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昨晚十点四十分打来的。
弟弟宋宏远的声音发颤，说孩子住院了，急用钱。
我没多问，手机银行转了五千。
挂掉电话，我在沙发上坐到后半夜，烟灰缸里摁灭了七个烟头。
今天一早我拎着水果赶到市儿童医院，护士台查不到宋星洲的住院记录，报出弟弟名字才找到307病房。
走到三楼走廊拐角，弟媳邓秀芬的声音从病房方向传过来，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针尖扎进我耳朵里。
我站在拐角，手里那袋苹果勒得手指发紫。
01
我叫宋宏盛，今年五十二，城南纺织厂的退休工人。
退休快两年了，每月拿四千三百块退休金，一个人住在老厂分的两室一厅里。
房子不大，七十来个平方，客厅窗户朝西，冬天下午能晒进来一点太阳，夏天热得像蒸笼。
住习惯了，也没想过换。
楼下就是菜市场，出门左拐走五十米有个小公园，每天早晨一帮老头在那儿打太极，我偶尔去看两眼，从来没加入过。
妻子赵敏走的那年，我四十四岁。
乳腺癌，查出来到走不到八个月。
她临走那天下午，忽然回光返照似的坐起来，说想吃城南老马家的豆腐脑。
我骑着电动车跑了三条街买回来，她靠在床头，只喝了两口汤，说真香。
那天晚上她就没了。
病房窗外的路灯刚好亮起来，昏黄的一团光罩在她脸上，像睡着了。
我坐在床边握着她手，握了半个多小时才想起来去叫医生。
护士来了，拿手电筒照她眼睛，摇了摇头。
我没哭。
后事是我一个人办的，从火化到买墓地，前后三天。
那三天里我一口饭没吃，光喝水，也不觉得饿。
等事情办完回到家里，看见茶几上她勾了一半的杯垫还别着钩针，线团滚到沙发底下去了，我趴在地上够了好半天，够出来以后坐在沙发上，这才哭了。
我们没孩子。
年轻时候她怀过一个，那时候我在厂里三班倒，她也在服装厂踩缝纫机，两个人都觉得条件不够，就做了。
后来条件好点了，她又查出来子宫有问题，医生说不容易怀了。
她为这事哭过好几回，我劝她说没孩子也一样过。
现在想想，那时候嘴硬，心里其实也空落落的。
她走了以后，家里安静得不像话，电视机我从早开到晚，不管看不看，就图有个声响。
有时候看着看着在沙发上睡着了，醒来电视里还在播，半夜三更的购物节目，主持人扯着嗓子喊“最后十分钟”，喊得我太阳穴突突跳。
父母走得早。
父亲在我二十岁那年肝癌没的，从查出病到走不到三个月。
母亲本来身体就不好，撑了不到一年也跟着去了。
那时候宏远才十三，刚上初一，个子还没长开，站在灵堂前一脸茫然，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站着。
大伯郭林拍着他肩膀说“以后跟着你哥好好过”，他点了点头，眼泪才掉下来。
从那天起，我就成了他的家长。
供他读书，管他吃穿，连开家长会都是我去。
他中考那年没考好，上了个中专，学财会。
毕业以后托人给他找了份工作，在街道企业做会计，干了不到半年就辞了，说整天对着账本头疼。
后来陆陆续续又换过几份，没一份干得长。
今天说老板给他脸色看，明天说同事挤对他，后天说工资太低不够花。
大概从八年前开始，他跟我借钱。
第一次借三千，说朋友结婚要随份子，手头紧。
我没多想就给了。
后来是五千，说饭馆进货款周转不开。
再后来是两千，说车要年检保险到期了。
每次都说“尽快还”，每次都没还。
我从来没催过。
他是我弟弟，从小跟着我吃我做的饭长大，我比他大七岁，替他挡过父亲揍他的巴掌，也在他发烧的时候半夜背着他走过三里地去医院。
这些情分，不是几千块钱能算清的。
但这次不一样。孩子住院，我转了五千，他收了。钱不多，可我心里总像有个疙瘩，说不清道不明。
02
市儿童医院的新住院楼是前年刚启用的，外墙刷得雪白，大厅里摆着几排不锈钢座椅，坐满了抱着孩子的家长。
哭声、咳嗽声、叫号声、推车的轮子声搅在一起，空气里一股子消毒水混着方便面的味道。
门口有个卖气球的小贩，手里攥着一把米老鼠和白雪公主，那些气球在半空里轻轻晃着，五颜六色的，跟大厅里家长们焦急的脸色完全不搭。
