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尽头的窗子漏着风，十二月的冷气钻进领口，我抱着档案盒路过会议室，听见里面传来笑声。玻璃门没关严，透过那道缝，我看见周副局坐在长桌末端，面前摊着一份文件，没人跟他说话。其他人围在另一头，热气腾腾地分一袋橘子。有人剥开橘皮，清香顺着门缝飘出来，混着暖气片的铁锈味。周副局翻了一页文件，眼镜滑到鼻尖，他用手背推上去，没人看他。那袋橘子传了一圈，最后剩两个，搁在长桌中间，像隔了一条河。我推门进去，把档案盒放在他手边，说周局，您要的去年综治材料。他嗯了一声，没抬头。我转身要走，他忽然说小宋，你吃橘子吗？我说不吃。他说拿着吧，搁这儿也是搁着。我拿了那两个橘子，皮已经有点干了，攥在手心里，凉丝丝的。走廊里迎面撞上办公室刘主任，他瞥了一眼我手里的橘子，嘴角动了动，没说话，侧身过去。那眼神我认得，三年了，整个单位的人都用这种眼神看周副局，顺便也看看我。

那年我二十七岁，考进局里第三年。周副局是分管我们科室的副局长，原来的办公室主任，因为一次项目审计的事跟一把手闹翻了。具体怎么回事没人说得清，只知道从那以后，他的办公室从三楼搬到一楼最西头，挨着厕所。科室里原本围着他转的人一个个调走、借调、请假，最后只剩我一个兵。没人明说让我别跟着他，但每次我去他办公室送材料，回来就能感觉到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刘主任有次拍着我肩膀说小宋啊，年轻人要看清方向。我笑了笑，说周局对我挺照顾的。刘主任也笑了笑，手从我肩膀上拿开，那以后他再没跟我说过闲话。

其实一开始我也动摇过。刚跟着周副局那阵，我妈住院要做手术，我请了三天假回老家，回来发现手头的工作被分给了隔壁科室的小王。我去找科长问，科长说这是刘主任安排的，你不在，总得有人干。我站在科长办公室门口，手里攥着那张被抽走的任务单，纸边儿硌进指腹。那天下午我去周副局办公室送材料，他看了我一眼，说家里的事处理完了？我说完了。他说你妈手术顺利吗？我说顺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说这是我跟几个老同事凑的，不多，你拿着。我没接，他把信封推过来，搁在桌角上。我低头看着那个信封，牛皮纸的，上面什么也没写。我说周局，这不行。他说没什么不行的，你妈身体要紧。后来那个信封我在口袋里揣了三天，最终还是收下了。钱不多，两千块，但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才三千出头。这件事我从没跟别人提过，但从那以后，别人用什么眼神看我，我都觉得没什么了。

我妈那场手术，其实出了点岔子。术前检查说是个小手术，结果打开以后发现粘连严重，原本一个小时的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我爸在手术室外面蹲着，后来护士出来让签字，说情况不太好，可能要二次手术。我爸不认识几个字，拿着笔手抖得签不了，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都是散的。我赶回去的时候我妈已经出了重症监护室，人瘦了一圈，看见我就说没事。可我知道有事，她后来那条腿一直没恢复好，走路时间长了就疼，阴天下雨更厉害。这件事我从来没跟单位任何人提过，连周副局也没说。我总觉得，家里的事，说了也没用，别人帮不了什么。可周副局那天把信封推过来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有些事不用说，他也知道。

周副局倒像没事人一样。每天早上七点半到，拿抹布擦桌子，泡一杯浓茶，翻报纸。有人来找他签字，他签；没人来，他就看文件。中午去食堂，他坐靠墙那张桌子，我端着盘子坐他对面。起初还有人跟我们点头，后来连点头都省了。食堂阿姨给他打菜，手不抖，但勺子总在盆底刮半天，盛上来的都是汤水。他不吭声，拿筷子扒拉两口就倒掉。有一回我实在忍不住，端着盘子去找阿姨，说李姨，周局那份您给换换。阿姨看了我一眼，把勺子往盆里一杵，说就这些了。我回头看周副局，他正拿纸巾擦嘴，朝我摆摆手。那以后我再没去过。

