哎，你这孩子……”
我大步往家走，脚踩在雪地上，咯吱咯吱地响。走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看见院门旁边的雪地上有一串脚印，小小的，是女人的脚印。脚印从巷子那头过来，到我家院门口停了一下，然后又折回去了。
我蹲下来看那串脚印。鞋底的花纹印在雪地上，清晰得很，是那种老式的棉鞋，鞋底有一道一道的横纹。脚印在院门口停住的地方，雪被踩得实实的，旁边有几个小坑——像是站了一会儿，又走了。
我站起来，往巷子那头看。雪地上只有这一串脚印，来来回回的，从春妮家方向过来，又往春妮家方向回去。
她来过。在我去河滩的时候，她来过我家门口。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那串脚印。雪又开始下了，细密的雪粒子落在脚印上，一点一点地把它们填平。我站了很久，直到那串脚印完全被新雪盖住，再也看不出来。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把手伸到炕席底下摸了摸。席子底下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那支笔锈了，扔了，捞不回来了。
第三章 裂痕
开春之后，雪化了，路面上泥泞得很。我娘开始催我：“你到底怎么打算的？总不能天天在家劈柴挑水。”
“我想把村东头那几亩地包下来。”我说。
“种地？”我娘皱着眉，“你当了这么多年工人，还会种地？”
“不会就学。”
她没再说什么。我知道她心里不踏实，但这几年我在工地上攒了点钱，够买种子化肥的。再说，我爹走了之后，那几亩地一直租给别人种，该收回来了。
三月底的一天，我去镇上买种子。回来的时候，在村口碰见了春妮。她骑着一辆二八大杠的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袋子化肥，车把上挂着两把韭菜。自行车是旧的，车架上的漆掉了大半，车链子哗啦哗啦响。
她看见我，从车上下来。
“去镇上了？”她问。
“嗯，买种子。”
“你……真打算种地？”
“嗯。”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是说：“你那几亩地在村东头，我家的地在村西头。离得远。”
“我知道。”
“你地里的活……要是忙不过来，可以找我。”她说完这句话，脸忽然红了，推着车就要走。
“春妮。”我叫住她。
她停下来。
“你……开春之后，是不是要相看人家了？”
她攥着车把的手紧了紧。过了一会儿，她才说：“我娘跟你娘说的？”
“嗯。”
“你别听她们瞎说。”她推着车往前走了一步，又停下来，“李建军，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我就问问。”
“问什么问。”她的声音忽然有点抖，“你当年走的时候连句话都不留，现在回来问这问那的，你凭什么？”
她推着车走了。化肥袋子在车后座上颠了一下，差点掉下来。她停下车去扶，扶好了继续走。我站在村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子拐角。车链子的哗啦声越来越远，最后听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娘做了韭菜盒子。春妮她娘送来的韭菜，我娘烙的。我吃了两个，剩下的我娘让我给隔壁送去。
我端着盘子站在春妮家门口，犹豫了半天。天已经黑了，堂屋里亮着灯，窗户上印出两个人影，一个坐着，一个在走动。
我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春妮。她看见我，愣了一下。
“我娘让送来的。”我把盘子递过去。
她接过去，低头看了一眼。“你等一下。”
她转身进了灶房，过了一会儿出来，手里端着一碗东西。“我娘腌的咸菜，给你娘尝尝。”
我接过来。碗是热的，刚用开水烫过。
“春妮。”我又叫她。
她站在门槛里面，我站在门槛外面，中间隔着一道门槛。
“那年我走的时候……”我开口，嗓子有点紧，“我爹不让我上学了。我那天晚上在河滩上坐到半夜，你来找我，给了我一支笔。”
她没说话。
“那支笔我留了三年。”我说，“后来在工地上，工棚漏雨，笔锈了。我没舍得扔，放在箱子里。后来搬家，箱子被水泡了，笔锈成了一团铁疙瘩。”
我停了一下。她看着我，眼睛在灯光下亮亮的。
“我把它扔了。”我说，“扔进河里了。扔完了我就后悔了，在河边捞了一下午，没捞着。”
她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才抬起来。“李建军，你走吧。咸菜趁热吃。”
她关上了门。我站在门外，端着那碗咸菜。碗壁上的热度透过指尖传上来，一直传到胳膊里、传到胸口。风从巷子口吹过来，吹得我后脖子发凉。
我端着碗往回走。走到院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春妮家的窗户上，那个人影还站在门口，一动不动的。
第二天，我去村东头翻地。那块地荒了两年，杂草长得半人高。我拿着铁锹一锹一锹地翻，翻到中午，手上磨出了两个血泡。
我坐在地头喝水，看见春妮从村西头过来。她扛着一把锄头，走到我地头，站住了。
“你翻得不对。”她说。
“什么？”
“地不是这么翻的。你把草根翻进去了，过两天又长出来。”她把锄头放下，蹲下来，用手扒拉了一块土，“你得先把草割了，晒干了烧掉，再翻地。”