我在门口的水果摊买了苹果和香蕉，挑的都是贵的。
摊主是个五十来岁的女人，称重的时候说“看病人啊？苹果好，平平安安”。
我嗯了一声，又想起孩子住院喝粥好，在家熬了一锅小米粥，用保温桶装着拎了过来。
保温桶是赵敏以前买的，不锈钢外壳，上面印着一只熊猫抱着竹子的图案。
用了好些年了，盖子拧起来有点费劲，但保温效果还行。
护士台在大厅正中间，围着七八个人。
我挤到前面，问一个正低头敲键盘的年轻护士，有没有一个叫宋星洲的孩子住院，十二岁，昨晚来的。
护士没抬头，在电脑上敲了几下，说没有这个名字的住院记录。
我说确定没有？
她说你报一下家长名字。
我说宋宏远，孩子的爸。
她又敲了几下，这回抬了头，看了我一眼，说宋宏远，307病房，孩子用他的医保卡办的住院。
我提着东西往电梯走。
脚步慢下来，脑子里转了个弯。
星洲有少儿医保，每年秋天弟媳都在家族群里晒缴费截图，二百多块钱一年，她年年不落。
有一回还在群里说“这个钱不能省，孩子有个头疼脑热的全靠它”。
为什么住院不用孩子的医保卡，要用大人的？
要么是孩子的卡出了什么问题，要么就是图省事。
可这也不是什么省事的做法，用大人的卡，报销比例还低些。
电梯门开了，我走进去，按了三楼。
电梯里还有一对年轻夫妻，女的抱着个婴儿，男的提着一兜子尿不湿，两个人都不说话，脸色都绷着。
电梯到了三楼，他们往左走了，我往右。
走廊里比大厅安静多了。
白墙、白灯、白地砖，光线亮得有些晃眼，空气里消毒水味更重了，还夹着一股子盒饭的油腻气。
307在走廊尽头靠右，门虚掩着，门上的小玻璃窗透出里面的灯光。
我沿着墙走过去，鞋底蹭着地砖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格外清楚。
墙上贴着几张宣传画，一张画着洗手步骤，一张写着“请勿吸烟”，还有一张是儿科专家的介绍，照片上的女医生笑得很和善，白大褂扣得整整齐齐。
走到拐角，离307的门还有两三米远，我听见弟媳邓秀芬的声音从门缝里钻出来。
03
“五千够干什么？你赶紧再想办法。”弟媳的声音压得很低，但那股子急火火的劲儿一点没压住。
“别嚷嚷。”弟弟的声音更小，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让他知道孩子没那么严重，这钱就不用还了。”
“你哥那点退休金留着干什么？又没儿没女的。”
“你小声点行不行？”
我站在原地没动。
手里那袋苹果的塑料提手勒进手指关节里，刚开始是疼，后来是麻，再后来就没什么感觉了。
走廊里有个清洁工推着拖把车从旁边过去，轮子吱呀吱呀响，我下意识往墙边让了让。
脑子里嗡嗡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耳朵里堵住了，又像是有什么东西突然通了，通得我心里一阵阵地发寒。
他昨晚电话里那个发颤的声音，是真的着急，还是装的？
孩子住院是真的，可他说“急用钱”的时候，是想着孩子的病，还是想着那五千块钱到手后怎么分？
邓秀芬那句话更直接，“又没儿没女的”，合着我一个人过日子，攒下的那点棺材本就该填他们家的窟窿？
我想起三年前他红着眼眶说“再借我就是狗”的样子。
那天他坐在我家沙发上，脸上的酒气还没散，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他说哥，我对不起你，以后我要是再跟你伸手，我就是狗。
我当时拍着他肩膀说行了行了，亲兄弟不说这些。
现在想想，那句“亲兄弟不说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我不计较，还是我压根就不该不计较？
走廊尽头有扇窗户开着一条缝，初冬的风灌进来，后脖颈一阵凉。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水果袋，苹果和香蕉挤在一起，塑料袋上凝了一层薄薄的水雾，凉冰冰地贴着手心。
