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两个舅舅一个正厅一个副厅，这么多年我从没主动找他们办过事

我妈娘家在县城边上的一个村子，两个舅舅打小就是村里人口中的“文曲星”。大舅比我妈大八岁，二舅比我妈大五岁，他们念书那会儿，十里八乡都传着“老张家那俩小子，将来准是吃皇粮的料”。后来果然，大舅一路考到省城，当上了正厅级干部；二舅在市里，也熬到了副厅。逢年过节他们回村，那排场，连村口的老槐树都觉得脸上有光。

我爹就是个跑长途的货车司机，我妈在镇上的裁缝铺帮工。我们一家住在离县城还有三十里地的老街上，三间砖瓦房，院子里的水泥地裂了缝，下雨天能溅起泥点子。从我记事儿起，亲戚们就爱拿我跟两个舅舅比，说我有这层关系，将来找工作、升官、发财，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可我爹总蹲在门槛上抽烟，闷声闷气地说：“人要靠自己，别指着别人。”

我高中毕业那年，没考上本科，只捞了个专科的录取通知书。我妈急得嘴上起了泡，说：“要不找你大舅去？他在省城，认识的人多，给你找个好点的学校或者换个专业，还不是他一句话？”我攥着通知书，心里头翻江倒海。我知道我妈是为我好，可我也知道，我爹那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我心里。我闷着头说：“不找。我自己念。”

专科三年，我学的是机械维修。毕业后回县城，进了一家汽修厂，从学徒干起。冬天手冻得裂口子，机油顺着指缝往里钻，疼得钻心。夏天厂房里四十度，汗珠子砸在铁皮上，滋啦一声就干了。那时候我常想，要是找舅舅，说不定能进个清闲单位，坐办公室，吹空调。可每次拿起电话，又放下了。不是清高，是觉得张不开口——人家当那么大的官，我上去就求人办事，算怎么回事？再说了，我爹说得对，自己爬的坡，走得踏实。

二十五岁那年，我结了婚。媳妇是隔壁镇的，在超市做收银员，人实在，不嫌我穷。我们攒了三年钱，又在两边老人帮衬下，才凑够首付，买了套八十平米的老二手房。房子在六楼，没电梯，墙皮有点掉，可媳妇高兴得跟什么似的，说总算有个窝了。

日子刚有点起色，我妈却病了。起先是头晕，后来腿肿得厉害，去县医院一查，尿毒症。医生说要么透析，要么换肾。透析一次几百块，一周两次，加上药，一个月下来小五千。我们两口子工资加起来才七千出头，还要还房贷，一下子就被掏空了。我爹那点积蓄全扔了进去，还跟亲戚借了一圈。

那阵子，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躺在沙发上，盯着天花板发呆。媳妇把她的嫁妆首饰都卖了，一句话没怨。可透析不是长久之计，医生说最好是换肾，配型成功的话，手术加后续治疗得三十万。三十万啊，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就是天文数字。

我妈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相，还拉着我的手说：“儿啊，别治了，妈这病拖累你们了。”我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我说：“妈，你别胡说，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给你治。”

那天晚上，我蹲在医院的走廊里，抽烟抽到半夜。烟灰缸里全是烟头。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件事——找舅舅。大舅是正厅，二舅是副厅，他们随便动动手指头，也许就能帮我联系个好医院，找个好专家，或者借我点钱。再不济，他们有那么多朋友，总能有办法。

我掏出手机，翻出大舅的号码。那号码还是我妈给我的，说存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打通过。我手指头按在拨出键上，抖得厉害。可就在这时，我想起小时候一件事。

那是我十二岁那年，大舅回村过年，给村里修了条路。全村人都夸他，说他为家乡做了大好事。可后来我听我爹说，那条路是上面拨款修的，大舅只是在文件上签了字。我爹说：“人家当官，那是公事公办，你别以为他给你修路就是对你多好。你要是真有事求他，他未必肯管，还觉得你给他添麻烦。”我当时不懂，现在想想，我爹这话虽糙，可理不糙。这么多年，我从没找过他们，他们也从没主动问过我一句。每年见面，就是“好好干”“听你爹妈的话”这种客套话。真到了事上，他们能帮我吗？

可我妈的病等不起啊。我还是拨了过去。

电话响了六七声，接电话的是个年轻男人，声音很客气：“您好，请问哪位？”

我说：“我找大舅。”

对方问：“您是？”

我说：“我是他外甥，张林。”

那边沉默了几秒，说：“您稍等。”

然后我听见脚步声，过了好一会儿，大舅的声音传来，还是那么沉稳，带着官腔：“林林啊，什么事？”

我喉咙发紧，说：“大舅，我妈病了，尿毒症，需要换肾，钱不够，想跟您借点，或者您认识省城的医院，能不能……”