我没说话。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我帮你割草吧。我家的地翻完了。”
“不用。”
“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她瞪了我一眼，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回来，把锄头往地上一插，“你明天别翻了，等我过来帮你。”
第二天她真的来了。扛着两把镰刀，一把给我，一把自己用。我们两个人在地里割了一上午草，谁也没说话。中午的时候，她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里面是两个馒头，夹着咸菜。
“给你一个。”她把馒头递过来。
我接过来咬了一口。馒头是白面的，咸菜是她家腌的萝卜条，脆生生的。
“你娘腌的咸菜真好吃。”我说。
“嗯。”
我们坐在地头吃馒头。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地里的草割了一半，堆成一小堆一小堆的。远处的麦田已经返青了，绿油油的一片。
“李建军。”她忽然叫我。
“嗯？”
“你以后……还走吗？”
我嚼着馒头，嚼了半天才咽下去。
“不走了。”我说。
她转过头看我。阳光照在她脸上，把她脸上的绒毛照得清清楚楚。她的眼睛还是那双眼睛，黑亮亮的，看人的时候微微眯着。
“真的？”
“真的。”
她低下头，咬了一口馒头。我看见她的耳朵尖红了，从耳垂一直红到耳朵尖。
那天下午我们继续割草。太阳落山的时候，她扛着镰刀往家走，我跟在后面。走到村口的时候，她忽然停下来。
“明天还来吗？”她问。
“来。”
她点点头，走了。辫子在背后一甩一甩的，发尾那根黑色皮筋在夕阳里闪了一下。
我站在村口，看着她走进巷子。路边那棵老槐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叶子在晚风里轻轻摇晃。我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松动，像冻了一冬的河面，在春天的太阳底下一点一点地裂开。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春妮帮我翻完了地，又帮我种上了玉米。她干活利索，我笨手笨脚的，她就笑我：“你在工地上干了这么多年，连个地都不会种？”
“工地上不用种地。”
“那你都干什么？”
“搬砖，和水泥，绑钢筋。”
她就不说话了，低头干活。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吧？”
“还行。”
“你脸上那道疤，是干活弄的？”
“嗯。”
她没再问。但是那天下午干活的时候，她时不时地看我一眼。我假装没看见，低头刨坑，把玉米种子一粒一粒地丢进去。
五月初的一天，镇上逢集。我去集上买化肥，在供销社门口碰见了春妮她哥春生。他在县城工作，很少回来，我差点没认出来。他穿着一件蓝布中山装，口袋里别着一支钢笔，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他比我大两岁，但看着比我年轻，脸上没那么多褶子。
“李建军！”他叫我，嗓门还是那么大，“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年前回来的。”
“听说你不走了？在家种地？”
“嗯。”
他上下打量我，目光在我脸上那道疤上停了一下。“你那脸怎么回事？”
“干活碰的。”
他点点头，忽然压低声音：“建军，我问你个事。你跟我妹……你们俩是不是……”
“没什么。”我打断他。
他看着我，眼神有点复杂。“我妹今年二十五了。前两年有人给她说媒，她一个都不见。我娘急得不行，问她到底想找什么样的，她也不说。”
我没说话。
“你要是没那个意思，就别耽误她。”春生的声音沉下来，“她不是小姑娘了，在咱这地方，再拖两年就真没人要了。”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他皱着眉，“李建军，你当年走的时候，我妹哭了三天。你知不知道？”
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买化肥的钱，攥得手心全是汗。
“她跟我说，你走的时候连声招呼都不打。”春生看着我，“她说她站在校门口喊你，你回头看了她一眼就走了。她说她给你的那支笔，你也没带走。”
“我带了。”我说，“我带了三年。”
春生愣了一下。
“后来在工地上，笔锈了。”我说，“我没扔，放在箱子里。后来箱子被水泡了，笔锈成了一团铁疙瘩。”
“那你现在……”
“我现在回来了。”我说。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自己想清楚。我妹的心思我不说你也知道。但你要是再让她等，我第一个不答应。”
他走了。我站在供销社门口，太阳明晃晃地照着，照得我眼睛发酸。
那天晚上我没去春妮家。我坐在院子里，看着月亮从东边升起来，又圆又亮。石榴树开花了，红艳艳的，在月光下像一团团暗红的火。
我娘搬了个凳子坐在我旁边。“你今天去集上碰见春生了？”
“嗯。”
“他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我娘叹了口气。“建军，娘问你一句话，你老实跟我说。”
