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10日，湖北巴东，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被押往刑场。他曾在武昌城头打响反清战斗，也曾拒绝日本人的拉拢，更在解放前劝说国民党守军放下武器。可此时，他却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走向生命尽头。
老人名叫邓玉麟，1881年出生于湖北农家。家境贫寒，十三岁便进入清政府新军。那支军队不同于旧式绿营，使用新式武器，也接触近代军事知识。邓玉麟在军中多年，既练出了作战本领，也结识了不少有新思想的军人。
1908年前后，他离开军营，来到武昌。表面上经商，实际上已经开始联络革命力量。当时武昌革命组织较多，共进会与文学社各有自己的骨干，彼此之间并不完全融洽。邓玉麟凭借军中经历，往返斡旋，努力促成双方合作。
关键时刻很快到来。
1911年10月9日，汉口俄租界的一次意外爆炸，使清军察觉到革命党人的活动。搜捕随即展开，原定计划被迫提前。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第八营率先起事，城内枪声骤然响起。
邓玉麟带队向湖广总督署推进。守军抵抗激烈，清军官员也试图稳住局面。混战之中，他率部冲在前面，参与攻入总督署。瑞澂仓皇出逃，武昌很快被革命军控制。这个夜晚，改变了邓玉麟个人的命运，也成为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一幕。
清朝覆亡后，邓玉麟因首义功绩获得军职，后来被授予陆军中将。可民国建立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袁世凯称帝、军阀混战接踵而来。他参加反袁斗争，也参与护国战争。有人曾以高官厚禄引诱他支持张勋复辟，他没有接受，只说：“推翻清朝不容易，怎么能再把它请回来？”
这句话，反映出他一生看重的并不是某个职位，而是自己认定的政治方向。
1926年北伐开始，邓玉麟出任左翼部队指挥官，率军参加作战。部队推进期间，北洋军阀势力受到沉重打击。然而，北伐阵营内部很快发生分裂。1927年，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杀害。
邓玉麟对此十分愤怒。他曾参加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也相信北伐是为了结束军阀统治、改善民众处境。当革命队伍开始把枪口对准昔日的合作伙伴时，他与蒋介石发生争执，随后辞去职务，退出军政圈。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到湖北西部。日本方面曾通过中间人多次劝说，许诺给他职务和财物，希望他出面组织地方政权。邓玉麟拒绝合作。来人再三施压，他只回答：“要杀就杀，不能替日本人办事。”
此后，他在长阳、巴东一带辗转躲避。为躲开日伪搜捕，他有时藏入山中，夜间才外出。1940年前后，他还在野三关一带经营小型实业，为抗日力量提供部分物资。相关经历未必如传闻所说那般传奇，但他拒绝日方利用这一点，在地方记载中较为明确。
抗战胜利后，邓玉麟曾作为国民大会代表赴南京。国共战争扩大后，他对国民党的前途日益失望。1949年，蒋介石方面派人邀请他前往台湾，凭其资历，到了那里仍可获得安排。
邓玉麟没有答应。
他留在湖北，并找到驻守巴东的国民党军官。那名军官与他相识，双方谈了很久。邓玉麟没有空泛劝说，而是分析战局，说明继续抵抗只会让地方百姓承受战火。后来，这支部队放下武器，巴东得以和平解放。
新政权建立后，邓玉麟担任巴东县人民代表大会秘书长，曾下乡了解民情，也批评过少数基层干部的粗暴作风。正因为如此，他与一些人产生了矛盾。遗憾的是，那个年代对旧军政人员的审查，往往容易把过去的身份直接等同于现实立场。
1950年底，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邓玉麟被捕，主要罪名与其旧军职务及参加国民大会有关。他试图说明自己参加辛亥革命、拒绝日本拉拢、促成巴东和平解放的经历，但这些事实没有改变当时的处理结果。
1951年4月10日，邓玉麟被执行死刑，时年七十岁。临刑前，他留下“死不足惜，求明我名”八个字。那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身后评价的请求。
1982年，湖北有关方面重新审查此案。经过查阅档案、走访知情人，认定邓玉麟不构成反革命罪。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随后作出改判，宣布其无罪，恢复名誉。
从1951年到1982年，三十一年过去。那份迟到的判决，终于回应了老人临刑前留下的那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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