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5日，米歇尔·福柯诞辰一百周年。
法兰西公学院与法国国家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展览“福柯：在法兰西公学院的思想冒险”从9月30日持续至2027年1月15日，探索福柯1970年至1984年在该机构任教期间的学术轨迹。法国国家图书馆在10月5日举办了一场由戏剧导演法妮·德·沙耶策划的活动，以福柯1970年的就职演讲《话语的秩序》为素材——这篇演讲没有留下任何音频或影像记录，德·沙耶以现场表演的方式重新“激活”了它。11月2日，法国国家图书馆与蓬皮杜中心联合举办“福柯清单”之夜，以朗读、档案评论和表演的形式，探讨福柯思想中仍然存在的共识与分歧。
另外，里斯本大学文学院在6月举办了题为“在人类之死后”的国际学术会议，聚焦后人类主义与精神分析的交叉领域。东京日仏会館在10月举办了“米歇尔·福柯与哲学·政治·社会”研讨会，覆盖从早期福柯到治理术的学术跨度。
在这些纪念活动中，一部迟到五十年的手稿成为读者最为关注的焦点。
50年前预告的未刊遗稿，今出版
2026年10月7日，Flammarion出版社推出了福柯的未刊手稿《儿童的十字军东征》（La croisade des enfants），由阿里安娜·斯福尔齐尼编辑并撰写前言，亨利-保罗·弗吕绍协作编辑，全书304页。
这部手稿是福柯自己早在1976年就已经预告过的。1976年，福柯出版《性史》第一卷《知识的意志》。该卷封底预告了一个六卷本的计划：第一卷《知识的意志》、第二卷《肉欲与身体》、第三卷《儿童的十字军东征》（La croisade des enfants）、第四卷《女人、母亲与歇斯底里患者》、第五卷《倒错者》、第六卷《人口与种族》。中文世界对这一卷名更常见的译法是《儿童的十字军东征》，以区别于13世纪那场历史事件。
手稿现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撰写时间可追溯至1974至1976年间。《儿童的十字军东征》不是指13世纪那场著名的儿童十字军东征，福柯用它来指代一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十字军”：医生和教育者对儿童及青少年手淫的“围剿”。
福柯在这批手稿中考察了这场“十字军”的完整装置：科学出版物、给家长的建议手册、学校与寄宿制的组织方式、身体监控、约束装置，乃至某些外科手术干预。福柯关注的是一种医学知识的渐进形成——它不再仅仅满足于禁止某一种行为，而是将儿童性欲转变为一个需要被观察、认识、控制和阐释的对象。
这一主题与福柯1974-1975年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课程《不正常的人》（Les Anormaux）直接相关。在那门课程中，福柯已经将“手淫者”确立为“不正常者”的三大历史形象之一，与“怪物”和“不可矫正者”并列。他分析了反手淫运动作为将现代家庭转变为儿童身体监控空间的过程之一。
福柯没有完成他1976年预告的六卷本计划。他最终出版的《性史》是：第一卷《知识的意志》（1976年）、第二卷《快感的使用》（1984年）、第三卷《自我的关怀》（1984年）。第四卷《肉欲的忏悔》在他去世后作为遗稿整理出版。1976年预告的“第三卷《儿童的十字军东征》”，在最终的出版序列中从未出现。
斯图尔特·埃尔登在《福柯的最后十年》中追溯了这一“逐渐放弃”的过程：到1983年3月，福柯已经在考虑一部三卷本的作品，这部作品“完全抛弃了早期现代的关注”，第二卷将转向古希腊。换言之，福柯从对18至19世纪性话语的谱系学考察，转向了对古希腊-罗马“自我技术”的伦理学研究。 原计划中的问题意识——儿童性欲的医学化、现代家庭的权力配置、性话语的生产机制——并未因此失去分析价值，它们只是被福柯搁置了。
福柯与马克思主义
福柯于195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53年退出。 关于退出的原因，福柯本人在多个场合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他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直接的触发点是苏联的“医生阴谋案”。1953年1月，《真理报》报道了九名医生（其中六名为犹太人）被指控参与谋杀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并策划暗杀斯大林。福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一次会议上目睹了法共代表安德烈·维尔姆塞尔为这一指控辩护，数月后赫鲁晓夫宣布该阴谋从未存在。巴黎高师的党支部再次要求维尔姆塞尔解释，但没有得到回应，此后他决定离开。