“嗯。”
“你对春妮，到底怎么想的？”
我低着头，看着地上的月光。月光白花花的，照在我脚上，照出鞋面上那道裂口。
“我不知道。”我说。
“你不知道？”我娘的声音提高了，“你不知道你天天跟人家姑娘在地里干活？你不知道人家姑娘为什么帮你翻地？你不知道人家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嫁人？”
“娘……”
“你别叫我娘。”她站起来，凳子腿在泥地上划了一下，“你爹当年打你，把你打跑了，是他不对。可你也不能因为这事，把自己的日子过成这样。你二十八了，春妮二十五了。你们俩到底要耗到什么时候？”
她进屋去了。门摔得砰的一声响。
我坐在院子里，月亮升到了头顶上，亮得晃眼。石榴花的影子落在地上，黑乎乎的一团。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把炕席掀开，手伸到底下摸了摸。席子底下空荡荡的，只有几粒碎草屑。那支笔早就没了。可是我总觉得它还在，就压在席子底下，笔杆上的划痕硌着掌心，凉丝丝的。
第四章 爆发
第二天春妮没来找我。第三天也没来。第四天我去地里干活，远远地看见她在自家的地里锄草。她看见我，直起腰来，又弯下去继续锄。
我没过去。我们各自在地里干活，中间隔着一大片麦田。风吹过来，麦浪一层一层地涌过去，涌到她那边，又涌回来。
中午的时候，我坐在田埂上啃干粮。春妮从她地里走过来，手里提着一个水壶。
“给你。”她把水壶递过来。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水是凉的，带着一股淡淡的甜味——她放了糖精。
“你哥那天跟我说了。”我说。
她蹲在我旁边，手揪着田埂上的野草。“他说什么了？”
“他说你哭了三天。”
她揪草的手停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她把揪下来的草扔在地上，站起来。
“李建军，你要是因为可怜我，才跟我说这些，那你就别说了。”她的声音很平，听不出什么情绪，“我不是没人要。我只是……”
“我知道。”我说。
“你知道什么？”她看着我，眼睛忽然红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见那些说媒的？你知道我为什么等到现在？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知道。”我站起来，看着她，“你给了我那支笔，我带了三年。我没舍得扔。后来笔锈了，我把它扔进河里的时候，我在河边上站了一个下午。”
她不说话了。
“我在工地上受了伤，脸上划了这道疤。我没去医院，自己拿酒精棉擦了擦，第二天接着上工。”我说，“那时候我想，反正也没人在乎我这张脸了。”
她的眼泪掉下来了。没出声，就那么顺着脸颊往下淌，一滴一滴地落在田埂上，落在刚翻过的黄土里。
“你回来那天，我在二婶子家听说你回来了。”她说，声音抖得厉害，“我跑回家，对着镜子梳了半天头。我想去找你，又怕你不想见我。后来我还是去了，站在你家院门口，你问我进不进来坐。你说的是‘进来坐’，不是‘进来’。”
她擦了擦眼泪，手上沾了泥，在脸上抹了一道泥印子。
“你说‘进来坐’，我就知道你没打算让我多待。”她继续说，“后来你天天去地里干活，我去帮你，你就让我帮。你跟我说地里的事，说种子的事，说化肥的事，你就是不说别的。我等你开口，等了一个春天，你什么也不说。”
“春妮……”
“我娘跟我说，镇上那个开拖拉机的，条件好。我跟她说我不见。她问我为什么，我不说。我怎么说？我说我在等一个连句明白话都不肯跟我说的人？”
她蹲下去，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没有声音。
我站在她旁边，手悬在半空，不知道该放在哪里。太阳明晃晃地照着，麦田绿得发亮，远处有布谷鸟在叫，一声一声的。
我蹲下来，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她的肩膀瘦削，隔着薄薄的衬衫，能摸到骨头。
“春妮。”我说。
她没抬头。
“我回来那天，二婶子跟我说你还没嫁人。”我说，“我那天晚上一宿没睡着。我想去找你，又怕你不见我。我这个人，从小就不会说话。我爹打我，我不跑，我站在那儿让他打。后来我不念书了，你到校门口喊我，我回头看你一眼就走了。我不是不想跟你说话，我是不知道说什么。”
她抬起头看我。脸上全是泪痕，眼睛红红的。
“我在工地上干了六年，攒了点钱。我本来想再干两年，攒够了钱再回来。”我说，“可是去年冬天，我在工地上做了个梦，梦见你站在校门口喊我。我醒过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块。第二天我就跟工头辞了工，收拾东西回来了。”
她看着我，眼睛一眨不眨的。
“我回来的时候，在村口碰见二婶子。她跟我说你还没嫁人，我心里……”我停了一下，“我心里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你还没嫁人，害怕的是我不知道你还愿不愿意见我。”
她低下头，手攥着裤腿，攥得指节发白。
“你愿意见我吗？”我问。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来，看着我。然后她伸出手，在我脸上那道疤上轻轻摸了一下。她的指尖冰凉冰凉的，像1980年冬天她碰我的手背那次一样。