有件事我一直记得。那是跟着周副局第二年春天，局里组织义务植树，全单位去郊外。大巴车上，没人跟周副局坐一起，我坐到他旁边。他靠窗，我靠过道，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车开了半个多小时，他忽然说小宋，你谈对象了没有。我说分了。他说为什么分。我说不合适。他看着窗外，地里的麦苗刚返青，一片一片的绿。他说不合适就不合适吧，别耽误人家。我没说话。他又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处过一个，家里不同意，后来就算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淡，像在说别人的事。我问他后来呢。他说后来就经人介绍，结了婚，生了孩子，日子照过。我问他孩子多大了。他说在外地读研，一年回来两趟。我说那挺好。他说嗯，挺好。

大巴车拐了个弯，阳光从车窗斜进来，照在他侧脸上，他眼角的皱纹很深。他闭上眼，靠在椅背上，说眯一会儿。我坐在旁边，看着前排的人小声说笑，没人回头看我们。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不是那个被孤立的周副局，就是一个五十来岁的普通男人，头发白了，眼镜旧了，坐在大巴车上打个盹儿。后来植树的时候，别人三两成群，我跟他在最边上，挖坑、放树苗、填土、浇水。他动作很慢，但每一下都很稳。刘主任远远地喊，老周，你那组快点啊。他抬了抬手，说知道了。那天回去的路上，他睡着了，头往我这边歪，差点靠到我肩膀上。我没动，就那么坐着，一直到车停。

三年里，我陪他挨过三次通报批评，两次考核垫底，一次全体大会上的不点名敲打。最厉害那次，局里搞作风整顿，周副局被安排在全单位面前念检查。他站在主席台侧面的发言席上，灯光打在他后脑勺上，头发白了一圈。他念得很慢，声音不高不低，像在读一份别人的材料。底下有人玩手机，有人交头接耳，刘主任坐在第一排，面带微笑。我坐在最后一排，指甲掐进掌心。念完他鞠了个躬，走下来，从我身边经过时，我闻到他身上那股浓茶和旧书混在一起的味道。他没看我，但脚步顿了一下。

那天散会以后我在楼梯间追上他，说周局，那材料不是您写的。他停下来，转过身，眼镜片反着走廊顶灯的白光，看不清表情。他说小宋，你今年多大了？我说二十七。他说二十七，不小了，该想想自己的事。我说我想好了。他看了我一会儿，忽然笑了一下，那笑容很短，像冬天呵出的一口气。他说行，走吧。

其实那份检查材料是我写的。刘主任把任务派给我，说小宋，你文笔好，帮周局整理整理。我拿着那份材料在办公室坐了一下午，每写一行都觉得笔尖在纸上划得疼。最后我写了三页，交上去，刘主任改了两处，加了一句“认识深刻”。周副局念的时候，我在底下听着，那些字一个一个从我耳朵里进去，像针扎。他念到中间有一处停顿，翻了一页，继续念。后来我才知道，那一页上有一句话是我写的——“对此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是全篇唯一一句真话。

那段时间我女朋友跟我分手了。她是医院护士，处了两年，本来说好年底见家长。分手那天她来我出租屋收拾东西，收到一半坐在床边不动了。我说怎么了。她说宋远，你跟你那个周局一样，都是死心眼。我说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她说全单位都知道你跟他绑在一起，我同事问我你对象在哪个单位，我都不好意思说。我站在那儿，看她把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箱子。她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说你自己想清楚。门关上以后我坐在床上抽了半包烟，第二天照常上班。

后来有一次我在商场碰见她，她跟一个男的在一起，男的帮她拎着包，两人有说有笑。我站在电梯上往上走，他们在往下走，擦肩的时候她看见了我，点了下头。我也点了下头。电梯继续走，我回头看了一眼，她已经转过去了。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周副局办公室的灯也亮着。我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门底下透出来的光，忽然想，如果我当初听她的，不跟周副局走这么近，现在是不是也结婚生子了。可这个念头只闪了一下，就被我摁灭了。

从那以后他对我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他不太跟我说话，后来偶尔会留我坐一会儿。他办公室有个旧沙发，弹簧坏了，坐上去往一边歪。我坐在那儿，他坐在办公桌后面，两人中间隔着三摞文件。有时候他问我家里的情况，我说我爸在老家开小卖部，我妈身体不好。他说嗯，你要多回去看看。有时候他什么也不问，就让我帮他找文件，找着找着天就黑了。走廊里传来锁门的声音，整栋楼安静下来，只有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低头翻档案，能感觉到他在看我，那目光不重，像落在纸上的灰。

