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11月18日，湖南醴陵阳三石芋园府内，一个男孩降生，父亲李昌圭给他取乳名“凤生”。这个名字，带着乡土社会对孩子的祝愿，也开启了李立三一生不断更名的经历。据不完全统计，他前后使用过三十多个名字。
这些名字并非单纯的文字变化。每一次改名，往往都对应着一段特殊经历：有时是父母避讳求安，有时是青年人表达志向，有时是地下斗争的需要，也有时只是为了让工人更容易记住。
李昌圭是教书先生，对儿子寄托很深。凤生年幼时，因哥哥早夭，父亲又给他取了一个带有民间避邪意味的名字“狗妹子”。到了入学年龄，父亲改取“李隆郅”，希望他将来兴隆发达、出人头地。
名字变了，性情却没有被框住。少年时期的李隆郅，正赶上军阀混战、民生凋敝。他在醴陵渌江中学读书时，曾以“忧国子”为名写文章，贴在学校墙报上。那不是成年后的政治选择，而是一个学生对国家困局最直接的回应。
1916年，他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期间，因“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与毛泽东相识。次年，他以诗句“诗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表达投身现实斗争的决心，离开校园，进入程潜领导的护国军。此后，他又以“芋园”为号，汇辑自己的诗作。
真正改变他人生方向的，是赴法勤工俭学。1919年9月，李隆郅远赴法国。工厂生活使他接触到工人处境，也使书本上的社会理论变成了眼前的事实。他参加罢工，创办华工夜校和《华工周报》，还组织华工争取摆脱不平等的包身合同。
1921年2月19日，他曾以“佐夫”为笔名，在《旅欧周报》发表文章，讨论勤工俭学道路。那时的他，已经不满足于个人求学，而是在思考如何把知识、工人运动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因为组织活动过于活跃，他后来被武装押送回国，同学们称他为“坦克车”。
1921年12月11日，李隆郅抵达上海，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奉命回到湖南，参加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为了便于工友记忆，他改用“李能至”。工人说，这个名字听起来像“能人到来”。在安源和长沙，他参与组织工人斗争，担任湖南省工会负责人之一，名字也随着工人运动传开。
“隆郅”难认，“能至”易记。1924年上海吴淞口工人俱乐部筹备选举时，邓中夏在火车上提醒他，原名笔画复杂，工友不容易写。车厢门口恰好站着三个人，邓中夏便随口提出“三立”。李隆郅觉得“三立”不顺，最后定为“李立三”。这个名字没有玄妙寓意，核心只是实用。
有意思的是，后来社会上曾对“立三”作出各种解释，甚至把它同政治立场联系起来。实际上，名字的确定相当朴素，却恰好伴随了他最重要的一段革命经历。1925年，他参加中共四大，领导上海工人斗争，并在五卅运动中负责“三罢”行动。上海总工会遭到破坏后，他被通缉，只能转往苏联。
在莫斯科，他使用过“秦进有”等名字；回国后，又以“李成”等化名开展工作。1927年1月5日，他参与组织群众进驻汉口英租界，促成汉口、九江英租界归还中国。同年南昌起义筹备过程中，他与周恩来、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参与领导这场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的起义。
地下工作最需要的，往往不是名声，而是隐蔽。1928年秋回到上海后，李立三曾化名“肖泊生”，以古董商身份作掩护。后来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还使用过“柏生”“柏三”“泊生”“柏山”等名字。名字越多，意味着身份越复杂，也说明当时的革命活动始终处在严密追捕之下。
1930年，李立三在革命路线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后来作了检讨。这个阶段不能因为他早年的功绩而回避，也不能用一次错误抹去此前长期的工作。1930年10月，他赴莫斯科接受审查，此后长期留在苏联，使用过“李明”等名字，做过伐木工、机器厂练习工和造船厂工人。
1946年1月回国后，他曾以“李敏然”为名参加东北军事调停工作，随后负责城市工作和争取国民党军队起义。在东北解放进程中，他参与争取曾泽生率部起义，并推动郑洞国部队放下武器。名字再次成为保护身份的外壳，而背后连接的是复杂的统战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李立三投身劳动战线，参与建立企业民主管理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度。后来被概括为“鞍钢宪法”的一些经验，与这一时期的探索有关。1964年，已经六十五岁的李立三又以“李明”为名，到河北霸县农村参加“四清”，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在特殊年代中去世，遗体火化时使用的仍是“李明”这个名字。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为他举行追悼会，作出平反决定。一个人曾有三十多个名字，而档案和历史，最终仍把这些名字重新归回同一个人：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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