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晋察冀边区北部，萧克接到调令，离开了刚刚改编不久的八路军第120师，前往平西、冀东一带组建冀热察挺进军。表面看，这是一次正常的军事调动；但在当时的干部关系和部队环境中，这份调令多少带有“分开任事”的意味。
萧克与贺龙并不是普通上下级。红军时期，两人分别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后来又共同进入红二方面军，抗战开始后，一个任120师师长，一个任副师长。这样的搭档，既有并肩作战的信任，也难免在战场判断和部队管理上发生碰撞。
矛盾并非始于抗战。1935年湘鄂川黔根据地遭到围攻时，红军曾在后坪一带设伏。原定计划没有完全实现，鸡公垭阵地一度失守，部队在强攻中付出较大伤亡。萧克负责的红六军团承担了主要作战任务，这场战斗也暴露出侦察、协同和临机处置方面的问题。
贺龙对战场纪律看得很重。在他看来，既然是两支部队联合作战，任何一个方向的撤退，都必须让友邻部队及时掌握情况。可到了1936年1月的便水战斗，红六军团在攻击受阻后撤出战场，没有立即向红二军团通报，贺龙所部仍在前方作战，险些被敌军从侧后方包围。
后来贺龙回忆此事时说，听到红六军团方向枪声停止，才判断萧克可能已经撤走，随即派人侦察，并抢占要点，避免退路被切断。话说得很重，却不是单纯针对个人，而是担心协同失误造成全军危险。战场上，命令传递慢一步，代价往往就不只是争执。
萧克在回忆相关战斗时，重点谈到了敌情、部署和作战过程，却没有充分展开红六军团撤离阵地等细节。贺龙对此颇为不满，曾批评说：“谈后坪战斗，不能避开关键处；便水战斗也一样。”这类评价传开后，两人的分歧便不再只是私下的不快。
有意思的是，萧克晚年在回忆录中没有把这种关系写成彻底决裂，而是用了“时有不悦”几个字。这个表述很克制。两人之间既有意见冲突，也有长期合作形成的信任，不能简单归结为谁排斥谁，更不能把所有问题都解释成个人恩怨。
1936年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内部还出现过复杂的组织问题。张国焘另立中央后，部分干部受到拉拢。萧克一度接受过红四方面军方面的任命，后来又回到中央领导的军事体系中。贺龙、任弼时对此类问题态度坚决，萧克的处理方式则显得不够稳妥，这自然加深了彼此之间的隔阂。
抗战初期，120师内部又出现过一次影响较大的意见风波。围绕军事指挥、干部安排以及部队发展方向，一些干部曾联名写信，表达对贺龙工作方式的不满。后来的叙述中，常把萧克视为这场风波的重要支持者，但具体经过存在不同说法，不能把未经充分证实的细节当成定论。
可以确定的是，矛盾已经影响到部队内部的工作气氛。八路军改编后，120师肩负着创建根据地、扩充队伍和开展敌后游击战的任务，指挥层如果长期处于争执状态，必然会影响行动效率。中央需要解决的，不只是两名将领的相处问题，更是一个师的稳定和发展。
恰在此时，华北敌后需要一位有独立指挥经验的干部，承担平西、冀东以及察哈尔一带的军事工作。于是，萧克被任命为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离开120师，转赴新的战场。这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一种现实安排：把有能力的将领放到更需要他的地方，同时减少原有矛盾对部队的牵扯。
冀热察地区地形复杂，敌伪据点密集，地方武装基础又不整齐。萧克到任后，面对的不是一支现成部队，而是根据地分散、交通困难、干部来源复杂等一系列难题。后来这支力量逐步调整，相关地区的军事工作也并入晋察冀根据地体系。萧克没有在这里取得像红军时期那样显眼的战果，但这并不能简单说明他的军事能力下降。
军队发展有其条件限制。指挥员能否施展，往往取决于兵力、根据地、交通、干部和上级协调等多重因素。萧克离开120师，既有个人关系的因素，也有战区需要和组织调整的考量。把它说成单纯的“失宠”，未免过于简单；把贺龙、萧克之间的矛盾说成势不两立，同样不符合两人长期共事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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