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执政后范文程日益受到器重，为清军入关和定鼎中原贡献良多|多尔衮|洪承畴|皇太极|范文程|顺治

清初开国史，怎么绕都绕不过范文程。尽管他的名气不如张良、诸葛亮、刘伯温，但毫无疑问，在大清建国初期，范文程所扮演的就是一个超级秘书和军师的角色。有人很不贴切地说他是“汉奸”，这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无论于国于民，范文程都是有大贡献的。

范文程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1597年），字宪斗，号辉岳，沈阳人。他是清初颇有声望的政治家，清王朝主要开国元勋之一。他出身名门，号称是范仲淹之后（没有仔细考证），曾祖范錄，为明正德年间进士，累官至兵部尚书，因与严嵩相忤，弃官而去。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

范文程少年好学，才思敏捷，善于谋略。十八岁时与其兄同为沈阳县学秀才。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陷抚顺，范文程自愿投效，从此追随努尔哈赤，参与了攻打辽阳、西平、广宁诸役。

但范文程的才能真正受到赏识和重用，却是在皇太极执政之后。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皇太极“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己躬之得失”，建立了文馆。不久，范文程被拔入其中，参与帷幄，成为皇太极主要谋士之一。

崇祯二年（1629年）冬，皇太极亲统大军，由龙井关、洪山口逾长城，直趋北京。明宁远巡抚袁崇焕、锦州总兵祖大寿率师回援，双方激战于北京城郊，相持不下。范文程遂向皇太极进反间计，使猜忌而多疑的崇祯皇帝误信袁崇焕与皇太极之间已有密约，将袁崇焕逮捕下狱，不久处死。祖大寿闻之大为惊骇，慌忙带兵逃归锦州。范文程的反间计，不仅为皇太极拔除了一个宿敌，并使清兵得以从容退出关外。

爱新觉罗・皇太极

崇祯五年（1632年），皇太极率满洲八旗和蒙古各部越兴安岭，远征察哈尔。林丹汗得报后，带着部众和牲畜渡黄河，弃本土西奔。当皇太极赶到归化已是人去城空。数万大军，千里驰驱，早已人疲粮尽，只能以猎取黄羊为食。时值盛夏，饮水奇缺，士卒多饥渴而死。偶得一泉，晚至者竟以“一黄羊易水一碗而饮”。

满洲八旗继续西进追击林丹汗已经是不可能了；若从原路退还关外，因沿途地薄民穷，将士无所得，千里兴师，徒劳往返，势必名利两失。

当时全军上下，皆欲深入明境，抢劫一番，而皇太极又苦于师出无名，真是进退维谷，计无所出。于是与范文程、宁完我、马国柱商议对策。范文程等上疏指出，惟有深入，方为上策，但必须以议和作幌子。为此，可先写信与明朝近边地方官员，要求议和，并“限住日期，立候结局，谅南朝皇帝，人多嘴多，近边官儿不敢担当”，到时便可藉为口实，为所欲为。

皇太极采纳了他们的计谋，一面致书明大同、阳和、宣府等地官员，要求议和，并以十日为限；一面挥师直奔宣府、张家口，沿路纵兵扰民，饱掠而返。

从此，足智多谋的范文程日益受到皇太极的器重和宠信。崇祯六年（1633年）建立汉军推举固山额真时，众议范文程，而知人善任的皇太极却认为：“范章京才诚胜此，然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

范文程

崇祯九年（1636年），改文馆为内三院，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进世职二等甲喇章京。在皇太极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汉化政策的过程中，他成为皇太极身边不可或缺的人物。

范文程虽不在议政大臣之列，但几乎能参与所有重要机密，对内外方针政策的制定，国家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各级官员的任命，范文程都拥有广泛的影响和权力。如崇祯十五年（1642年）他曾以大学士的身份，受命与吏部承政一起共同确定户部承政和启心郎的人选。稍后，皇太极又根据他的建议，对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各衙门的体制作了重大改革，使各衙门事权统一，提高了行政效能。

