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山东滕县城内，川军第122师师长王铭章面对日军猛烈进攻，作出了死守的决定。第五战区的战局，也正是在这座并不起眼的县城里，出现了关键转折。
当时的第五战区并非一支来源单一的部队，麾下既有西北军、桂军，也有中央军、东北军和川军。各部装备、训练和作战风格差异明显，真正把这些力量拧成一股绳，对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是很大的考验。
台儿庄会战能够形成胜势，并不只是台儿庄一地的功劳。外围阻击、侧翼牵制、正面防守，缺一环都可能影响整个战局。李宗仁麾下有四位将领，在不同位置上承担了最危险的任务，他们后来被称为第五战区的“四虎将”。
王铭章是其中牺牲最早的一位。1938年3月，日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滕县成为徐州方向的重要屏障。王铭章率第122师及地方守军据城抵抗，兵力和火力都处于明显劣势。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城防被突破后，王铭章仍留在城内组织抵抗，并于3月17日殉国。此前，他曾向部属表示，滕县关系徐州大局，不能轻易后退。
滕县守军的坚持，拖住了日军南进速度，为第五战区调集兵力、布置台儿庄防线争取了时间。李宗仁后来评价这场战斗时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这句话，点出了滕县保卫战的战略价值。
与王铭章守住外围不同，池峰城面对的是台儿庄城内最直接的压力。池峰城任国民革命军第31师师长，所部多为西北军系统，在装备并不占优的情况下，承担台儿庄核心阵地的防御任务。
日军反复冲击城防，守军与其展开逐街逐屋的争夺。池峰城没有把指挥位置只放在后方，而是多次进入一线，掌握战况，组织反击。危急时刻，他还组织敢死队袭击日军阵地，打乱了对方的进攻节奏。
据相关战史记载，台儿庄战斗持续多日，守军伤亡很大，池峰城部始终没有放弃核心阵地。正是这种顽强防守，使兄弟部队得以从外围实施夹击，日军第10师团受到重创，台儿庄会战由此取得重大胜利。
有意思的是，临沂方向的战斗同样影响着台儿庄。张自忠率第59军在临沂一带迎击日军，与庞炳勋部相互配合，连续挫败日军进攻。这里的价值，不在于占领了多少土地，而在于牵制了板垣征四郎指挥的日军第5师团。
张自忠并不是第一次面对强敌。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他曾参加喜峰口方向的作战，积累了与日军交锋的经验。到了1938年，他率部在临沂苦战，明知装备和火力处于下风，仍不断调整部署，硬是把日军拖在鲁南战场。
有人问：“为什么不直接退守，保存实力？”张自忠的回答很简单：“临沂不能丢。”这句话未必是逐字原话，却准确反映了当时的作战处境：临沂一旦失守，台儿庄侧翼便会承受更大压力。
孙连仲则是台儿庄正面防御的主要指挥者之一。他出身西北军，早年属于冯玉祥部将体系，长期带兵作战，既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也熟悉西北军官兵的作战特点。
1938年春，孙连仲担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鲁南方向的重要作战任务。台儿庄战事最紧张的时候，他需要处理的不只是日军进攻，还包括兵力调配、阵地补充和部队协同等问题。
当时有人形容台儿庄守军已经到了“再退一步就无处可退”的地步。孙连仲没有把压力全部推给一线部队，而是持续调集援兵，稳住防线。正面阵地数度告急，守军仍能依托街巷和工事反复抵抗，最终配合其他部队完成反击。
这四名将领的作战位置并不相同。王铭章以滕县死守换取时间，池峰城守住台儿庄核心，张自忠在临沂牵制强敌，孙连仲则负责正面防御和战场调度。他们共同构成了第五战区抗战体系中的关键支点。
四人的结局也各不相同。王铭章于1938年滕县保卫战中殉国，张自忠于1940年枣宜会战中战死。孙连仲在抗战后去了台湾。池峰城在解放战争后参加北平起义，1955年3月16日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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