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二月十日早上，台北荣民总医院的怀远堂里，一具遗体停了好些天。没有灵堂，没有牌位，正中连一张遗照都没摆。他叫黄任中，十年前还是登上《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的人物，走的时候，账上只剩三万新台币。
我每次读到这里都要停一下，一个人得把自己活成什么样，才能在十年里从云顶掉到这一步。
他1940年生于重庆，祖籍湖南南县。父亲黄少谷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后来在台湾做过相当于"法务部长"的位置。这样的家境，等于一出生就攥着一张通行证，他小时候的玩伴里，有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
牌是好牌，他打得一塌糊涂。小学换了五所学校，十四岁才拿到毕业证；进了台北建国的夜间部，照样打架、逃课，跟校外帮派混在一起，名字进了市警局少年组的档案。父亲公务缠身管不住，索性把他交给少年组看管。
1960年，他被送去美国普渡大学念机械工程，还是因为打架退了学。这回出面的是父亲的好友叶公超，一句"孺子可教"把他说动了。
他转去宾夕法尼亚军事大学读数学，那是全美三大军校之一，他是当时那里唯一的中国学生。军校的铁规矩把一匹野马按住了。一九六五年毕业，两年后他又拿下纽约大学数学硕士。我一直觉得，这一段是他这辈子最像样的部分，偏偏后来被他丢得最干脆。
1969年，二十八岁的他当上波士顿市文化局副局长。那年头波士顿闹嬉皮士骚乱，警察一通知有聚众，他就调一支乐队过去演奏，用乐声盖过叫骂，这招居然很管用。
1971年他回台湾，朋友介绍他去大学教书、去大企业挂副董事长，他全推了，理由是不愿靠父亲的面子吃饭。
他借着姐夫的关系替美国橡树公司修电视零件，从一间小修理铺做起，一路做成装配厂，后来还说服美方在台湾设厂生产电路基板，把日本在这一环上的技术垄断撕开一道口子。
到一九八三年，台湾分公司的营业额在岛内五百大企业里排到第三十五名，出口业绩全台第六，手底下四十多家工厂、七八千名员工。
1985年他成立皇龙投资公司，把战线铺到金融、股票和地产。真正让他脱胎换骨的，是一笔捂了十几年的股票。
一九八四年底，他从姐夫胡侗清手里以每股十七块五的低价接下远东航空两千五百万股，一九九五年股市大涨、两岸三通的预期把股价推上去，他以每股二百二十五元全部出清，一笔净赚五十六亿新台币。
第二年，他登上《福布斯》全球华人富豪榜，身家超过三亿美元。也是这一年，他父亲去世。再往前，四十五岁的他就对外说退休，一句"这些钱够花了"。
往后他把劲全使到了另一处，给自己总结出四大爱好：美女、美酒、跑车、豪宅。除了女人，他还好京剧、爱收藏，因为相貌和性子都像钟馗，专门收钟馗图，收出了名气；台湾文坛的李敖早年评"台湾三大丑男"，把他挂在榜首，他也照样我行我素。
他在女人身上的开销，自己认过账，这二十年平均每年一亿新台币，加起来二十亿。阳明山置豪宅，女伴按"女朋友""女弟子""干女儿"分门别类，巅峰时同时住在一个屋檐下的人数以十计，一年送房送车送珠宝又是上亿。
所谓能容九人的大床、通宵的派对，都是那几年里反复被人讲起的话题，我还是那句，这些细节来源单一，我不替它背书，只能说明他当时活得张扬到不加遮掩。他前后结过四次婚，最后一任是女演员徐贵樱，比他小二十多岁，四段都没走到头。
我想在这一段多停一句：钱多到某个程度，人很容易把"买得到"当成"拥有"。这是我看他这一生，最早生出的一个判断。名单里最让我堵心的名字，是陈宝莲。
她十八岁被亲生母亲推去拍三级片，替家里还赌债，从那以后"艳星"两个字就贴在她身上。一九九三年她在一场香港饭局上认识黄任中，他比她大三十多岁，出手极阔，认她做"干女儿"，送车送房送珠宝，还把她请到台湾，想帮她换条路走。
可他把商场那套逻辑搬进了感情：投入、产出、分级、管理。他以为钱就是诚意，其实钱只能买到"在场"。热度一过，他给了一笔分手费就撤了。她的情绪越来越差，几次伤到自己，2002年七月在上海坠楼离世，只有二十九岁。
他听到消息，沉默了一阵，第二天身边又换了新人。这不是薄情两个字能概括的，是他从头到尾就没打算为谁停下来。
我不想把这个故事写成"痴情女遇上负心汉"，她的悲剧里有原生的家庭，有那个年代对女演员的消费，有一整套把身体当商品的生意。黄任中只是其中一环，但是一个从没为任何人改变过自己的一环。
真正把这个摊子掀翻的，不是女人，是他自己埋下的雷。
退休后他做股市"金主"，别人拿股票抵押向他借钱，行情好时皆大欢喜，行情一崩，借款人跑路，股票砸在他手里，钱也追不回来。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扫过台湾，放出去的上百亿资金全套牢，资产一下缩水八成。
紧接着，税找上门。税务方面认定他用变相手法压低了早年那笔股票交易的所得税，开出重罚，连本带利累计二十六亿六千万新台币，他成了岛内头号欠税大户。
2002年他因欠税被收押管收，查封古董字画准备拍卖时，才发现那些号称稀世的藏品里赝品占了大半，"吹牛大亨"的声浪就是这么起来的。
他早在一九九七年就开始写遗嘱，每两年改一次，把遗产分成亲友、身边人和慈善三份，名单随着身边的人增减越写越长，如今再看，那三份里没有一份能兑现。
我在这里又停了一下，一个把"买得到"当成"拥有"的人，最后连手里那些东西是真是假都分不清了。
2003年，他感情最深的大姐走了，他投在上海的那家餐厅也关了门，打击一件接着一件。管收期间他心脏病发作，身体一路垮下去。
糖尿病、肾衰竭缠着他，一周要去医院透析好几趟。2003年十月他住进台北荣民总医院，院方几次下病危通知。2004年二月十日，多重器官衰竭，他走了，六十三岁。
那些年围着他转的人，一个都没来。陪在身边的，只有姐姐、儿子，和一位当年被他收留下来的护理人员。身边人事后讲，他最后留下的话是"不要掉眼泪，千万要坚强"。
遗停在怀远堂停了好些天，最后是家里人出面，草草办了后事。他生前说过一句："人生像抛物线，当它要下来的时候，就下来，还真是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抛物线的尾巴，落在他儿子黄若谷身上。父亲没留下产业，留下一张天价欠税单，儿子一度被限制出境，多年都在拍卖藏品、一点点还。姐姐那笔十二亿八千六百万也在榜单上，整个家族累计欠税三十四亿三千万，十几年霸着岛内欠税榜首。
他那笔一九九五年的欠税，追征期限一路延到2032年3月，人走了二十多年，这张单子还没到期。
我不觉得这算什么"报应"，这是一笔他从没算清的账。他以为花钱能买来陪伴、买来体面、买来身后不被忘记，结果一样也没买到。
回到那间空着的灵堂。一个人这辈子最贵的东西，从来不是能睡九个人的大床，不是每股二百二十五元卖出去的股票，也不是每年一亿的风流账，而是他倒下的时候，有没有谁愿意替他摆一张遗照。
黄任中把顺序活反了，先有了钱，才去想人；等钱没了，人也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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