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2023年5月，丁某将自己名下的两张银行卡出借给他人使用，同时提供手机密码、银行卡密码及网银密码，配合他人转账，非法获利2000元。
经查，丁某出借的银行卡被他人用于接收网络诈骗犯罪赃款，涉及12名被害人的转存款，涉案金额共计668920.93元。2023年5月9日，丁某经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如实供述了自己的涉案事实。公安机关以丁某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立案，对其刑事拘留，后执行逮捕。审查起诉阶段，丁某自愿认罪认罚。
案件办理时，正值“两卡”涉诈案件严打时期，一审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丁某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六万元。丁某不服提出上诉。其后刑事政策出现松动，部分法院开始对同类案件依法从宽，我们以此为契机，推动二审改判丁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万元。
争议焦点
本案涉案流水66万余元，依照相关司法解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即属“情节严重”，法定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结合当时的办案背景，我们重点研究了以下问题：
第一，在严打时期，此类供卡走账行为普遍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性，流水相近的案件判处四年、五年的并不少见，丁某一审获刑三年八个月，是否还有进一步争取从轻、减轻的空间？
第二，丁某仅出借银行卡、提供密码，本人没有刷脸、取现等行为，本案应当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即使认定掩隐，量刑应当如何评价？
第三，丁某在赃款转移链条中处于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其供卡后卡片由他人支配操控，从犯、自首等情节能否支撑其跨档减轻处罚？
第四，刑事政策开始松动、部分法院对同类案件判处较轻刑罚，能否通过全市范围的类案检索，推动统一裁判尺度、同案同判，争取二审改判，并为此后案件争取空间？
第五，一审判处的六万元罚金，与丁某实际获利和家庭情况是否相适应，应否核减？
辩护思路
（一）先研判大环境：严打时期普遍重判，一审三年八个月是当时政策下的常态
办理这类案件，首先要客观认识所处的政策周期。本案一审时，“断卡行动”持续推进，“两卡”涉诈案件处于严打高压期，办案机关对提供银行卡、帮助走账的行为，普遍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而较少适用处罚更轻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掩隐罪只要掩饰、隐瞒价值总额达到十万元以上，即属“情节严重”，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本案流水66万余元，远超这一数额标准。而在当时的实践中，流水金额与本案相近、情节相当的被告人，被判处四年、五年有期徒刑的并不少见。
换言之，丁某一审被判处三年八个月，放在当时严打的政策背景和裁判尺度下，属于常态判决，并非畸重。如果辩护仅仅停留在“判得太重”的主观感受上，与整体政策环境硬碰，能够争取的空间十分有限。这也促使我们把工作的重点，从单纯争辩一审量刑，转向研判政策走向、寻找裁判尺度的变化空间。
（二）定性之辩：丁某没有刷脸、取现，行为本质更接近帮信
在“两卡”涉诈案件中，帮信罪与掩隐罪的法定刑差异明显：帮信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掩隐罪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区分两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亲自实施了窝藏、转移、取现、刷脸等对赃款的实质处置行为，以及介入时间和主观明知程度。帮信通常表现为仅提供银行卡、支付账户等工具，对上游犯罪具有概括性明知，不参与资金到账后的操作；掩隐则要求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仍亲自或者配合实施转移、取现、刷脸验证等行为。
本案中，丁某所做的只是出借银行卡、提供相关密码，本人没有被指控的刷脸、取现等行为。卡片和密码交付之后，实际由他人支配、操控，资金如何进出、如何转移，丁某均未参与。从行为特征看，丁某仅处于提供工具的环节，更符合帮信罪的构成。
我们据此提出：本案依法应当认定为帮信罪，在三年以下幅度内量刑；丁某出于认罪认罚的态度，对指控的掩隐罪名不持异议，但即便认定掩隐，也应当充分考虑其没有亲自转移、取现，供卡后由他人操控的事实，在量刑时参照帮信标准予以评价。在严打背景下，定性辩护虽难以直接改变罪名，却为后续的量刑争取提供了实体依据。
（三）从犯、自首叠加退赃赔偿，为跨档减轻处罚奠定法律基础
本案属掩隐“情节严重”，对应三年以上七年有期徒刑。要把刑期降到三年以下，必须依法减轻处罚，而丁某具备从犯、自首两个法定减轻情节。
从地位作用看，丁某在赃款转移链条中处于末端，既不是组织者、策划者，也不掌控赃款去向，没有实施具体的资金转移行为，卡片交付后由他人支配操控，仅起次要、辅助作用，依法应认定为从犯。对于从犯，刑法规定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从到案过程看，丁某经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依法视为自动投案、构成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此外，丁某到案后主动退出违法所得2000元，积极赔偿本地被害人陆某某经济损失29888元并取得谅解，自愿认罪认罚、手写悔过书。在“两卡”涉诈案件中，本地被害人的损失能否退赔，直接关系受损社会关系的修复，丁某家属虽不富裕，仍尽力完成了退赔。从犯、自首两项法定减轻情节，加上退赃、赔偿谅解、认罪悔罪等酌定情节，为将丁某从三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法定刑档拉回三年以下，提供了完整的法律基础。
