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年初，西柏坡的冬夜冷得刺骨。院子里的枣树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吱呀作响。炭火烧得正旺，毛泽东披着一件打了补丁的灰棉袄，抬头看着刚从淮海前线赶来的陈毅，忽然抛出一句话：“上海解放了，你就去当市长。”
这不是一句商量。他说的是“解放了”——不是“如果”，也不是“到时候”。
陈毅当时正端着一碗热水，手指头贴着碗壁取暖。听到这话，碗没放下来，人却抬起了头。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开口了：“主席，这个事我有个想法。”他顿了一下，说：“反正我是不想当。”
这不是客套，也不是推辞。
陈毅心里揣着一本明白账。第一条，他怕自己的脾气。在上海的时候鱼龙混杂，有洋行、买办、帮会和特务什么的，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他性子急了，如果三句话不对付就拍桌子的话，那事情就会搞砸。
第二条，他不懂经济，在红军打到解放军的时候，打仗他是行的，可是管理城市，搞经济，心里没底。上海的工厂开不起来，工人没有饭吃，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了。
第三条，他舍不得手底下那些跟着自己出生入死的兵。
他告诉毛泽东说，在华东的山山水水，三野都很熟悉了。二野自从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后，一直过的都是很艰苦的日子，减员很多，所以他们也应该留下来休息一下。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道：“你这是在学孔融让梨吧。”。
但笑归笑，毛泽东并没有松口。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从长江口慢慢往南划，划到上海，停住了。“你说二野苦，三野就不苦?淮海战役六十万对八十万，是谁在前面啃硬骨头?”毛泽东转过身来，语气沉了下来，“上海这个城市，不比别的地方。
有五百万的人口，有一万两千个工厂，六万个商店，全国的工业产值和贸易总额的一半在上海。我们进去不是去坐办公室而是去打仗——一场没有硝烟的仗。”
他还告诉了陈毅一件事，就是说美国人预测说共产党进得了上海，不出三个月就要退出来。这句话刺到了陈毅的心窝，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有两种危险，一种是如果我们打上海的时候美国出兵干涉；另一种是我们接管他们搞不好，在进城以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
毛泽东专门征求了黄炎培、陈叔通等民主人士的意见，他们都表示说：“陈毅将军既能文又能武，是我们党的一个儒将，让他来当上海的市长是再合适不过了。”中央的五大书记们已经决定好了他们未来要在上海市长的位置上的人选。
陈毅不再推辞了。但是他提出一个条件：必须带一批懂政策的干部去，不能光带兵。对于上海那些资本家，不能一上来就收拾他们，得先稳住他们让他们开工生产。
工人要吃饭，市民要过日子，不能乱动。他点了潘汉年和曾山的将。1949年的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央正式决定由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
1949年4月，在江苏丹阳进行了解放上海前的全面集训。整训的核心不是战术，而是纪律。陈毅亲自制定《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部队进到城市以后，一律不准进入民宅。
战士们对陈毅这样规定有些不明白。因为下雨的时候总不能睡在大街上吧？陈毅的态度非常坚决：“一定要无条件地执行这个命令，说不准进民宅，就是不准进去，就连天王老子也不行！”他说：“这是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这份守则上报中央后，毛主席很快回电，连用了四个“很好”。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当晚下着小雨,枪声平息后,上海市民小心翼翼地打开家门,看到了他们一辈子难忘的一幕:马路两边潮湿的水泥地上睡满了穿着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他们怀里抱着枪,靠墙根坐着,身上湿透了,没有一个人去敲老百姓的门.十万大军全部露宿在街头。
一个老太太站在弄堂口看了半天，嘴里还一直念叨着：“这是什么队伍啊？”。
但真正的仗才刚刚开始。上海解放时的家底薄得吓人：全市存煤只有5000吨，粮食储备只有4000万斤，只够市民用半个月。金融投机商疯狂炒作银元，一个烧饼竟飞涨到3万元。陈毅与陈云配合，先打“银元之战”，再打“米棉之战”，一举稳定了上海的物价和市场秩序。
与此同时，流散在上海的近2万名国民党残军、8个特务组织以及数以万计的惯匪流氓，使社会秩序动荡不安。陈毅和潘汉年命令公安局、军队密切配合，第一次行动就逮捕了600名黑道分子与特务，此后连续几次大规模地抓人。
从沙场到十里洋场，陈毅在这里呆了整整九个年头。后来，他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总是会这么笑着说：“反正我是不想当官。”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上海的重要性他是很清楚的。
1972年陈毅逝世后，毛泽东穿着睡衣赶到八宝山，在追悼会上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这两位曾经一起从井冈山走到上海的老战友，最终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告别的。
上海人民至今提起陈毅市长,仍然会念念不忘。并不是因为他在战争中打过多少场胜仗,而是因为他曾经带着十万大军睡在了大街上,就是在那一个晚上的一场秋雨,换来了整个城市对他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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