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冬天，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从临安回到福建仙游。
他做过宰相。尚书左仆射兼枢密使，朝堂上位置最高的几个人之一。但他回乡时，“家中不曾添置一亩田，不曾新建一间房”。他借住在仙游龙华寺里，后来病逝于莆田广化寺。
一个宰相，没有家。
这句话在宋代不是夸张。叶颙“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旧”。做官三十年，日子过得和刚考中进士时一样。他死的时候，家里“只有一亩地”。
“掠美、欺君、幸赏，三者皆罪”
叶颙的仕途，是从“不要”开始的。
绍兴二年（1132年）中进士后，他做了广州南海县主簿。当地发生盗案，巡检抓了十几个人，想把功劳分给叶颙。叶颙说了一句话：
“掠美、欺君、幸赏，三者皆罪，不忍为也。”
抢别人的功劳，欺骗君主，贪图赏赐。三件事，都是罪。他不忍心做。
一个刚入仕的年轻人，面对送上门的“政绩”，第一反应是“不忍”。这个“不忍”，后来贯穿了他一生。在贵溪知县任上，朝廷推行经界法，州里打算把田税分三等征收。叶颙觉得太粗，请求分为九等，“令信之六邑以贵溪为式”。在上虞知县任上，他让百姓自己评定徭役等级，自己把租粮送到县衙当面验收，不经过胥吏的手。在处州知州任上，青田县令献上“羡余”百万——所谓羡余，就是额外征收的税。叶颙没有收，他把这笔钱直接抵了该县的赋税。
“名羡余，非重征则横敛”
叶颙到常州做知州时，州库里没有十天的储备。他干了一年，积攒了二十万缗钱。有人劝他把这笔钱作为“羡余”献给朝廷，必能博得皇帝欢心。
叶颙的回答，被写进了《宋史》：
“名羡余，非重征则横敛，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赏，心实耻之。”
叫“羡余”的东西，不是重征就是横敛，那是百姓的膏血。用百姓的血汗换自己的赏赐，我心里觉得羞耻。
“心实耻之”。一个宰相，在可以“献羡余”的时候，选择了不献。他不缺那笔钱，缺的是把百姓的血汗变成自己升迁资本的那份“心”。
“斩汝不足以塞责”
乾道初年，叶颙拜参知政事。一个叫梁俊彦的武臣，上奏请求征收沙田、芦场的赋税。宋孝宗问叶颙的意见。叶颙说，沙田是江边的地，涨潮淹没，退潮露出；芦场的租税早已免除，现在再征，“不胜其扰”。
退朝后，叶颙把梁俊彦叫到中书省，当面斥责：
“汝言利求进，万一为国生事，斩汝不足以塞责。”
你想用“言利”来求升迁。万一给国家惹出事来，杀了你都不够抵罪。
梁俊彦“皇恐汗下”。当天，朝廷下诏：沙田、芦场赋税全部罢免。
一个参知政事，为了不让百姓多交一份税，把皇帝面前的红人骂到汗流浃背。“斩汝不足以塞责”这句话，不是一个“温和的宰相”会说出来的话。叶颙平时“简易清介，与物若无忤”，但“至处大事，毅然不可夺”。他平时不跟人争，该争的时候，一个字不让。
那个“住寺”的宰相
叶颙一生中，最让人动容的细节，不是他在朝堂上的刚直，是他回乡时的样子。
他每次回乡省亲，“不住驿馆，而是借宿于仙游龙华寺”。后来休致归乡，途经莆田，借宿广化寺，因病去世。
一个做过宰相的人，回乡不住驿站，住寺庙。不是没有驿站可住，是他不需要。驿站是给“官员”住的，他觉得自己不是“官”了。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那种“需要住驿站”的官。
刘克庄后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
“丞相无家曾住寺，聘君有字尚留庵。”
“丞相无家”。一个宰相，没有家。他的家在寺庙里。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一个极罕见的画面
朱熹的那四个字
叶颙墓前，据说朱熹来过。
朱熹看到墓前没有石马，没有石人，没有任何陪葬品。一个宰相的墓，简朴得不像宰相的墓。朱熹在墓前题了四个字：
“后世必昌。”
一个理学家，对一个清官的判断。不是“忠”，不是“贤”，是“必昌”。你留下的东西，会传下去。
叶颙确实留下了东西。他有七个儿子，都考中了进士。“一门八进士”的传奇，从南宋传到今天。他的后裔遍布广东、福建、广西、香港，保守估计超过百万人。每年清明，数万叶氏子孙从各地赶到南海颜峰村，祭拜那位“没有家”的祖先。
但叶颙真正留下的，不是“一门八进士”的荣耀。是他“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旧”的那份“不改”。是他死时“只有一亩地”的那份“简”。是他骂梁俊彦“斩汝不足以塞责”的那份“刚”。
宋理宗后来追谥他“正简”。以“正事、正言、正道”之意。一个“正”，一个“简”。正是不弯，简是不贪。四个字，概括了一个宰相的一生。
那个从仙游古濑村走出来的叶颙，一生没有为自己添置一亩田，没有为自己盖一间房。他住过寺庙，住过衙门，住过宰相的官邸。但他最后回到的，是家乡的寺庙。因为在那里，他可以不用做“宰相”，只做叶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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