“你以后别再把东西扔了。”她说。
“嗯。”
“那支笔，你要是留着……”
“我留着。”我说，“我骗你的。笔没扔。我把它从河里捡回来了，晾干了，放在箱子里。后来箱子被水泡了，笔锈了，我拿砂纸磨了磨，磨不掉。我就把它放在炕席底下。”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眼泪还挂在脸上，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往上弯，眼睛还是红的。
“李建军，你这个人……”她没说完，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我回去了。明天还得锄草。”
她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我。
“你明天来不来？”
“来。”
她转身走了。辫子在背后一甩一甩的，发尾那根黑色皮筋在阳光里闪了一下。
我站在田埂上，看着她走远。风从麦田里吹过来，带着青苗的气息，暖暖的，吹得我眼眶发酸。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把我娘叫到堂屋里。她坐在八仙桌旁边，我站在她面前。
“娘，我想跟你说个事。”
“说吧。”
“我跟春妮……”
我娘抬起头看我，老花镜架在鼻尖上，镜片后面的眼睛亮了一下。
“我们俩想在一块。”我说。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把老花镜摘下来，放在桌上。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又擦了擦。
“你终于说了。”她的声音有点抖。
“娘……”
“你爹要是还在，听见这话，不知道得多高兴。”她擦了擦眼睛，“你爹当年打你，打错了。可你也不能因为这事，把什么事都憋在心里。你憋了六年，憋出什么来了？”
“什么也没憋出来。”
“你知道就好。”她站起来，“明天我去找春妮她娘说。”
“娘，我自己去。”
她看了我一眼，忽然笑了。“行，你自己去。你这个人，是该自己说一回了。”
她进了灶房，一会儿端出一碗荷包蛋来。“吃了。”
“娘，我不饿。”
“吃了。明天去找春妮，精神点。”
我接过碗。荷包蛋卧在糖水里，两个，圆圆的，白嫩嫩的。我低头吃了一口，糖水甜得发腻，蛋黄是溏心的，咬破了流出来，烫了一下舌头。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把手伸到炕席底下摸了摸。席子底下空荡荡的，只有几粒碎草屑。那支笔早就没了。我骗了春妮。笔确实扔了，捞了一下午没捞着，后来也没再买新的。可是那天在田埂上，我说“我把它从河里捡回来了”，她信了。
我想着明天去找她，把这件事跟她说清楚。笔没了就是没了，捞不回来了。但是人还在。我回来了，她也还在。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睡着。梦里我又回到了1980年的春天，站在校门口。春妮站在老槐树下，辫梢上的红绳子被风吹起来，晃来晃去的。她朝我跑过来，塞给我一支笔。我伸手去接，笔在手里沉甸甸的，笔杆上的划痕硌着掌心。
这一次我没有松手。
第五章 别离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春妮。她娘开的门，看见我，脸上带着笑。“建军来了？春妮在灶房呢。”
我走到灶房门口。春妮正蹲在灶膛前往里添柴，听见脚步声，回过头来。她看见是我，脸微微红了一下，又转回去继续添柴。
“你来干什么？”她问。
“我来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那支笔的事。”
她添柴的手停了一下。“你说你从河里捡回来了。”
“我骗你的。”我说，“笔扔了，捞了一下午没捞着。后来也没再买。”
她站起来，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一跳一跳的。
“就这个事？”
“就这个事。”
她看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她低下头，用脚尖踢了踢灶台底下的柴火棍。
“你这个人，连说个谎都藏不住。”她说，声音轻轻的，“那天在田埂上你说你捡回来了，我就知道你骗我。可是我没戳穿你。”
“为什么？”
“因为你想让我高兴。”她抬起头看我，“你这个人，嘴笨，不会说话。但是你想让我高兴。”
我站在灶房门口，她站在灶台旁边。灶膛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一块炭掉下来，碎成几瓣。锅里的水开了，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春妮。”我叫她。
“嗯。”
“我想跟你在一块。”
她没说话。她转过身去，把锅盖掀开，往里面下面条。白汽升腾起来，模糊了她的侧脸。
“你那天在田埂上说过这话了。”她说。
“那天你没应我。”
她把面条搅了搅，又盖上锅盖。然后她转过身来，看着我。
“李建军，你过来。”
我走过去，站在灶台边。她伸出手，在我手背上碰了一下。指尖凉凉的，像1980年冬天在教室里碰我的那一下。
“我应你。”她说。