但福柯本人也承认，另有一个他长期不愿公开谈论的因素：他的同性恋身份。路易·阿尔都塞指出这是福柯退党的主要原因。福柯在1981年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承认，他的同性恋身份使他无法真正融入法共。1975年，他在讨论《疯狂史》在马克思主义圈子中的接受情况时说：“在1960年，一个共产党人不能说一个同性恋者不是病人。”福柯后来将这段入党经历描述为一次“自我消解”的练习——他被要求坚持与自己信念完全相反的东西。
福柯的权力理论明确拒斥阶级分析和经济还原论。 他的谱系学方法拒绝“总体性”范畴，在成熟阶段也拒绝“意识形态”范畴。在福柯看来，权力不隐藏任何东西，它不是掩盖生产关系真相的意识形态迷雾，而是物质的、肯定的、生产现实与主体性的力量。马克思主义最常见的批评则指出，福柯视角的最大缺陷之一是阶级斗争的缺席：他精妙地描述了统治的技术，却遮蔽了驱动这些技术的战略主体——阶级。
阿尔都塞在福柯与马克思之间扮演了一个关键的中介角色。福柯与阿尔都塞在人际、制度和思想上关系密切——福柯曾是阿尔都塞的学生——但两人几乎从未在公开文本中提及对方。小泉義之（Yoshiyuki Kozumi）教授在2016年发表于《ZINBUN》第47期的论文中提出，福柯1970年代的研究与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阿尔都塞1970年发表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的回应。 小泉指出，尽管阿尔都塞的名字很少直接出现在福柯当时的文本中，这种回应“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的”，但通过关注两人共同处理的“主体与支配”问题，可以辨认出福柯的多部作品确实构成了对阿尔都塞的回应。
福柯批评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以国家机器为中心，未能充分解释权力的微观运作方式，也未能说明资本主义得以建立的逻辑和物质条件。从阿尔都塞的立场看，福柯则是在前阿尔都塞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概念，因此忽略了意识形态的想象维度（在斯宾诺莎的意义上），也未能解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权力不对称的问题。
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张力，并不等同于与马克思本人的张力。 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针对的主要是苏联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目的论。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工厂、监狱、学校、军队等机构中规训技术的分析，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形式吸纳”与“实质吸纳”的讨论之间存在可以被激活的对话关系。福柯的“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对权力如何在毛细血管层面运作的分析——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宏观批判之间，存在一个未被填满的理论空间。这个空间是福柯理论的局限所在，也是其持续引发争论的原因。
福柯与精神分析
福柯对精神分析的态度是“模糊而矛盾的”。 一方面，他对心理学、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展开了持续的批判；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对无意识主体理论的贡献，又被他以某种方式纳入了自身的思考框架。福柯的批判主要针对弗洛伊德版本的精神分析，而非拉康。
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提出了著名的“压抑假说”批判。他指出，精神分析所依赖的“压抑”概念，实际上建立在一种法律模式的权力观之上——权力被设想为一种禁止性的、否定性的力量，它“压抑”了性。福柯的批判目标不是精神分析的压抑概念本身，而是这一概念所依托的“司法模型”权力观。在他看来，权力的运作远不止于禁止和压抑，它更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它“生产”话语、“生产”主体性、“生产”欲望本身。
福柯在1974年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讲座《真理与司法形式》（“Truth and Juridical Forms”）中承认，精神分析“无疑是以最根本的方式重新评估了自笛卡尔以来西方思想中被赋予主体的那种近乎神圣的优先性”。这一评价出自福柯载于《权力》（Power）文集第3页的文本。它暗示，福柯试图将精神分析从它自身的压抑模型和主体哲学框架中剥离出来，重新安置在权力-知识-自我的分析网络中。