有一回找完文件快九点了，他站起来说走吧，一起吃點东西。我们去了单位后面的小面馆，他要了两碗牛肉面，老板认识他，多加了一勺牛肉。他把自己碗里的牛肉夹了几片给我，说你年轻，多吃点。我说周局您吃。他说我血压高，不能多吃。面馆里灯光昏黄，墙上的风扇吱呀转，他低头吃面，额头上的皱纹很深。我忽然想起我爸，在老家小卖部里也是这样低头扒饭，从来不抬头看人。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给我爸打了个电话，他在那头说话含含糊糊的，像是刚睡醒。我说爸，你身体怎么样。他说好着呢，你忙你的。挂了电话我坐在阳台上抽烟，楼下马路上有人在吵架，声音很大，我听了一会儿，听不清他们在吵什么。

我爸的小卖部开在镇上的老街上，两间门面，卖些烟酒零食。我小时候放学就在店里写作业，趴在柜台上面，我爸在后面理货。有人来买东西，他放下手里的活计，转过身来，脸上挂着笑。那笑是给顾客的，不是给我的。我从来没见他对我妈笑过，也没见他对谁特别亲热过。后来我考上大学，离家那天他站在店门口，说走吧，到了打电话。我走了几步回头，他已经转身回店里了。我妈后来跟我说，那天晚上我爸坐在店里没关灯，坐到半夜。我听了没说话。这些事我从来没跟周副局提过，可他好像都知道。有次我加班到很晚，他忽然说，你跟你爸像。我说哪儿像。他说话少，心里存事。我没接话。他也没再说。

第三年秋天，局里传开周副局要调走的消息。没人当面问他，但走廊里碰见，有人开始点头了。刘主任有天特意绕到一楼，站在周副局办公室门口说了五分钟话，出来的时候脸上挂着笑。我进去送材料，周副局正在收拾抽屉，把一摞笔记本摞齐，用绳子捆好。我说周局，您真要走了？他说嗯。我说去哪儿？他说省里。我没再问，把材料放在桌上。他接过材料翻了翻，签了字，递给我。我伸手去接，他没松手。我抬头看他，他说小宋，你坐。我坐在那个歪沙发上，他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窗外是单位的院子，几棵梧桐树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哗啦啦掉下来。他说这三年，你跟着我不容易。我说没什么。他说你爸身体怎么样？我说还那样。他说嗯。

沉默了一会儿，他转过身，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推到我这边。他说你拿着。我说什么？他说回去再看。我拿起信封，薄薄的，里面像是一张纸。我揣进兜里，站起来。他说小宋，你过来。我走过去，站在他面前。他伸出手，在我肩膀上拍了两下。那力气不大，但手掌很沉，压在我肩头，像要把什么东西按进去。他说上头有重要位置，你准备一下。我说什么位置？他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吧。

我走出他办公室，走廊里灯管闪了两下，滋滋响。我把手插进口袋，摸到那个信封，没拆。上楼的时候碰见刘主任，他叫住我，说小宋，周局跟你交代工作了？我说没有。他哦了一声，说那行，你忙。我回到自己办公室，关上门，坐在椅子上。对面同事的桌子空着，他上个月借调走了。我掏出信封，拆开，里面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字——省厅综合处，借调半年，考核合格留用。下面是周副局的签名和日期，就是今天。

第二天周副局没来上班。他办公室门锁着，门口的牌子摘了，留下一块颜色稍浅的方形印子。中午食堂里，刘主任端着盘子坐到我旁边，说小宋啊，周局走了，你有什么打算？我说听组织安排。他说嗯，你年轻，好好干。他盘子里的红烧肉冒着热气，我碗里是白菜粉条。他夹了一块肉放进我碗里，说吃吧。我没动，那块肉在白菜上面搁着，慢慢凉了。我想起三年前刚来的时候，也是这张桌子，周副局坐我对面，把盘子里唯一的鸡腿夹给我，说小宋，你瘦，多吃点。那时候食堂阿姨还给他打肉，后来就不打了。

下午我把那张纸条锁进抽屉，去人事科问借调的事。人事科张科长翻了翻文件，说是有这么回事，省厅那边来函了，下周报到。他说小宋，你运气不错。我说嗯。他说你跟周局关系好，大家都知道。我看着他，他低头翻文件，不再说话。我转身出来，走廊里碰见几个同事，他们看我的眼神跟以前不一样，有人主动跟我打招呼。我点头过去，听见背后有人小声说，周局这是留了后手啊。

晚上我给我爸打电话，说我要去省里借调。我爸在电话那头咳嗽了两声，说去多久？我说半年。他说你妈最近腿疼得厉害，你有空回来看看。我说好。他说省里好，好好干。挂了电话我坐在出租屋的阳台上，楼下马路上的车灯一盏一盏划过去。我忽然想起周副局办公室那个歪沙发，想起他每天擦桌子泡茶，想起他念检查时后脑勺的白发。我掏出手机，翻到他的号码，想发条短信，打了几个字又删了。最后我什么也没发。