锅里咕嘟咕嘟地响着，白汽从锅盖缝里冒出来，一股面的香气飘了满屋。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她的眼睛亮亮的，嘴角往上翘着。
那天下午我去她家，跟她娘说了我们的事。她娘坐在八仙桌旁边，听我说完，半天没吭声。然后她站起来，走到灶房门口，朝里面喊了一声：“春妮，你出来。”
春妮从灶房里出来，手上还沾着面。她娘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忽然叹了口气。
“我等这一天等了五年。”她娘说，“春妮她爹走的时候，跟我说，他最放不下的就是春妮。他说这丫头心里有人，可是那个人不知道。他让我别催她，让她自己等。”
她擦了擦眼睛。“你爹当年打你，你走了，春妮哭了三天。后来她就不提你了。可是她不提，不代表她忘了。她跟我说，她要是嫁人，就嫁你。你要是不回来，她就不嫁了。”
春妮站在灶房门口，低着头，手指头揪着围裙边。
“你回来了。”她娘看着我，“你回来那天，春妮在屋里坐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跟我说，你去井台挑水了。我说你去看看他。她去了，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什么也没说。”
我站在堂屋里，听着她娘说话。春妮始终低着头，手指头把围裙边揪来揪去。
“婶子。”我说，“我以后对她好。”
她娘看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她点点头。“你爹当年打你，是他的错。你走了六年，是你的错。以后你们俩好好过，别再错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我娘坐在堂屋里等我。她看我进门，问：“说好了？”
“说好了。”
她站起来，走到灶房，一会儿端出一碗荷包蛋。又是两个，圆圆的，白嫩嫩的，卧在糖水里。
“吃了。”
我接过来。糖水冒着热气，甜丝丝的。我低头吃了一口，蛋黄还是溏心的，烫了一下舌头。
婚期定在秋后。六月初，我跟春妮去镇上扯布做衣裳。镇上只有一家供销社，柜台后面站着个四十来岁的女售货员，烫着卷发，嘴里嗑着瓜子。春妮在布匹柜台前挑了半天，挑了一块红底碎花的棉布，又挑了一块蓝底格子的。
“蓝的做什么？”我问。
“给你做件褂子。”她说，“你身上这件，袖口都磨破了。”
“不用。”
“用。”她把布递给售货员，“同志，扯八尺。”
我站在旁边，看着她付钱。她从兜里掏出一个手绢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几张票子。她数了数，递给售货员。售货员找了她零钱，她把钱包好，塞回兜里。
“走吧。”她抱起布，往外走。
我跟在后面。走到供销社门口，她忽然停下来。
“李建军。”
“嗯。”
“你以后真的不走了？”
“不走。”
她看着我，眼睛亮亮的。然后她把布往我怀里一塞。“你拿着。”
我接过来。布匹软软的，带着一股新布特有的浆洗味。她空着手走在前面，辫子一甩一甩的。我跟在后面，抱着那块布，布上的浆洗味一阵一阵地往鼻子里钻。
走到镇口石桥上的时候，她停下来。桥底下是河，河水流得急，哗哗地响。
“李建军。”她背对着我，声音不大。
“嗯。”
“你以后要是再跑，我就改嫁。”
“不跑了。”我说，“哪儿也不去了。”
她转过身来。阳光照在她脸上，照着她眼睛里映出的我的影子。
“你记住了。”她说。
“记住了。”
她笑了。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跟1980年冬天在河上滑冰那次一样。
第六章 破冰
那天在石桥上，春妮没再提改嫁的事。她跟我回了村，路上谁也没说话。她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中间隔了三四步。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她停了一下，伸手在树干上摸了一把。槐花已经谢了，长出嫩绿的荚果，一串一串地垂着。
“李建军。”她没回头。
“嗯。”
“你明天来我家吃饭。”她说，“我娘腌的咸菜还有。”
她说完就走了，拐进巷子，连头都没回。我站在槐树底下，树上的荚果在风里晃来晃去，晃得我心里也跟着晃。
第二天我去她家吃饭。她娘在灶房忙活，春妮坐在堂屋里择韭菜。我进去的时候，她娘从灶房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又缩回去了。
“你坐。”春妮说。
我在八仙桌边上坐下来。桌上放着一碗咸菜，一碟花生米，还有一壶热茶。春妮低着头择韭菜，手指头在菜叶间翻来翻去，择好的放在搪瓷盆里，码得整整齐齐。
“你娘……知道不？”我问。
“知道什么？”
“知道我们俩……”
她抬起头看我。“知道什么？”她又问了一遍，眼睛里带着一点笑。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她低下头继续择韭菜，过了一会儿才说：“我跟她说了。”
“说什么了？”
“说我不去县城了。”她把一根烂韭菜扔在一边，“她说我疯了。”
“你疯了没？”
“疯了。”她把择好的韭菜端起来，站起来往灶房走，“要不然怎么会等你这么多年。”
灶房里传来她娘的声音：“春妮，你把韭菜放那儿，我来炒。”
“娘，我来。”
“你出去陪建军说话。”
“不用陪。”
“你出去。”
春妮从灶房里出来，脸上有点红。她在桌子对面坐下来，给我倒了一杯茶。茶是粗茶，颜色浓得发黑，喝一口苦得很。
