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朝中有人好办事。”
在京城有没有自己人，关系到一个地方在最高决策层面的话语权。
举个例子，北宋的时候，江西和福建的才子们，在科举考场大包大揽。
以“庐陵才子天团”和“莆田才子天团”为代表的南方学子，常年霸榜科举皇榜。
那个时候，吉州和莆田都有一个美誉“东南邹鲁”。
邹是孟子的故乡，鲁是孔子的故乡，邹鲁代指文化昌盛之地。
跟南方士子的风光无限相比，北方士子就显得落寞许多。
司马光代表北方士子，向朝廷谏言“按地域分配进士名额”。
司马光的这个建议，动了江西和福建才子的蛋糕。
欧阳修作为当时的参知政事（副宰相），率先开口反驳：
“国家抡才，当唯才是举，岂能因地取人？”
欧阳修振臂一呼，福建、江西的进士天团纷纷响应，把司马光的声音压制得无影无踪。
这件事情，就说明在“最高决策层”有人的重要性。
宋明两朝，江西一直都是“朝中有人”，明朝的时候，还出现了“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盛况。
即便到了江右文风稍有回落的清代中期，江西士子在最高决策层面的话语权，依旧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依旧是“朝中代代有赣臣”。
康雍乾三朝，高安人朱轼横空出世，官至文华殿大学士。
他身为帝王师，辅政三朝，在雍正朝朝堂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到了嘉庆一朝，江西文风再度登顶，出现了罕见的“一门两代双宰辅”盛况。
叔父戴均元，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
嘉庆帝驾崩之际，朝野动荡、储位未定
戴均元亲启密匣、拥立道光继位，主导了大清皇权更迭，话语权之重，可见一斑。
侄子戴衢亨，年少高中状元，后入军机处、拜体仁阁大学士，同样是身兼阁衔、手握实权的真宰相。
他执掌中枢十五年，辅佐嘉庆帝整顿朝纲、平定战乱、稳定国本，是嘉庆朝最核心的枢臣之一。
到了晚清时期，江西又出了一位中枢重臣陈孚恩。
陈孚恩从七品小京官开始，历经道光、咸丰两朝，历任吏部、兵部、刑部三部尚书，最终进入军机处。
他曾获头品顶戴、紫禁城骑马的殊荣，手握人事、刑狱、军政大权，在朝廷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在同治初年之前，陈孚恩就是江西在紫禁城最高的代言人，凭一己之力，守住了赣地千年以来的中枢话语权。
只可惜，陈孚恩站错了队伍，被慈禧太后逼死了。
晚清皇权争斗惨烈，辛酉政变爆发，慈禧联手恭亲王夺权，彻底清算咸丰留下的顾命大臣肃顺一党。
陈孚恩，跟肃顺派系过从甚密，站在了慈禧的对立面，成了这场政变的牺牲品。
政变之后，慈禧彻底清算肃顺旧部，陈孚恩被革职查办、发配新疆。
晚年的陈孚恩流落边疆，最终在伊犁战乱中客死他乡。
陈孚恩一死，晚清至近代百年间，江西再无大学士、再无军机大臣，最高决策层就没有了江西的话语权。
从那以后，无论是区域资源分配、政策倾斜、战略定位，江西都只能任人摆布，再也没有“影响最高决策层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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