保温桶里的粥还是热的，隔着不锈钢外壳烫着另一只手。
两只手一冷一热，心里翻来覆去地搅着。
我没有推门进去，也没有出声喊人。
慢慢退了两步，转身往楼梯间走。
脚步很轻，轻得连我自己都听不见。
04
楼梯间里没人，声控灯暗着，只有安全出口的绿光幽幽地亮着。
我坐在水泥台阶上，把水果袋搁在脚边，保温桶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搓了搓脸。
从兜里摸出烟盒，又想起医院不能抽烟，攥着烟盒愣了半天。
烟盒是软壳的红塔山，赵敏在的时候老说我抽这个牌子呛，让我换好点的。
我没换，抽了二十多年，换不了。
掏出手机翻到转账记录，昨晚十点四十三分，转给宋宏远五千块。
我又翻到三年前的转账记录，两万，也是转给宋宏远的，备注栏当时写了两个字“急用”。
再往前翻，零零散散还有几笔，三千的，五千的，两千的，最早一笔能追溯到八年前。
每一笔都没有借条。每一笔都说“尽快还”。每一笔都没还过。
我拨了老友周志伟的电话。
他在市儿童医院做保洁，干了快十年了，医院里上上下下都熟。
以前在纺织厂跟我一个车间，后来厂子倒了，他出来做保洁，我提前退了休。
电话响了三声他就接了，嗓门还是那么大，说老宋你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我说我在你们医院呢，307病房有个孩子叫宋星洲，肺炎，你能不能帮我打听打听，孩子到底什么情况。
周志伟说行，你等我十分钟。
挂了电话，我盯着楼梯间墙上的安全出口标志。
绿色的那个小人永远在跑，永远跑不出去。
大约过了七八分钟，手机又响了。
周志伟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不少，说老宋，我打听了，孩子是普通肺炎，住院三天了，医生说再观察一天就能出院。
我问花了多少钱，他说医保报销完自己也就掏个八九百，押金是一千，刷的什么花呗。
花呗。我弟弟连一千块现金都拿不出来。
周志伟顿了顿，又说，老宋，还有个事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我说你说。
他说昨天下午我看见你弟弟在走廊那头打电话，好像是跟人借钱，说着说着蹲地上了，抱着头，看着挺不落忍的。
我说我知道了，谢谢你老周。
挂了电话，我在台阶上又坐了好一会儿。
手机屏幕暗了，楼梯间里只剩下安全出口那点绿光，照得水泥台阶像蒙了一层青苔。
05
从医院出来我没直接回家，坐了四十分钟公交去弟弟家。
弟媳平时白天在超市做收银员，这个点不在家。
我有弟弟家的钥匙，以前帮他接送孩子用的，后来孩子大了用得少了，但钥匙一直没还。
钥匙圈上挂着三个钥匙，一个我家大门，一个我家单元门，还有一个就是弟弟家的。
每次掏钥匙开门，那三把钥匙碰在一起叮当响，赵敏以前说我像开锁的。
开门进去，客厅里乱得很。
茶几上堆着外卖盒和啤酒罐，烟灰缸满得往外冒，几件脏衣服搭在沙发扶手上。
空气里有一股馊掉的饭菜味，混着烟味，闷得人胸口发紧。
阳台上的晾衣架歪了一边，几件校服歪歪斜斜地挂着，应该是星洲的。
电视机开着，正在放一个购物节目，主持人扯着嗓子喊“只要九十九”，声音大得吵人。
我拿起遥控器关了，屋里一下子静下来，静得能听见冰箱嗡嗡响。
弟弟在阳台上，背对着我，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两只手在翻阳台栏杆上晾着的衣服。
我听见他说“再宽限几天，下个月一定还上”，又说“利息能不能先不算，我哥那边我再去说说”。
他说到“我哥”两个字的时候，声音明显虚了，像踩在一脚能陷下去的泥地上。
我没出声，退到客厅沙发边上站着。
沙发扶手上扔着他的手机，屏幕还亮着，是某个借款APP的还款页面，上面一行红字写着“本期应还4820元，逾期将影响征信”。
我拿起来划了两下，满屏都是借款记录和还款提醒，还有一个页面上列着七八个不同的网贷平台名字。
有的名字我听过，有的听都没听过。