“你以后真不走了？”她问。
“不走。”
“那你打算怎么办？”
“种地。攒钱。盖房子。”
“盖房子干什么？”
“娶你。”
她端着茶杯的手停了一下。茶水面晃了晃，溢出来一滴，落在桌面上。她赶紧用袖子去擦，擦了两下，又停下来。
“李建军，你说这话也不害臊。”她说，声音低低的。
“你让我说的。”
“我让你想说什么就说，没让你……”
“我就是想说这个。”
她抬起头，瞪了我一眼。瞪完了，嘴角又往上翘。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被苦得皱了一下眉。
“这茶真苦。”她说。
“我喝着还行。”
“你嘴硬。”
“你嘴也硬。”
她笑了。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像1980年冬天在河上滑冰那次一样。那时候她笑得又脆又响，现在的笑轻了，淡了，但是里面的东西一点没少。
五月底，我托二婶子去春妮家提亲。二婶子高兴得拍大腿：“我就说嘛！你们俩早晚的事！”她跑去跟春妮她娘说，两个老太太关在屋里说了半天。出来的时候，二婶子冲我挤眼睛：“成了。”
那天晚上我娘蒸了一锅白面馒头，让我给春妮家送去。我端着馒头进了她家院门，春妮正坐在院子里洗头。她弯着腰，长发垂在搪瓷盆里，用水舀子舀水往上浇。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头发湿淋淋地贴在脸上，水珠子顺着下巴往下滴。
“你来了。”她说。
“我娘让送馒头来。”
“放桌上吧。”
我把馒头放在堂屋的八仙桌上，又走出来。她还在洗头，水舀子一下一下地舀水，浇在头发上。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
“你帮我倒水。”她说。
我接过水舀子，从盆里舀水往她头发上浇。水是温的，流进头发里，顺着发梢滴下来，滴在我的手上。她的头发又黑又密，洗湿了之后更黑了，像一匹缎子。
“水凉了。”她说。
我又舀了一舀子。她低着头，脖子后面露出一小截白白的皮肤。水珠子滚过那截皮肤，流进衣领里。
“李建军。”她叫我。
“嗯。”
“你以前在外面，有没有想过我？”
我拿着水舀子的手停了一下。
“想过。”我说。
“什么时候？”
“在工地上。晚上躺在工棚里，睡不着的时候。”
“想什么？”
“想你在校门口喊我。想你给我那支笔。”
她没再说话。水舀子里的水流完了，我又舀了一舀子。她的手在头发里揉着，揉出白色的泡沫，顺着发梢往下滴。
“好了。”她说。
我把水舀子放下。她直起腰来，拿毛巾包住头发，拧了拧水。她的脸被水汽蒸得红扑扑的，鼻尖上冒着一层细汗。
“你以后别走了。”她说。
“不走。”
她看着我，眼睛亮亮的。“那你明天跟我去镇上。买点东西。”
“买什么？”
“买布。做衣裳。”
“做什么衣裳？”
“你说做什么衣裳。”她把毛巾甩在我身上，转身进了屋。毛巾上带着水，凉丝丝地贴在我胸口。我攥着毛巾站在院子里，闻见一股皂角的味道，清清爽爽的。
六月初，我们两家开始商量婚事。春妮她娘和我娘坐在堂屋里，你一言我一语地商量着彩礼多少、酒席几桌、日子定在哪天。春妮坐在灶房门口的小凳上择菜，我坐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太阳从树叶缝里漏下来，光斑落在地上，一晃一晃的。
“李建军。”春妮在灶房门口叫我。
我走过去。
“你进来帮我烧火。”
我进了灶房，坐在灶膛前的小凳上。春妮往锅里倒了油，油热了，把切好的菜倒进去，刺啦一声，白烟升起来。她拿着锅铲翻炒，胳膊一抬一落的，动作利索得很。
“你娘说，日子定在秋后。”她说。
“嗯。”
“你没意见？”
“没意见。”
她翻炒了几下，又倒了一碗水进去，盖上锅盖。然后她蹲下来，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火光映在她脸上，一跳一跳的。
“李建军，你以后要是再跑……”她看着灶膛里的火。
“不跑了。”
“你保证？”
“保证。”
她抬起头看我。灶膛里的火光映着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她伸出手来，在我手背上碰了一下。指尖还是凉凉的，像1980年冬天在教室里碰我的那一下。
“你手还是这么凉。”我说。
“你手也没热过。”她说。
她站起来，继续炒菜。锅里的菜咕嘟咕嘟地响着，香气飘了满屋。我坐在灶膛前，往里面添着柴，火苗舔着锅底，噼啪作响。外面传来我娘和春妮她娘的笑声，还有石榴树上麻雀的叽喳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热热闹闹的，涌进灶房里来。
我忽然想起1980年的那个冬天，春妮把她的半截手套塞给我。她说：“你戴着吧，我明天再拿一副。”那副手套我戴了一个冬天。后来辍学了，手套不知道丢在哪里了。但是那副手套的暖和劲儿，我到现在还记得。
秋后，我跟春妮结了婚。没办多大的场面，就请了几桌亲戚。我娘和春妮她娘一人出了一半的钱，摆了八桌酒席，在院子里搭了棚子，请了村里的厨子来烧菜。
那天早上，春妮在堂屋里穿衣裳。我站在院子里，隔着窗户看见她的影子映在窗户纸上，一动一动的。二婶子从窗户底下过，冲我挤眼睛：“建军，急了吧？”
我笑了笑，没说话。
鞭炮响起来的时候，春妮从堂屋里出来。她穿了一件红底碎花的棉袄，是去镇上扯的布，她娘熬了几个夜赶出来的。她的头发挽起来了，辫子盘在脑后，用一根银簪子别着。那根簪子是我娘给的，说是她当年的陪嫁。