在招降明朝官员，为清王朝延揽人才方面，范文程也表现了他的独特才干。早在崇祯四年（1631年）大凌河之役，他就因招降明朝守将而立过功。崇祯六年（1633年）、崇祯七年（1634年）间，当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航海来投时，皇太极皆委派范文程前往联络和安抚。

崇祯十五年（1642年），洪承畴在松山战败被俘，起初誓死不屈，骂詈不休，于是皇太极派范文程前去劝降。他与洪承畴山南海北，谈古论今，说话间，梁上积尘飘落于洪承畴衣襟，“洪屡拂拭之”。机敏的范文程见此情景，即告皇太极：“承畴不死矣！其敝衣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洪承畴不久果然降服。

皇太极晚年随着权力的集中，性格也愈益暴躁，许多亲王、大臣动辄得咎，或被削爵，或被罢官，而对范文程却始终宠信不衰。每当议论大事，必问：“范章京知否？”范文程有病，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也命“待范章京病愈裁决”。

范文程

崇祯十六年八月庚午（1643年9月21日），皇太极猝然病崩，在满洲贵族内部，立即爆发了一场争夺帝位的斗争。大臣也分裂为拥立多尔衮和豪格两个派别。后以六岁的福临为帝，达成暂时的妥协。在这场斗争中，范文程十分明智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而他的政治才能又是各派必须依赖的。因此，满洲贵族内部的斗争并未影响到他在朝中的稳固地位。

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底，清王朝决定派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统兵再次伐明。此时李自成已攻下北京，但消息尚未传到沈阳，所以清廷对这次出征，要达到什么战略目标，并不明确；对是否入关，也犹豫未决，举棋不定。于是急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速返沈阳，商议决策。

四月初四，范文程上书济尔哈朗和多尔衮，极力敦促清军尽早入关。他指出，明之覆亡，已无可挽回，黄河以北必将为他人所有。此种形势，犹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摄政诸王失此时机，必贻悔于将来”。

以往清兵也曾数度入关，但主要是为了掠夺。上至将帅，下至兵卒，烧杀掳掠，无所不为。因此范文程在上疏中，特别强调这次进军，必须“申严纪律，秋毫勿犯”，才能使中原地区的官兵百姓，向风归顺，近悦远来。

四月初九，多尔衮统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范文程抱病随行。十三日兵至辽河，吴三桂来书乞兵请降。此时多尔衮、范文程才得悉李自成已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的消息。于是日夜兼程，赶往山海关。

范文程‍

二十二日山海关一战，清兵大败李自成军。在向北京进军途中，范文程再次向多尔衮进言：“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施；倘思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并亲自起草文告，以“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为号召，四处张贴，上皆署文程官阶姓氏。

清兵入京后，正是大乱未定，百废待举，多尔衮大约忙于戎机，竟“闭门不出”，一切事务，由范文程“每日坐午门右决事”，文武甲兵，事无巨细，“咸公综理之”。

据当时在京的明遗民张怡记载：范文程颇爱百姓。其时，北京城里一些市棍地痞，趁鼎革混乱之际，将所掠宫中锦缎服饰，列市叫卖，范文程得知后极为忧虑，说：“甚矣！尔民之愚也。我于王前极言京师百姓之穷苦，严禁抢劫，而今炫耀若此，既动其贪，复启其疑，后言安得入乎？且我惧兵士扰民，各给两月饷而来，今尽以市诸锦绮，向后无食，能无抢夺乎？”于是摄政王“亟出令止之”。

当时故明尚书倪元璐的家属投牒范文程，请求扶丧南还。范文程“立遣骑持令箭送至张湾，于是殉难诸臣之丧，多次第南归。”范文程对他们以礼相待，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赢得了汉族地主阶级的好感。

为了迅速稳定局势，安抚民心，范文程襄助多尔衮制定了各种政策和措施：宣布为崇祯帝发丧三日；严禁燕京百姓以“搜捕逆贼”为名，互相讦告；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都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废除明季三饷加派，田赋以万历旧额为准，等等。