（四）抓住政策松动窗口，以全市类案检索推动统一裁判尺度
本案辩护真正的突破口，来自刑事政策的变化。
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逐步落实，持续的严打高压开始出现松动，部分辖区法院对同类掩隐案件，开始依法适用从宽情节、判处较轻刑罚。我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转向，意识到同案不同判的格局恰恰是争取改判、推动尺度统一的机会，随即开展全市范围的类案检索。
检索结果清晰地呈现出量刑分化：其一，同一一审法院、同一批到案的案件，被告人与丁某涉案数额相当，且不具备退赔、谅解情节，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其二，另一辖区法院办理的同类案件，涉诈金额59万余元，被告人还存在协助刷脸行为，没有退赔，仅预缴罚金3000元，最终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罚金三千元。
我们向二审法院提出：同类案件在全市范围内已经出现明显的量刑差异，部分法院对情节相当、甚至情节更重的被告人判处了明显更轻的刑罚；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和同案同判的要求，应当统一全市对此类案件的裁判尺度。丁某具备自首、从犯、退赃、赔偿谅解等更多从宽情节，量刑不应高于、而应明显轻于上述案件。与此同时，我们协助丁某固定悔罪态度、由家属预缴罚金三万元，把从宽处罚的条件落到实处。
二审法院最终采纳这一思路，对丁某依法减轻、改判一年六个月。更为难得的是，该案之后，我们持续以这套类案标准与各辖区办案机关沟通，推动当地此类案件的量刑尺度整体趋宽，此后情节相当的被告人普遍获得了较轻的判决。个案辩护的价值，由此延伸到了推动一类案件裁判尺度统一的层面。
（五）罚金六万元过重，应予核减
罚金应当与犯罪情节、违法所得规模及缴纳能力相适应。丁某违法所得仅2000元且已全额退出，案发后又尽力赔偿被害人，一审并处罚金六万元，与其实际获利和家庭状况明显不相适应。我们在二审中主张核减罚金，同时主动做家属工作，在合理数额内尽快预缴。二审审理期间，丁某家属代其预缴罚金三万元。
律师工作
本案我们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已介入，贯穿审查起诉、一审、二审全程，并延续到判决之后的类案沟通。
审查起诉阶段，我们第一时间会见丁某，全面了解供卡经过、获利情况及所处地位，提出尽量退赔被害人的思路，协助、指导家属向本地被害人退赔并取得谅解，推动丁某退出违法所得、自愿认罪认罚。
一审阶段，我们在严打的政策环境下开展庭前辅导、出庭辩护，围绕丁某仅系供卡、没有刷脸取现、应认定从犯及罪名适用等问题发表意见，一审法院判处其三年八个月。
一审宣判后，我们协助丁某上诉，持续研判刑事政策走向。在发现政策松动、部分法院开始轻判后，开展全市范围类案检索，先后提交二审辩护词及两份补充辩护意见，以同批、同类明显更轻的生效判决为依据，主张同案同判、统一全市裁判尺度；同时协助丁某手写悔过书，推动家属预缴罚金三万元，最终促成改判。判决之后，我们继续以本案的类案标准与各办案机关沟通，推动此后同类案件普遍依法从宽。
案件结果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定丁某在电信诈骗犯罪链条中处于末端，未实施具体的转移资金行为，供卡后由他人支配操控；结合其自首、认罪认罚、退赔部分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自愿预缴罚金等情节，依法对其减轻处罚，撤销一审判决的量刑部分，改判丁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23年5月9日起至2024年11月8日止，罚金已缴纳，违法所得已退缴。相较一审，丁某刑期减少二年二个月，罚金减少三万元。
该案同时推动了当地同类案件裁判尺度的统一，此后情节相当的被告人，量刑普遍趋轻。
结语
这起案件给我们的启示，是刑事辩护必须懂得研判和把握政策周期。
在严打时期，对一类犯罪整体从重是客观现实，同额案件判四五年并不罕见，此时与大环境硬碰、纠缠于“判得重”，往往收效甚微，一审三年八个月本就是当时尺度下的常态。辩护真正要做的，是耐心等待、并敏锐捕捉政策松动的信号，在裁判尺度开始分化的节点主动作为。
而在量刑争议中，最有说服力的从来不是情绪，而是客观的类案判决。通过全市范围的检索，把同批、同额、甚至情节更重却判得更轻的案件摆出来，主张同案同判、推动上级法院统一裁判尺度，既争取了个案改判，也带动了此后一类案件的普遍公正。这正是一名辩护律师在个案之外能够发挥的更大价值。
当然，定性之辩、从犯地位、自首与退赔始终是基础，政策研判和类案检索是撬动结果的杠杆，再配合退赃、预缴罚金等实际悔罪行动，才能在政策转向的窗口期把结果落到实处。
最后也提醒大家：银行卡、U盾、支付密码切不可为一点“好处费”出借给他人。看似轻松到手的两千元，换来的可能是账户成为赃款通道、人身陷刑事诉讼的沉重代价。
作者简介：黄毅律师，95后，广西南宁刑事律师，硕士学位，经济与职务犯罪法律事务部主任，广西刑事律师论辩赛“最佳风采奖”，亲办案件获广西律协2020-2025优秀案例，执业以来获多起无罪（含不起诉、撤回起诉、取保后不追责）、取保候审结果，办案全程可视化，各流程主动反馈，打破信息差，保证刑事案件家属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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