她走到我身边，脸被红棉袄映得红扑扑的。她看了我一眼，嘴角往上翘了一下，又压下去了。
“你紧张什么？”她小声说。
“我没紧张。”
“你手都攥成拳头了。”
我松开手。手心全是汗。
酒席吃到一半，春生把我拉到一边。他喝了不少酒，脸红红的，舌头有点大。“李建军，我把我妹交给你了。”他拍着我的肩膀，“你要是对她不好，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你放心。”
“我不放心。”他瞪着我，“你这个人，嘴笨。嘴笨的人容易吃亏，也容易让人吃亏。你以后有话就说，别憋着。”
“我知道了。”
他看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其实我妹就喜欢你这副德行。我问她喜欢你什么，她说你老实。我说老实有什么用，她说老实的人不会骗她。”
他摇摇晃晃地走了。我站在院子里，看着满院子的人。我娘和春妮她娘坐在一起，两个老太太都在抹眼泪，又都在笑。二婶子在灶房门口帮厨，嗓门大得盖过了所有人。
春妮从堂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醒酒汤。她看见我，走过来。“你站这儿干什么？进去吃饭。”
“我看看。”
“看什么？”
“看看这一切。”
她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圈。院子里的人，桌上的菜，棚子上的红纸，角落里的酒坛子。然后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醒酒汤。
“李建军。”她说。
“嗯。”
“你以后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别憋着。”
“好。”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亮亮的。秋天的太阳照在她脸上，照着她鬓边那根银簪子，照着她红棉袄上那朵碎花。她忽然笑了一下，笑得又轻又浅，但是里面的东西沉甸甸的，像秋天挂在枝头的果子，熟透了，压弯了枝条。
那天晚上，客人散了。院子里的棚子拆了，桌子椅子还了。我站在院子里，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石榴树上的果子红了，在月光底下像一个个小灯笼。
春妮从堂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盆水。
“你洗不洗脚？”她问。
“洗。”
她把盆放在地上，我坐下来脱鞋。她蹲在旁边，看着我脱鞋。月光照在她脸上，把她脸上的绒毛照得清清楚楚的。
“你以后晚上回来，先洗脚。”她说。
“好。”
“吃饭前洗手。”
“好。”
“别抽烟。你那天在河滩上抽烟，我看见了。”
“好。”
她看着我，忽然伸手在我额头上戳了一下。“你就知道说好。”
“那我说什么？”
“你自己想。”
我想了想。“春妮。”
“嗯。”
“我以后天天给你倒洗脚水。”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次笑出了声，脆生生的，像1980年冬天在河上滑冰那次一样。她笑着笑着，眼睛里泛起了水光。
“李建军，你这个人……”她没说完，端起盆把水泼在院子里，水花溅在月光里，亮晶晶的。
她把空盆扣在墙根，直起腰来。我站起来，走过去。月亮照着我们两个人，影子落在地上，一个高一个矮，挨在一起。
她抬起头看我。我低下头看她。月光底下，她的眼睛黑亮亮的，看人的时候微微眯着。跟六年前一样，跟十年前也一样。
“进去吧。”她说，“外面凉。”
她转身往屋里走。我跟在后面，踩着她的影子。走到堂屋门口，她停了一下。
“李建军。”
“嗯。”
“你以后要是再跑……”
“不跑了。”我说，“哪儿也不去了。”
她没说话，进了屋。灯光从门缝里漏出来，暖融融的一条，落在门槛上。
我站在门槛外面，看着那道灯光。我想起1980年春天她站在校门口喊我的那一声，想起工棚里那个梦，想起工地上那支锈了的笔，想起去年冬天回来那天，二婶子说“她还没嫁人”。
我迈进门槛，把门关上。
第七章 圆满
婚后的日子过得快。开春之后，我跟春妮把两家的地合在一起种了。她种地比我强，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她心里有一本账。我就跟着她干，她说什么我做什么。
有一天在地里，她忽然说：“李建军，你学个手艺吧。”
“什么手艺？”
“木匠。”她说，“村里老周头手艺好，你跟他学。种地只能吃饱，学个手艺能攒钱。”
“行。”
我去找了老周头。他六十多岁了，干了一辈子木匠，手上全是茧子。他看了我一眼，问：“你吃得了苦？”
“吃得了。”
“那行。明天来。”
我跟着老周头学了两年木匠。头一年就是刨木头、磨刨刃、拉大锯，手上磨出了好几层茧子。春妮晚上给我用热水泡手，一边泡一边说：“你要是嫌累，就别学了。”
“不累。”
“你嘴硬。”
“你手也硬。”我攥了攥她的手。她的手也粗了，种地种得满手茧子。她把手抽回去，瞪了我一眼，又笑了。
第二年我开始跟老周头出去给人打家具。婚床、衣柜、八仙桌、条凳，什么活都接。挣的钱比种地多，攒了两年，把家里的房子翻修了。原来的土坯房拆了，盖了三间砖房，窗户开得大大的，冬天太阳照进来，满屋子亮堂堂的。