去省厅报到那天是周一，我拎着箱子坐早班高铁。省厅大楼比局里高得多，门口保安看了我的函，指了指旁边的接待室。我坐在接待室里等，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深色西装，头发梳得很利落。她说宋远？我说是。她说跟我来，综合处在七楼。电梯里她按了楼层，忽然说周厅打过招呼了，你直接找李处长。我说周厅？她说周副局调过来任副厅长，你不知道？我说知道。她说嗯，他上周到的，这周去基层调研了。

李处长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给我安排了工位，交代了工作，说小宋，你先熟悉熟悉。我坐在新工位上，面前是电脑和一摞文件，旁边坐着两个同事，一个在打电话，一个在改材料。我打开文件，看了两行，走神了。七楼窗外的城市灰蒙蒙的，远处有塔吊慢慢转。我想起周副局，不，周厅——他第一天到局里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坐在某个工位上，看着窗外走神？

省厅的节奏比局里快得多。我第一周就加了三天班，有天晚上九点多我去楼下打水，看见周厅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站在走廊这头看了一会儿，没过去。第二天秘书小赵给我送材料，顺口说了一句，周厅昨晚十一点才走。我说他一直这样？小赵说嗯，周厅来了以后天天这样，处里同事都说他拼。我没说话，心里想的是三年前局里那间挨着厕所的办公室，他也是天天最后一个走。

有次我去档案室查资料，碰见一个老同志，头发花白，戴着老花镜在翻档案。他抬头看见我，说你是新来的？我说是，借调过来的。他说哪个处？我说综合处。他哦了一声，说你们周厅以前在下面局里待过？我说是。他说我认识他，好多年前在省厅开会见过，那时候他还年轻，发言很冲。我说是吗。他说后来听说他下去了，没想到又上来了。他低头继续翻档案，说这人不容易。我站在那儿，想问点什么，他已经不说话了。

半个月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周厅的秘书打来的，说周厅让我过去一趟。我下了楼，走到隔壁楼，上到五楼，秘书把我领进一间办公室。周厅坐在办公桌后面，桌上还是三摞文件，跟以前一样。他抬头看见我，说你来了。我说周厅。他指了指沙发，说坐。那沙发是新的，坐上去不歪。他放下笔，问我适应得怎么样。我说还行。他说材料写得怎么样？我说在学。他说嗯，好好学。

沉默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是省厅的院子，几棵银杏树叶子全黄了，落了一地。他说你爸身体怎么样？我说还那样。他说你妈呢？我说腿疼，老毛病。他转过身，看着我，说小宋，这位置是给你留的，但留不留得住，看你自己。我说我知道。他说你以前跟着我，别人怎么看你，你清楚。现在你在这儿，别人怎么看你，你也得清楚。我说我清楚。他点点头，说行，去吧。

我站起来往门口走，走到一半他忽然说小宋。我回头。他说橘子的事，谢谢你。我愣了一下，想起三年前那个冬天，想起那两个干了的橘子。我说没什么。他说嗯，去吧。

从周厅办公室出来，走廊里暖气很足，烘得人脸发烫。我走到电梯口，按了下行键，忽然笑了。三年前我拿那两个橘子的时候，以为只是两个橘子。现在我知道了，有些东西放久了，会变味，也会变得比原来更重。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收拾东西的时候翻出一个旧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三年前周副局给我的两千块钱。我一直没花，也没还。我把信封放回抽屉底下，关上抽屉。窗外有人在放烟花，砰的一声，亮了一下又暗了。我坐在床边，想起我妈做手术那年，我爸在医院走廊里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站起来腿麻了，扶着墙走了好久。我想起周副局在面馆里低头吃面的样子，想起他说我血压高不能多吃。我想起刘主任夹给我那块红烧肉，在白菜上面搁着，慢慢凉了。

借调第四个月，省厅搞年终考核，综合处任务重，我连着加了一周班。有天晚上十一点多，我从办公室出来，看见周厅办公室门开着，灯亮着。我走过去，站在门口。他坐在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材料，手边放着一杯凉了的茶。他抬头看见我，说还没走？我说刚弄完。他说进来坐。我走进去，坐在那个不歪的沙发上。他把材料合上，摘了眼镜，揉了揉眼睛。他说你妈腿怎么样了。我说还是那样，吃药维持着。他说嗯，你回去看看没有。我说上个月回去了一趟。他说好。