我话没说完，大舅就打断了我：“林林，你妈病的事，我听说了。可你也知道，舅舅在外头，有些事情不方便插手。我这边认识的人是多，但都是工作关系，不能随便用。钱呢，舅舅手头也不宽裕，工资就那么点，你也知道，我们这行清苦。你想想别的办法，啊，实在不行，先透析撑着，国家不是有医保吗？”

我握着电话，手指冰凉。我想说医保报销的比例有限，我想说透析撑不了多久，可那些话堵在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最后我只说了一句：“那行，大舅，我知道了。”挂了电话，我蹲在墙角，眼泪跟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怎么也止不住。

后来我又给二舅打了电话。二舅倒是热情些，说：“林林，你妈的病我肯定要管。这样，我帮你问问市里医院，看看能不能减免点费用。不过你也知道，现在管得严，我不能直接打招呼，只能帮你问问。钱嘛，我手头还有两万，你先拿去应急。”第二天他真给我转了两万。可这两万块，对三十万的手术费来说，杯水车薪。

我妈知道我去找舅舅了，气得直拍床沿：“谁让你去找他们的？我宁可死，也不受这份气！”我理解我妈的心思。她从小跟两个哥哥感情好，可自从他们当了官，就觉得跟他们隔了一层。她怕被拒绝，更怕被可怜。我抱着我妈，说：“妈，没事，咱们自己想辙。”

那阵子，我白天在汽修厂干活，晚上去跑滴滴，周末还接了份兼职，给小区物业修水电。媳妇下了班就去夜市摆摊卖袜子。我们拼了命地攒钱，可离三十万还是差得远。

转机出现在一个下雨的傍晚。那天我在汽修厂加班，修一辆大货车，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聊起来才知道他是我爹的老战友，姓刘。刘师傅听完我家的事，沉默了半天，说：“小林，你爹那人，一辈子要强，从不求人。可他当年帮过我，那是救命的大恩。你的事，我来想办法。”

原来刘师傅退休后，被他儿子接去了省城，他儿子在一个医疗器械公司当销售经理，跟全省各大医院都有往来。刘师傅回去跟他儿子一说，他儿子正好认识肾移植中心的主任。那主任说，现在肾源紧张，但只要有合适的配型，可以优先安排手术，费用方面，医院有个慈善救助基金，可以申请一部分减免。

我听到这个消息，整个人都傻了。我没想到，我爹那个闷葫芦，竟然还救过人命。更没想到，救过的人，会在这种时候拉我一把。我爹知道后，眼眶红了，说：“老刘那家伙……当年他跑长途，在雪地里车子抛锚，差点冻死，我路过把他拖到车上，给他灌了姜汤，就那么点事，他一直记着。”

后来，我跟我媳妇、我妹妹都去做配型。结果我配上了。医生说年轻，身体好，移植成功率很高。我妈一开始死活不同意，怕伤我身体。我说：“妈，你生我养我这么大，我身上这块肾，本来就是你的。你拿回去，天经地义。”

手术那天，我躺在病床上，心里反倒特别平静。推进手术室前，我看了我妈一眼，她也看着我，眼泪无声地往下流。我笑了笑，说：“妈，别怕，醒过来，咱们就好了。”

手术很成功。我在医院躺了一个月，我妈恢复得也不错。出院那天，阳光特别好，我搀着我妈走出医院大门，呼吸着外面的空气，感觉整个人都轻了。住院费算下来，医保报了大部分，慈善基金又给免了十来万，最后我们东拼西凑，自己只掏了八万。这八万，有刘师傅儿子垫的，有岳父岳母出的，还有我那几个工友，一人借了我五千。

我两个舅舅后来也打了电话，大舅说：“林林，听说你妈手术顺利，那就好。有什么困难，再跟舅舅说。”二舅也问了几句。我没说什么，只是客客气气地道了谢。我知道，他们有自己的难处，也有自己的考量。我不能怨他们，毕竟路是靠自己走出来的。

现在，我妈在家能帮我媳妇做饭了，每天还去公园遛弯。我又回到汽修厂，升了组长，工资涨了一点。晚上不跑滴滴了，回家陪媳妇看会儿电视，陪我妈说说话。院子里那棵老石榴树又开花了，红艳艳的，特别招眼。

偶尔夜深人静，我还会想起那段最难熬的日子。想起我蹲在走廊里抽烟，想起电话里大舅那官腔，想起刘师傅那张布满皱纹的脸，想起我妈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儿啊，别治了”。想多了，心里头酸酸涨涨的，但更多的是踏实。

有人问我：“你两个舅舅一个正厅一个副厅，这么多年你都没找他们办过事，后悔不？”我笑笑，说：“不后悔。我找过他们一次，不是办事，是看病。那一次，让我明白了，这世上最靠得住的，不是官位，不是关系，是你自己挣来的命，和那些真心实意对你的人。”

我妈后来常说，她这辈子最骄傲的事，不是她两个哥哥当了多大的官，而是她这个儿子，虽然没出息，可脊梁骨是直的。我听了，鼻子有点酸。我想，这大概就是人活着最要紧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