春妮她娘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她娘身体不好，气管有毛病，一到冬天就喘。春妮天天给她熬药，端到床前。我娘也常来，两个老太太坐在堂屋里喝茶，东家长西家短地聊。
有一天晚上，春妮忽然问我：“建军，你那个笔，到底扔哪儿了？”
“工地旁边的河里。”
“哪条河？”
“不记得了。换了好几个工地，记不清了。”
她没再问。过了一会儿，她从炕席底下摸出一样东西，递给我。
我接过来看。是一支笔，英雄牌的，笔杆上有一道划痕。跟她当年给我那支一模一样。
“我去镇上买的。”她说，“供销社就剩这一支了。笔杆上也有划痕，跟你那支一样。”
我攥着那支笔，笔杆上的划痕硌着掌心。跟当年那支笔的划痕位置一样，深浅也一样。
“你从哪儿找的？”我问。
“供销社柜台底下翻出来的。压了好几年了，售货员说没人要。我花五毛钱买的。”
我攥着那支笔，攥了半宿。春妮在旁边睡着了，呼吸均匀，一起一伏的。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她的脸比结婚那会儿圆了些，不那么瘦了。
第二年秋天，春妮生了个闺女。生的时候我在产房外面等着，老周头陪我坐着。他抽着旱烟，说：“建军，你爹要是还在，看见孙女，不知道得多高兴。”
我没说话。我爹走的时候，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我娘说，他临走那天还问我回信了没。我娘说回了，在路上。他点点头，说那就好。
闺女满月那天，春妮让我给孩子起名。我想了半天，说：“叫李念。”
“念什么？”
“念书。念家。念人。”
春妮抱着孩子，低头看了一会儿。“李念。”她念了一遍，点点头，“行。比我起的好。”
孩子满月之后，春妮她娘的气管病重了。熬了一个冬天，开春的时候走了。走的那天春妮守在床前，她娘攥着她的手，说了半天话。我在堂屋里坐着，听见春妮哭了一声，又压下去了。
她娘走了之后，春妮瘦了一圈。我娘搬过来住了半个月，天天给她做饭。有一天晚上，春妮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上的月亮。我搬了个凳子坐在她旁边。
“建军。”她叫我。
“嗯。”
“我娘走的时候跟我说，她这辈子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她说她走了之后，让我好好跟你过。”
“嗯。”
“她还说，当年你爹打你，你走了，她其实不怪你。她说你爹那脾气，谁都受不了。她怪的是你走了不写信。”
我没说话。月亮照在院子里，照在石榴树上。石榴树是结婚那年栽的，现在长了三年了，枝繁叶茂的。
“我后来不写信，是因为换了工地，地址丢了。”我说，“再后来，我不敢写了。我怕写了不知道说什么。我这个人，嘴笨，写信也笨。”
“我知道。”春妮说，“你这个人，什么事都憋着。憋了六年，回来还是憋着。要不是我逼你，你到现在也不会说。”
“你逼我什么了？”
“我逼你去县城。你才说的。”
我笑了一下。“你那会儿真要去县城？”
“真去。”她说，“票都买了。你要是不来，我就走了。”
“你走了还会回来吗？”
她看着我，看了一会儿。“不知道。”她说，“可能不回来了。”
我没说话。月亮升到了头顶上，亮得晃眼。石榴树的影子落在地上，黑乎乎的一团。
“李建军。”她叫我。
“嗯。”
“你以后有什么事，跟我说。别憋着。”
“好。”
她站起来，收了凳子。走到堂屋门口，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进来吧，外面凉。”
我站起来，跟着她进了屋。灯亮着，照得满屋子暖融融的。李念在炕上睡着，小脸圆圆的，呼吸均匀。春妮给她掖了掖被子，回头看我。
“你那个笔，还在不在？”她问。
“在。”
“放哪儿了？”
“炕席底下。”
她走过去，把炕席掀开，那支笔果然在那儿。笔杆上的划痕还是那样，铜色的笔帽有点发暗。她拿起来看了看，又放回去，把炕席铺好。
“你留着吧。”她说，“以后李念大了，给她用。”
“嗯。”
她躺下来，把李念往里面挪了挪，给我腾出地方。我躺在她旁边，看着天花板。灯关了，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墙上，白花花的一片。
“建军。”她叫我，声音低低的。
“嗯。”
“你以后真的不走了？”
“真的。”
她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她的呼吸均匀了，睡着了。李念在她旁边，小手攥着拳头，搁在脸旁边。月光照在她们娘俩脸上，一大一小，安安静静的。
我躺在她们旁边，听着她们的呼吸声。窗外的石榴树在风里沙沙响，像有人在轻轻说话。我想起1980年的春天，想起校门口的那棵老槐树，想起春妮塞给我那支笔时手指的温度。想起工棚里的那个梦，想起工地旁边的河，想起去年冬天回来那天二婶子说的话。
这些事一件一件地涌上来，又一件一件地沉下去。最后剩下的是此刻——月光，石榴树，炕上睡着的一大一小，还有炕席底下那支笔。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荞麦壳的，硬邦邦的，硌得脸疼。可是我心里踏实了。
本文所有情节、人物均为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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