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本文共2000字，阅读时长大约4分钟
前言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是1903年，湘潭人杨度写在《湖南少年歌》里的两句诗。
一百多年来，这两句话成了湖南人的招牌，又传出另一个版本：古代默默无闻，近代突然逆天爆发。
可是写下这两句诗的杨度，在同一首诗里，还亲笔写过另一句：湖南历史遂无人。
这个突然，到底是怎么来的？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湖南这个突然的来历～
杨度写下的空白
《湖南少年歌》从舜帝南巡死在苍梧写起，写到屈原在汨罗江投水，又写到贾谊来长沙，写了一篇吊屈原的文章。
写到这里，杨度笔锋一转：此后悠悠秋复春，湖南历史遂无人。
屈原和贾谊之后，湖南的历史上就没有人了。
他不是一个都没数出来。他后面数出两个：一个是倡导哲学的周敦颐，杨度说他空谈心性，没能救国；一个是躲在山林里痛哭的王夫之，杨度说他哀号着爬向空空的树林。
也就是说，1903年，一个湖南人把这些话说给湖南子弟听，亲口给自己家乡屈原以后的两千年历史打了个很低的分。
默默无闻这四个字，是湖南人自己写下的。
邵阳魏源的序
1843年初，扬州。邵阳人魏源给自己新编的书写了一篇序。
书叫《海国图志》，五十卷。序的末尾，他特意记了一笔：英国的船刚从长江里退出去，才过了三个月。
这本书从哪里来？他说，主要根据前两广总督林则徐翻译的《四洲志》，再加上历代史书和近来的外国地图。为什么写它？他用了三句话：为以夷攻夷，为以夷款夷，为师夷长技以制夷。
更值得读的是序的后半截。
魏源自己说，这本书不过是兵机，不是兵本。真正的毛病在人心里。他要人们去掉五样东西：虚假，粉饰，怕难，养着病不治，只顾自己的窝。
他开出的药方，落在两个词上：人心，人才。
一二人之心之所向
三年后，1846年，在北京做翰林的曾国藩写了一篇短文，叫《原才》。
他的意思是：风俗好不好，取决于一两个人的心往哪里去。这一两个人往义的方向走，众人跟着赴义；往利的方向走，众人跟着赴利。至于人才，他说得更具体：一个小地方有个好义的人，他的见识够影响十个人，就一定能把这十个人里最出色的那个拔出来，培养成才。
这是一篇没有人当时会特别在意的文章。
可是七年后，他在长沙练兵，做的正是这件事。《湘军志》里写：曾国藩用招募代替了旧军的做法，把原来的官兵都废了不用，让读书人带农民，各自成营。这是王闿运的说法，说得绝对了些：塔齐布、杨载福这样出身绿营的人，曾国藩照样用。
再看结果。左宗棠的传记里有这么一句：中兴的各路将帅，大多是曾国藩推荐提拔起来的，就算后来做了大官，也都尊他为长辈。
曾国藩出山的时候，还有一位同乡出过力。湘阴人郭嵩焘，当时正赶上太平军进攻长沙，他是使劲劝曾国藩出来办军务的那个人。
所以您看，这个爆发，不是一天之内的事。有人写序，有人写短文，有人劝人出山，一个同乡拔着一个同乡，拔出了一条线。
无营无队无湘人
这条线走到1903年，杨度在诗里看到的是这样一幅画面：
现在全国的水陆各军，没有一个营、一支队里没有湘人。
他还写了另一个地方：新疆那边，几千里茫茫的回部，他写十个人里有九个是湘人的子弟。这是诗人的夸张，说的是左宗棠西征，带去的湘军很多。
杨度给这个群体起了个名字：士农工商四民之外，另结成一个军人社会。
这个社会的底子，是农家子弟。《湘军志》也提到，湘军起于贫苦，一起挨过饿，转战五千里。
杨度没有回避另一面。他写得很直白：湖南人排外的性子最强，曾国藩就是用这一点招兵的。
长沙1897：搭台的人，不全是湖南人
1895年，湖南换了新巡抚，叫陈宝箴。
陈宝箴是江西义宁人，不是湖南人。《清史稿》说，他年轻时就被曾国藩看重。这个新巡抚到了长沙，先请来了广东嘉应州人黄遵宪，做湖南的盐法道，后来署理按察使。黄遵宪设了一个保卫局，仿照西方的巡警制度。
时务学堂请来的教习，是广东来的梁启超。
湖南人谭嗣同，从浏阳回到长沙，帮着办新政。南学会请他做学长。梁启超后来在传里写：湖南全省风气大开，谭嗣同的功劳居多。
可是同一时间，湖南也有另一股力量。
宁乡有个被革了职的道员，叫周汉，印了揭帖攻击西教。陈宝箴下令把揭帖毁掉，周汉居然动手打了毁帖的人。陈宝箴大怒，把他关进了牢里。《清史稿》写了一句：守旧的一派恨他恨到骨头里。
戊戌政变之后，陈宝箴革职，他的儿子陈三立也被革了职。湘学编的那些学约、札记，全被毁掉。《清史稿》说，他在湖南经营的那些对百姓有利的事，已经见了效，也全被废了，一样都没留下。
被骂回家的郭嵩焘
当年劝曾国藩出山的郭嵩焘，命运更有意思。
他出使英国那一阵，《清史稿》写：一时士论大哗，说他谄媚外国人。他的副使刘锡鸿处处和他作对，他受不了，上疏乞病，回国后到长沙城南书院去讲学。
他晚年上过一道疏，说宋朝以来的读书人爱名声，名声一上来，国家事反而被耽误了。当时的人都骂他。
等到庚子年大祸出来，他说的话才被证实。可他已经在光绪十七年去世了。
湖南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人之一，是在一片骂声里回的家。
谭嗣同的一句话
1898年八月，政变发生，谭嗣同去了日本使馆，见梁启超。
梁启超后来写下了他的话。日本朋友劝他东渡，他不走，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的，现在中国还没听说有人为变法流过血，这就是国家不昌盛的原因。要有，就从我谭嗣同开始。
他被抓以后，在狱壁上留了一首诗，末尾两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八月十三日，他在北京被斩，三十三岁。两年后，他的同乡好友、和他并称浏阳二生的唐才常，在武汉谋划勤王起事，被抓后处死。
老达子说
古代默默无闻，是杨度写诗时对家乡的自评，屈原、贾谊、周敦颐、王夫之，其实一个都没少。救中国的总是湖南人，也不确切：搭起长沙新政这个台的陈宝箴是江西人，黄遵宪是广东人。史料里能落到纸面上的，是一条链：魏源在想，曾国藩在拔，谭嗣同在死，郭嵩焘在挨骂。同一块土地上，既有想开门的，也有拦门的。
杨度的诗，是这样收尾的：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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