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试着给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读诗，大概率会先想到弗罗斯特，或者谢尔·希尔弗斯坦。这些名字安全、经典，老师也熟。但有一位诗人，可能更适合当那个"第一人"——弗兰克·奥哈拉。
他写诗的方式，和大多数人印象里的"诗"完全不一样。没有精心雕琢的修辞，没有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隐喻。短句、感叹、随口说出来的话，读起来像是一个人在你耳边聊天。
一个让全场笑起来的诗人
有位教过诗的中学老师回忆，她每次进教室都带着铅笔、纸，和一张打印好的奥哈拉的诗。她的学生是被塞进图书馆和拥挤教室里的初中生，在此之前，几乎没听说过奥哈拉这个名字。
但当他们读到关于拉娜·特纳晕倒的那几句时，一屋子十二岁的孩子笑了起来。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位1950年代的女演员是谁，却因为那种语气，像在分享一个只有彼此才懂的笑话。
熟悉奥哈拉作品的人会认出这种感觉——一种近乎即时的亲近感。他那种随手的机智，会让你很快觉得自己和他是一伙的。
在他那份艺术宣言里，他描述过写一首诗给某一个人：就好像他本可以拿起电话，而不是拿起笔。这种写法，是那些孩子从没读过的。
"我做这个，我做那个"
奥哈拉最出名的一本诗集叫《午餐诗》，是他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当前台时，利用午休时间写出来的。这件事本身就说明，哪怕是未来的策展人、艺术评论家，也得从前台做起。
他常被称为"画家的诗人"。被传统文学圈拒之门外之后，他和抽象表现主义者的关系反而更近。《午餐诗》里收录了他最著名的一些作品，包括《女士逝世那天》《圣母颂》和《离他们一步之遥》。
最后这首，是那位老师课堂上常用的选择。她会挑一个积极的学生朗读，全校的七年级学生跟着手里的打印稿一起看。诗是这样开头的：
- 这是我的午休时间，所以我出去
- 在嗡嗡作响的
- 出租车之间散步。先沿着人行道
- 工人们把三明治喂给脏兮兮的
- 发亮的躯干，配着可口可乐，黄色头盔
- 保护他们不被掉下来的砖砸到，我猜。
奥哈拉把这种风格叫做"我做这个，我做那个"的诗。他给这种写法起了个更宽泛的名字：Personism——"一个我最近创立、但没人知道的流派"。它的标志不是没有想法，而是没有思考。
"你就跟着你的直觉走，"他写道，"如果有人拿着刀在街上追你，你就跑，你不会转过身喊：'别追了！我当年在米尼奥拉预科可是田径明星。'"
你几乎能想象出他的样子：走在西53街，午休时间一点点流逝，那种直觉强到不用刻意就流了出来。
带学生出门走一圈
那位老师的下一环节是互动式的，哪怕她事先没跟学校行政部门报备。一群七年级学生不像单列队伍，更像一团，被她带到走廊上，手里拿着笔，做一次"诗歌漫步"。
她让学生们像弗兰克·奥哈拉那样，去注意我们遇到的色彩、声音和人。等大家重新集合时，孩子们带回来的细节，是他们走过好几个星期都没注意过的东西——墙上的一道裂缝，前门角落里的一张蜘蛛网。八年过去了，她仍然记得他们举的那些具体例子。
她教给他们的，正是奥哈拉最早教给她的：诗不是有些人以为的那种在选词和比喻上的艰苦练习。它是一种看的方式，是注意到那些本来会被忽略的细节。
人太容易习惯安全帽的样子，不再去问它们到底在保护什么。建筑工人发亮的躯干，也太容易被一句"出汗了"打发掉。你需要一双新鲜的眼睛才能看见。
他的诗有时候几分钟就能写出一部分，也许是因为，他每一次环顾四周，都在写诗。就像他在《文学自传》里写的：
- 而我在这里，是
- 一切美的中心！
- 写着这些诗！
- 想象一下！
他留下的，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
奥哈拉最好的追随者，是那些鼓励我们去看见世界之美的人——留意纽约街头的一具躯干，或者为爱人做一顿鸡蛋的庄严。
所谓的"第二纽约诗派"，跟在奥哈拉、约翰·阿什贝利、詹姆斯·斯凯勒和肯尼斯·科赫之后，早期就像在考试作弊一样研究他的写法。比尔·伯克森和奥哈拉合著的小册子《圣布里吉特赞美诗》，开头就是伯克森试图模仿奥哈拉看世界的方式，写一座教堂尖顶。他自己称之为对他风格的"廉价模仿"。
"正是向你，歪歪斜斜、荒唐可笑地，在第九街，我转过身去，"他写道。他找到了一种个性和幽默，把一个每天路过地标重新写了一遍。把一座教堂看得严肃很容易；看见它全部的歪斜和荒诞，要难得多。伯克森身后出版的关于奥哈拉的笔记与思考《弗兰克·奥哈拉笔记》，在2019年出版。
奥哈拉的文学影响，用一个词说，是巨大的。
罗恩·帕吉特说："读弗兰克这样的诗，让我意识到我可以放松……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爱丽丝·诺特利说："我常常在构思我认为属于奥哈拉的形式……我想做出那样的作品。"
他圈子里的诗人，每个人都从他身上拿走了不同的东西。而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可能只需要一首《离他们一步之遥》，和一次走廊上的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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