范文程认为，“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因此他特别重视开科取士，争取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对清政权的支持。他自己还多次任会试主考官。

在顺治初年，范文程殚心竭虑，夙兴夜寐，为清政府稳定时局，举用废官，搜求隐逸，征考文献，更定律令，充分施展了他安邦定国之才，成为政坛上风云一时的显赫人物。但声望过隆的范文程同好独秉大权的多尔衮不可能不发生矛盾，而两人在许多政策上也不会没有分歧。范文程对多尔衮过分宠信和依赖冯铨等阉党，亦有所不满。

顺治二年（1645年）八月，给事中许作梅、御史李森先等人弹劾冯铨失败，被罢官时，范文程至少是在暗中对他们深表同情。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多尔衮以“今国家一应事务，各有专属”，范文程“素有疾，毋过劳”为口实，开始限制和削弱范文程的权力。同年八月，因甘肃巡抚黄图安呈请终养问题，范文程被多尔衮以“擅自关白”辅政王济尔哈朗为由而下法司勘问，虽未罢官，但两人在关系上更趋疏远，范文程也处处小心从事，免遭不测。

此时，满洲贵族内部的权力斗争又趋尖锐。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独专威权的多尔衮，革去济尔哈朗亲王爵位，并幽毙了肃亲王豪格，大约在此前后，多尔衮命其亲信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同范文程一起删改《太祖实录》。范文程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但又不能违命不从，遂托词养病，闭门避祸。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1650年12月31日），多尔衮病薨。翌年初，多尔衮被控生前“谋逆”，刚林、祁充格以依附多尔衮，妄改《太祖实录》之罪被杀。范文程虽也参与此事，但因非多尔衮一党，仅以革职留任论处，不久即复原职。他不仅又一次机智地躲过了政治风浪，而且很快就得到福临的信任和重用。

爱新觉罗・‍福临

顺治九年（1652年），范文程被命为议政大臣，这是在此之前汉人从未得到过的宠遇。于是他立即向顺治皇帝进“睿王时劾冯铨罢官诸臣疏”，并奏曰：“诸臣疏劾大臣，无非为君为国，皇上当思所爱惜之。”顺治皇帝接受了他的奏议，谕吏部：“原任科道官许作梅、李森先、桑芸、向玉轩、庄宪祖诸人内，系参冯铨降革者，俱起用。”

顺治十年（1653年）五月，顺治皇帝同范文程一起探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范文程说：“大凡行善合天者，必君明臣良，交相释回，始克荷天休而济国事。若人主愎谏自用，谁复进言？势必谄谀者，献媚而日亲；忠鲠者，矢忠而日疏矣。人主诚持己公明，臣下自翻然从善，斯天心眷顾，国祚悠久，克享太平矣！”

这番话，实际上是针对过去多尔衮重用冯铨，独专朝政而发的。他所谓“行善合天”，无非是指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要顺民心，合潮流而已。这期间，他提出兴屯田，招抚流民；举人才，不论满汉新旧，不拘资格大小，不避亲疏恩怨等重要建议，多被采纳施行。

范文程对那些敢于直言不苟，秉公不阿的臣僚颇为关注。如当时著名谏臣魏象枢，在朝中“与诸大臣抗辩是非无少诎”，因而常常遭到权贵们的疾视，独范文程“心识之，曰：‘直哉，此我国家任事之臣也。’其后遇有撑公者，辄于众中剖析之，卒得白。”所以李蔚称道范文程“培养人材，保护善类，尤倦倦加意。”

范文程一生所进章奏，多“动关大计”。顺治十一年（1654年）八月，范文程晋少保兼太子太保。但此时他已年老体衰，积劳成疾，多次上疏乞休。顺治皇帝命他“暂令解任，一俟病痊，以需召用”，特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师。然而，他却从此谢政隐退，“辟东皋为别业，稍构亭馆，植卉木，引亲故，徜徉其中”，安然度过了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