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影视中的女性探秘㉓：《遗传厄运》|夏洛特|安妮|查理|科莱特|米莉|遗传厄运

梅格・哈夫达尔、凯莉・弗洛伦斯

上映年份：2018年

导演：阿里・阿斯特

编剧：阿里・阿斯特

主演：托妮・科莱特、米莉・夏普洛

制作预算：900万美元

全球票房：7940万美元

在那个还不存在“产后抑郁”这一概念的年代，吉尔曼的故事探讨了病症对这位新晋母亲造成的影响，更关键的是，展现了周遭人看待她的方式。这位无名叙述者没有得到共情与理解，反而被隔绝、禁锢。比起最初的抑郁，单调乏味的环境更令她彻底走向疯狂。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这让她对房间里的墙纸产生了诡异的执念。

2018年上映、收获大量好评的恐怖片《遗传厄运》，探讨了许多与《黄色墙纸》相通的女性哥特命题。正如片名所示，母性议题是《遗传厄运》的核心。微缩模型艺术家安妮・格雷厄姆（托妮・科莱特饰）正承受着母亲离世带来的悲痛与煎熬，她的母亲性格孤僻、难以相处。

如同雪莉・杰克逊笔下众多人物，安妮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塑造了她本身，也塑造了她想要成为的样子。安妮一生都在努力活成另一种模样，做一个陪伴孩子的母亲。

影片一段梦境戏向观众揭示了极具讽刺性的事实：安妮曾经考虑打掉自己的长子。尽管她永远无法坦然承认自己对为人母这件事的惶恐，但在潜意识深处，她的恐惧无处掩藏。

虽然《遗传厄运》的故事发生在《黄色墙纸》问世一百多年之后，它却印证着同一个现实：女性依旧不能坦然袒露自己最幽暗、最原始的恐惧与欲望。影片还有一处细节再次暗示安妮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生活的割裂：过去她梦游时，差点亲手烧死儿子彼得（亚历克斯・沃尔夫饰）。这种想要毁灭男性后代的无意识冲动，和吉尔曼笔下的故事形成了惊悚的呼应。

随后，在艰难履行着女儿这一身份的同时，安妮又迎来了正处少女时期的女儿骤然离世的噩耗。在一段缓慢铺陈、令人不安的镜头中，安妮找到了女儿查理（米莉・夏普洛饰）身首分离的头颅——她是一起意外的受害者。值得注意的是，酿成这起意外的，正是那个安妮曾在无意识中渴望除掉的儿子。

接下来呈现的，是母亲悲痛欲绝、赤裸淋漓的一面。安妮嚎哭、尖叫，与命运讨价还价，祈求上天让自己死去。这种浓烈的情感创伤，在恐怖题材中常常被贴上“女性专属”的标签，被利用、被取笑——因为男性被视为理性的代言人，而女性则被认为歇斯底里、任由情绪失控。这便引出了“女性歇斯底里”这一早已过时的诊断概念。

数百年来，“女性歇斯底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说法，用以形容任何被判定为不当或反常的女性行为。即便是性欲旺盛的女性，也会被医生诊断为歇斯底里：“在维多利亚时代，大多数女性的手袋里都装着一瓶嗅盐：每当情绪被唤起时，她们便容易昏厥，人们相信——正如希波克拉底所假定的那样——游走的子宫厌恶这股刺鼻气味，会回到原位，从而让女性恢复意识。”

女性歇斯底里常见的其他症状还包括“晕厥、神经紧张、失眠、体液潴留、腹部沉重、肌肉痉挛、气短、易怒、对食物或性欲丧失兴趣，以及‘一种惹是生非的倾向’。”

这最后一项症状作为女权运动的象征意义最为重大：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倘若敢于背离自幼被规训的生活方式，就会被视作精神疾病患者。在吉尔曼创作的年代，这种观念达到顶峰，女性仅仅因为行为上稍有异样，就会被送入精神病院。

《每日邮报》记者温迪・华莱士找到了数十张色调阴郁、面无笑容的肖像，画中人都是维多利亚时代被关在英国伯利恒医院（又称贝德兰姆精神病院）的女性。其中有艾玛・里奇，她的“精神失常源于分娩”；萨拉・加德纳，被判定“因焦虑发疯”。华莱士还记述了这样一个案例：

23岁的伊莱扎・乔索林于1857年2月被送入伯利恒医院，她表面上精神失常的病因被记录为“过劳”。肖像里的她神情崩溃，脸上留有伤痕。伊莱扎是一栋二十间房大宅里唯一的佣人，寒冬时节每间屋子都要烧壁炉、早早点亮油灯，繁重的工作压垮了她。若是放到今天，医生会诊断为职业倦怠与急性应激障碍吗？

《遗传厄运》里安妮承受的压力，一部分带有现代色彩，比如即将到来的艺术展；但她的悲痛与母性负罪感，却是永恒的。因此，当她开始揭开围绕亡母与亡女的超自然谜团时，丈夫史蒂夫（加布里埃尔・伯恩饰）认定安妮只是歇斯底里。这与《黄色墙纸》中丈夫的反应如出一辙，也成为恐怖作品里一个经典套路：女性角色往往窥见难以置信的真相，而她身边的男性就会将她的情绪与判断归为歇斯底里，尤其当她刚刚经历丧亲或磨难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