最上面一条短信是催款的，措辞客气但冷冰冰，说“您本期账单已逾期三天，请尽快处理”。
阳台门响了，弟弟攥着手机进来，一抬头看见我站在沙发旁边，手里还拿着他的手机。
他脸上的表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先是愣住，像被人点了穴，然后嘴唇哆嗦了两下，脸色从正常的黄白变成灰白，像墙皮受了潮一块块往下掉。
他张了张嘴，喊了声“哥”，声音跟昨晚电话里一样发颤，可这次我听着，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06
“欠了多少？”我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声音比我预想的平静。
“没多少……”
“我再问一遍，欠了多少？”
他蹲下去，两只手抱着膝盖，脑袋埋在两臂之间，整个人缩成一小团。
过了好一会儿才闷声说，八万多。
其中五万是借的高利贷，另外三万是各种网贷拆东墙补西墙滚出来的。
“怎么欠的？”
“去年底，老赵说有个投资项目，稳赚，我把饭馆抵押了投进去，结果他跑了。”
老赵是他从技校就认识的朋友，我见过几回。
油头粉面，说话时眼睛乱转，请客吃饭抢着买单，但每次买单都是刷信用卡。
有一回在我家吃饭，老赵喝多了，拍着宏远的肩膀说“兄弟你跟着我干，明年换大奔”。
我当时听着就不对劲，但没说什么。
我说你跟他认识多少年了，他说快二十年。
我说二十年你就信他，他说哥你不懂，那会儿他确实赚钱了，开着好车，请我吃饭都是去大酒店，手上戴的表都够我吃一年。
“饭馆呢？”
“盘出去了，抵了三个月房租和员工工资，还剩不到两万。”
“那五千呢？昨晚你跟我说孩子住院急用，钱呢？”
他脑袋埋得更深了，肩膀开始抖。“还了一期网贷，三千八，剩下一千二交了住院押金，用的是花呗。”
我看着他蹲在地上的样子，突然想起他小时候。
那年他六岁，我十三，父亲刚走，母亲在医院躺着。
他饿得哭，我翻遍家里只有半袋面粉，烙了张饼，他吃了一半说哥你也吃，我说我不饿。
那时候他多小啊，眼睛又大又亮，哭起来鼻涕泡都冒出来。
现在他四十五了，蹲在地上，后脑勺的头发稀了，露出头皮，肩膀一耸一耸的，像只被人踹了窝的鸟。
“邓秀芬知道吗？”
“知道。”
“她知道你拿孩子住院当借口？”
他没说话，肩膀抖得更厉害了。
茶几上那个烟灰缸里的烟头挤得满满当当，有一个还留着半截没抽完的，过滤嘴被咬得变了形。
电视机虽然关了，屏幕还残留着一小块亮点，慢慢暗下去，最后什么也没了。
07
防盗门锁转了两圈，邓秀芬推门进来。
她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又看见蹲在地上的宋宏远，脸上的表情从意外变成不耐烦。
她把超市的红马甲工牌摘下来往鞋柜上一扔，换鞋的时候嘴里嘟囔着“又怎么了这是”。
“你问他。”我说。
她看了看宋宏远，又看了看我，突然笑了一声。那声笑冷冰冰的，像铁勺子刮锅底。“哥你都知道了？那正好，省得我再瞒着。”
“孩子住院是假的？”
“住院是真的，肺炎，不过没那么严重。你弟不敢跟你说实话，我让他说的。”
“你让他拿孩子生病骗我钱？”
“骗？”她走过来，双手抱在胸前，个子不高但仰着头看我，“哥，你一个人住，退休金一个月四千多，花得了多少？你弟弟这边欠着高利贷，人家说了再不还就要上门。我不让他找你借，他还能找谁？你可是他亲哥。”
我看着她理直气壮的脸，觉得嗓子眼堵得慌。
她说的好像句句在理，又好像句句都不对。
“所以你们两口子商量好了，拿孩子生病当由头，多要出来的钱填你们的窟窿？”
“什么叫你们的窟窿？你弟弟的事不就是你的事？他又没本事，又被人骗，我不帮他谁帮他？你又没儿没女的，将来老了不还得靠星洲给你端盆水？”
这话戳到我了。
我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她也盯着我，眼神里没有半分心虚。