与德勒兹、德里达的论战
福柯与结构主义的关系，是一段不断被叙述、也不断被福柯本人否认的故事。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对福柯的影响，是理解福柯“结构主义阶段”的关键。列维-斯特劳斯在1960年代成为福柯“结构主义阶段”的代表，通过结构、断裂、知识型等语言学或结构主义概念，为福柯提供了重新思考主体、历史和理性的方式。1966年，法国一家文学期刊刊登了一幅后来广为传播的漫画，画面上是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福柯和德里达围坐在棕榈树下。英语学术界常将列维-斯特劳斯、拉康、巴特和福柯并称为结构主义的“四人帮” ，中文文献中也有“结构主义四巨头”的说法。福柯本人并不认可这一定位。《词与物》（1966年）的出版是这一影响的高峰。
然而，福柯本人在《知识考古学》的结论中明确与结构主义划清了界限。他写道，全书一直“费力地将自己从‘结构主义’，或至少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术语中分离出来”，他试图呈现的是一种“不可征服的距离”，“它将你与一种真正的结构分析永远分隔开来”。这一“脱身”姿态本身，恰恰揭示了福柯与结构主义之间那种既依赖又抗拒的张力。
福柯与德勒兹的关系始于1950年代初的友谊，两人在哲学上互相影响。德勒兹曾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撰写书评，福柯则在一篇广为引用的短文中宣称：“或许有一天，这个世纪将是德勒兹式的。”然而，两人的理论分歧在1970年代逐渐显现。1977年两人关系的破裂，源于他们在布朗肖“外部”概念上的理论和哲学差异。
福柯与德里达的争论则更为公开和激烈。争论始于德里达对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的批判。德里达认为，福柯试图“避开理性角度来写一部癫狂本身的历史”是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历史的概念永远已经是理性的”，福柯对理性的批判方法本身仍然受制于传统思想方式。德里达提出的替代方案是：以“延异”取消理性与疯癫之间的形而上学二元结构，在理性的内部瓦解理性，而非像福柯那样预设一种外在于理性的“沉默的疯癫”。这一争论的遗产至今仍在发酵。由Rick Elmore和Ege Selin Islekel编辑的《惩罚的生命政治：德里达与福柯》于2022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将两人的争论延伸到大规模监禁、死刑、种族主义和警察暴力等当代议题上。
数字时代的福柯：从规训到算法治理
福柯逝世于1984年，比万维网的诞生早了五年。然而，他关于权力、知识和主体性的分析框架，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今天，被广泛用于分析平台权力和算法治理。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描述了“全景敞视监狱”——一种通过可见性来实施规训的权力装置。在数字平台上，这一装置获得了新的形态：用户的每一次点击、停留和分享，都成为数据生产的环节；算法则通过分类、排序和推荐，持续塑造着用户的行为模式和认知框架。这一类比在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了系统的展开，而非停留在概念层面。
2026年8月发表于顶级期刊《Cities》的一项研究以福柯的“安全”和“治理术”概念为分析框架指出，算法治理受到特定政治、文化和地缘政治条件的塑造，包括制裁、监管不均衡和地方社会规范。
这一研究将福柯的分析框架从欧洲语境扩展到了非西方平台生态。与全景敞视监狱中权力者与被权力者之间的不对称可见性不同，数字平台上的监控是分布式的、参与式的。用户既是监控的对象，也是监控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这种“参与式监控”的复杂性，超出了福柯在1970年代所描绘的权力图景。但福柯的“治理术”概念——关于如何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来“引导”而非“强制”人口的行为——仍然为理解算法治理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分析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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