他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纸袋，放在桌上。他说你拿着。我说什么。他说别人送的茶叶，我不喝茶。我说您留着吧。他说拿着吧，搁这儿也是搁着。这话我耳熟，三年前他也这么说过。我接过纸袋，里面是两盒茶叶，包装很朴素。他说你爸爱喝茶吗？我说他不怎么喝，就喝白开水。他说嗯，那你留着喝。我站起来要走，他说小宋。我回头。他说你那年写的检查材料，我看了。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说你写得不错。我喉咙有点紧，说周厅，那材料——他摆摆手，说我知道，去吧。

我走出他办公室，站在走廊里，手里攥着那个纸袋。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远处的高架桥上车流像一条光带。我忽然想起三年前他念检查的那个下午，他站在发言席上，念到那页我写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时，停了一下。我当时以为他是念累了。现在我才明白，他是在那页纸上停了一下，让那句话从嘴里过了一遍。他知道了。从一开始就知道。

半年借调期满的时候，李处长找我谈话，说小宋，处里对你评价不错，留用的事基本定了。我说谢谢李处。他说你要谢就谢周厅，他为你的 事跑了好几趟。我没说话。他说周厅这人，不爱说话，但心里有数。我说我知道。

从李处长办公室出来，我去了五楼。周厅办公室门开着，他坐在桌后面看文件，眼镜滑到鼻尖，用手背推上去。我站在门口，他抬头看见我，说进来。我走进去，站在他桌前。他说李处长跟你说了？我说说了。他说嗯。我说周厅，谢谢您。他摆摆手，说你自己干的。我站了一会儿，说那我走了。他说等等。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橘子，放在桌上推过来。橘子很新鲜，皮上还带着水珠。他说拿着吧。我拿起橘子，攥在手心里，凉丝丝的，跟三年前一样。我说谢谢周厅。他说去吧。

我攥着那个橘子走出办公室，走廊尽头的窗子开着，春天的风吹进来，带着楼下玉兰花的味道。我走到电梯口，没按键，站了一会儿。手心里的橘子慢慢暖了。我想起三年前那两个干了的橘子，想起周副局办公室那个歪沙发，想起他念检查时后脑勺的白发。我想起我女朋友走的那天，说你跟你那个周局一样，都是死心眼。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三年前周副局把那个信封推给我那天，我走出办公室，在楼梯间站了很久。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爬起来给我爸打电话。我说爸，我单位有个领导，人挺好的。我爸说嗯。我说他对我挺照顾的。我爸说那你好好干。我说嗯。挂了电话我坐在黑暗里，忽然想，我跟我爸这辈子说过的话，加起来可能没有跟周副局说的多。这个念头让我很难受。后来我回去看我妈，她躺在床上，腿疼得翻不了身。我爸在旁边给她揉腿，动作很轻。我站在门口，看他揉了很久。他抬头看见我，说回来了。我说嗯。他说你妈这两天好多了。我说嗯。我走过去，说我来吧。他没让，说你去歇着。我站在旁边，看他继续揉。他的手很粗，指头关节很大，揉得很慢。那一刻我想起周副局在大巴车上打盹的样子，想起他在面馆里低头吃面的样子，想起他把牛肉夹给我的样子。我忽然觉得，有些人在你生命里出现，是为了告诉你，你爸那种沉默，不是不爱你。

我把橘子揣进口袋，按了电梯键。门开了，我走进去。下降的时候我想，有些人一辈子也遇不到一个愿意陪你挨三年的人，有些人遇到了，却不知道那三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是后来才明白的。那些橘子，那些面馆里的牛肉，那些加班到深夜的灯，那些沉默的对坐——都是一个人在告诉另一个人，你没选错。

电梯到一楼，门开了。我走出来，大厅里人来人往。我掏出手机，翻到我爸的号码，拨了过去。他接起来，说喂。我说爸，我留省厅了。他说好。我说你跟我妈来住一阵吧，我租个大点的房子。他沉默了几秒，说你妈走不动。我说那我去接你们。他说再说吧。我说爸。他说嗯。我说你那年给我妈揉腿，我看见了。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挂了。后来他说，你忙你的。我说我不忙。他说嗯。又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你妈叫你过年回来。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省厅大楼门口，春天的太阳照在身上，暖烘烘的。我把手插进口袋，摸到那个橘子，皮已经让我攥软了。我拿出来，剥开，一瓣一瓣地吃。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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