我转身从外套内侧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得发黄的纸，是三年前宋宏远写的那张欠条。
当时我说不用写，他非要写，说亲兄弟明算账。
我把欠条展开，翻到背面，上面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是宋宏远自己写的：“哥，这是最后一次，我再借我就是狗。”
我把欠条放在茶几上，正面朝上，又翻过来给他们看背面的字。
“三年前那两万，我没打算要。这五千，我也没打算要。”我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转账凭证，是三年前的，两万，收款人宋宏远，备注栏我填的是“最后一次”。
“但这张凭证我一直留着。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从今往后，一分没有。”
邓秀芬的脸色变了。
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没说出来。
宋宏远还蹲在地上，这会儿终于抬起头，脸上全是泪，鼻尖红得发亮。
他喊了声“哥”，声音哑得几乎听不清。
我没应他，拿起外套往门口走。
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我的裤腿被他拽住了，他攥着一小截布料，没使劲，就那么攥着。
我停了两秒，把裤腿抽出来，开门走了。
08
回到家已经下午两点多了。
我热了碗昨天剩的粥，坐在餐桌前喝了两口，怎么也咽不下去。
房子不大，两室一厅，老伴走后我一个人住。
客厅墙上挂着她年轻时的照片，黑白的，那时候她扎两条辫子，笑得露出一排牙。
她走了八年了，家里还是老样子。
茶几上摆着她勾的杯垫，电视柜上放着她没织完的毛衣，针还别在线团上，像随时要接着织似的。
我从抽屉里翻出那张欠条，正面是宋宏远的字，歪歪扭扭写着借款金额和日期，背面就是那行“再借我就是狗”。
我把欠条举到灯下，纸已经泛黄了，折痕处磨得起了毛边。
我想起三年前那个晚上，他写完欠条，红着眼眶递给我，说哥你收好，这钱我一定还。
我当时接过欠条随手塞进抽屉，压根没想过真让他还。
可我留着它，到底为了什么？
是想着万一有一天要算账，还是就想留个念想，证明他好歹有过那么一点心？
窗外有小孩在楼下追着跑，笑声尖尖的，一阵一阵传上来。
我想起星洲小时候我抱着他去公园，他趴在我肩膀上流口水，湿了一大片。
那时候我弟弟还没开始借钱，饭馆刚开张，弟媳见了我还叫哥，叫得挺亲热。
到底是哪一步走岔了？
是他第一次开口借钱我没拒绝？
还是他第一次没还钱我没吭声？
我想不明白。
周志伟又打来电话，说老宋你走了以后，你弟弟在走廊里蹲了半天，护士过去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有点累。
后来他去护士站问能不能把住院费退了，护士说都住了三天了怎么退，他说那能不能少开点药。
周志伟说，老宋，你弟看着确实挺难的，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我说我知道了，谢谢你。
挂了电话，把欠条折好放回抽屉。
抽屉里还有一本旧相册，我翻到最后一页，是我和宏远小时候的合影。
老屋门口，我搂着他肩膀，他咧着嘴笑，缺了颗门牙。
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着日期，一九七八年，那年我十三，他六岁。
照片旁边还有一张赵敏的单人照，她站在公园的月季花旁边，穿着碎花裙子，手里拿着一朵刚摘的花。
我把两张照片摆在一起看了看，又都放了回去。
09
三天后，手机响了，是宋宏远的号码，接起来却是星洲的声音。
他喊大伯，说“我出院了，爸爸让我谢谢你”。
声音脆生生的，带着小孩特有的那种高兴劲儿，好像出院是天大的喜事。
我问你爸呢，他说在阳台上抽烟。
我问你妈呢，他顿了一下，说妈妈在屋里哭，跟爸爸吵架了。
“吵什么？”
“妈妈说爸爸把她的信用卡刷爆了，银行打电话来了。”
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
星洲又喊了声大伯，说“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我说等周末，大伯去给你买你爱吃的酱牛肉。
他高兴地应了声好，挂了电话。
手机屏幕暗下去，我坐在沙发上，听着窗外收废品的吆喝声从楼下经过，一遍一遍地放录音，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音干巴巴的，像从铁皮桶里挤出来的。
我弟弟把弟媳的信用卡也刷爆了。
看来那五万高利贷，比他说的更麻烦。
他在我面前承认欠了八万多，可邓秀芬刚才说的是“信用卡刷爆”，那到底是多少张卡？
多少个平台？
他蹲在地上说“八万多”的时候，眼神闪了一下，我当时没在意，现在想想，那个数字恐怕也不全。
我没有主动给宋宏远打电话。
倒是第四天，他发来一条短信，就几个字：“哥，对不起。”我没回。
隔了两天，又来一条：“我找了个送货的活，先干着。”我还是没回。
我不知道该回什么。
说没关系？
说加油？
说我不怪你？
我说不出口。
说你有事再找我？
我更说不出口。
把手机丢在茶几上，我起身去厨房做饭。
米淘了两遍，水加得比平时多，煮出来的饭软塌塌的，没嚼头。
我坐在餐桌前就着一碟咸菜吃了半碗，剩下的倒进了垃圾桶。
10
半个月后，我去城南菜市场买萝卜，准备腌点咸菜。
冬天了，萝卜便宜，两毛一斤，我挑了十几个大的，装了一麻袋。
菜市场里闹哄哄的，卖肉的吆喝“前腿肉便宜了”，卖鱼的在地上摔鱼，噼里啪啦响。
我称重的时候旁边有人喊我，转头一看是邓秀芬，穿着超市的红马甲，手里拎着一兜子处理菜，蔫头耷脑的芹菜和裂口的西红柿。
她走过来，站定了，嘴唇抿了抿，说“哥，上次是我不对”。
声音不大，头低着，不像那天那么理直气壮了。
我没接话，从兜里掏钱付萝卜钱。
她又说，孩子好了，弟弟找了个送货的活，一个月三千八，虽然不多，但好歹稳定下来了。
网贷的事她娘家帮忙还了一部分，剩下的慢慢还。
“那五千块我们攒够了就还你。”
我拎起麻袋，看了她一眼。
她脸上的妆没化，素着一张脸，眼底发青，看着老了不少。
我说不用了。
转身要走，她在后面又喊了声哥，声音有点急。
我停下脚步，没回头。
她说“以后我们好好过，不再麻烦你了”。
我摆了摆手，拖着麻袋往外走。
菜市场门口太阳很大，初冬的日头没什么温度，但照在脸上还是亮堂堂的。
我把麻袋甩到肩上，十几个萝卜沉甸甸地压在肩头。
往家走的那条路两边都是梧桐树，叶子掉得差不多了，光秃秃的枝丫在头顶上支棱着，把天空割成一块一块的。
我走着走着，脚步慢下来，想起星洲电话里那句“你什么时候来看我呀”。
那孩子不知道大人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他只知道出院了很高兴，爸爸给他买了新玩具，妈妈给他煮了方便面。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好的开始。
也许算，也许不算。
日子还得过，萝卜还得腌。
我走到家门口，掏钥匙的时候摸到口袋里那张折好的欠条。
纸已经被我摸得软塌塌的，边角都起毛了。
我把它拿出来，看了一眼正面和背面那两行字，然后撕成四瓣，塞进楼梯口的垃圾桶里。
铁门在身后关上，屋里很安静，只有冰箱嗡嗡响着。
我把萝卜倒进水池，拧开水龙头，哗哗的水声灌满厨房。
水凉得刺骨，我把手伸进去，一根一根地搓着萝卜上的泥。
搓着搓着，手就麻了，我停下来，把水龙头关上。
厨房里一下子静了，只有水滴从萝卜上滑下来，滴在不锈钢水池里，叮，叮，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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