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本文共2200字，阅读时长大约5分钟
前言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晚唐曹松这两句诗，写的是打仗的人，不是打赢的人。
1864年7月，湘军攻破天京，曾国藩封侯，开了清朝文臣封侯的先例。民间传得更热闹的，是另一个说法：城里金银堆成山，十万湘军扛着巨款回了老家，湖南从此翻了身。
这话传了一百多年。可是十万人，每人扛了多少？钱到底落在谁手里？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天京城里那些钱的下落～
中午的火药，夜里的大火
公元1864年7月19日，正午。
天京城外的地道里，火药炸响，城墙塌开二十多丈。曾国荃早就下过悬赏，招来一批敢死的将士，说好了城一破就抢着先上。缺口一开，这些人踩着碎砖往里冲。
到了半夜，城里起了火。
这时候，天王洪秀全已经死了一个多月。城里的人，有的自焚，有的跳进水井，有的趁乱往外突围，在城外又被追着杀了几百个。
仗打完了。接下来的事，才是这篇文章要讲的。
当时曾国荃身边有位幕僚，叫赵烈文，读书人，天天写日记，雷打不动。破城过了七天，他在日记里写下一大段话。这是当事人留下的、最扎眼的一份记录。
赵烈文的日记：钱是谁抬出去的
这一天是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三日，也就是1864年7月26日。
赵烈文先说了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情形：城破以后，那些精壮的太平军，除了抵抗时被杀的，死的反倒不多。大半被兵勇使唤着，扛东西、抬东西出城。还有的被带着去挖窖，银子挖出来，人就放走。
扛不动东西、又没有窖可挖的老弱本地人，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赵烈文写下一句：沿街的死尸，十个里有九个是老人。
曾国荃是下过禁令的，不准杀良民，不准抢妇女，告示贴得满城都是。可赵烈文说，彭毓橘、萧孚泗这几位统领，眼里只有抢，一条也没当回事。
让他最看不下去的，是萧孚泗。
天王府里，这位统领取走了数不清的金银。赵烈文用的词是不赀，意思是多到没法估价。取完以后，他转头就放火烧屋，把痕迹烧干净。
接下来是李秀成。
这位太平天国的忠王，是被方山一个叫陶大兰的百姓捆起来，送到萧孚泗营里的。萧孚泗却向上禀报，说是自己派兵擒获的，把功劳抢了。曾国荃知道这件事，也没有深究。
萧孚泗还不算完。他怀疑李秀成在民间藏了钱，就派兵把陶家的家属全抓进营里，连邻居都被牵去，逼着交代存款。一个村子的人吓得跑空了。
赵烈文写到这里，连着问了四句：这样下去，怎么对得起曾国荃？怎么对得起皇上？怎么对得起天地？怎么对得起自己？
您看这份记录。钱是谁在拿？是统领，是动手的兵勇，而且越靠近天王府，拿得越多。扛什物出城的是兵，进了天王府取金银的是官。
十万人平分巨款的画面，在这页日记里一点影子都没有。
十万以上，写的是家财，不是人头
有意思的是，《湘军志》里恰好有一个十万。
这本书写湘军后来的光景，有这么一句：
“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赀殆百数。”
意思是，湘军后来人人手头都宽裕了，家产在十万以上的，差不多有一百来个。
您注意，这里的十万是家财的门槛，数的是人，一百来个。十万个兵，和一百来个富人，差了整整一千倍。
再看他们的底子。王闿运写得很直白：湘军起于贫苦，一起挨过饿，转战五千里，饷银全靠厘金一点点凑。
一个普通正勇，一天的饷是一钱四分银子，一个月四两出头。营官一个月二百两，差不多是正勇的五十倍。
这还只是明面上的。
湘军有个规矩，每个营里设一名专管名册的人。营里缺额没补的、一直空着的、已经除名的，这些人的饷银，全进了带兵将领的手里。王闿运算过：营官带五百人，一年进项三千两；统领一万人的，一年六万两。他还补了一句，这样的，算是廉将。
连被叫作清廉的将领，一年都有六万。
还有一桩细节。王闿运提到，将领们该领没领的欠饷，常常一出手就捐给官府，动辄数十万。能捐出数十万的，不会是那个月领四两的人。
所以带巨款回乡的是谁，已经很清楚了。是百来个手里本来就握着营头的人。
剩下的绝大多数兵勇呢？他们带的是行李，是伤，是一路欠下的饷。
曾国荃称病，二万五千人解甲
钱的去向，朝廷和同僚不是没盯着。
《湘军志》里写得清楚：外头议论纷纷，都说江宁城里的钜货全进了湘军的口袋。左宗棠、沈葆桢每次上奏，话里总带着刻薄的讥讽，一句一句指向曾国荃的部队。
曾国荃自己觉得，吃了那么多苦，到头来反倒背了一身骂名。
正赶上他生了疥疮，就请病假回了湖南老家，把自己手下的二万五千人也一并遣散。克城功劳最大、封爵最重的李臣典，后来病死。萧孚泗因为家里有丧事，也回了湖南。
王闿运给这件事下了个评语：大功虽然成了，军中的气却愤闷、凄惨、沮丧，散了。
曾国藩那边，动作更快。《清史稿》说他功成不居，小心翼翼。他心里有一条：地方大员既然已经专管征伐，就不该再抓用人升降的权，外重内轻的苗头，不能不防。接着，湘军被裁，淮军顶了上来。
后来天津教案闹起来，《清史稿》里有这么一句：海内刚刚平定，湘军已经散遣了。
这就是回乡的真相：不是十万人浩浩荡荡捧着金银回家，而是一支队伍在朝野的议论里，一批一批、悄悄地解了甲。
一块被烧掉的书版
写日记的赵烈文，只留下了记录。另一个人留下了一本书，这本书的下场更有意思。
后来，湖南人想着自己的将士劳苦功高，怕时间一长，传闻失了真，就请湘潭举人王闿运来修《湘军志》。据胡思敬《国闻备乘》的说法，曾国荃是出面请人的那一位：军中的文书、军报，全部送过去，月薪给得非常丰厚。
书成了。曾国荃读完，非常生气。
王闿运写了诸位将领的短处，对曾家的话尤其多。书里说到湖南筹米捐，藩司李榕主张先从大户收起，可那时曾国荃号称有百顷田，按规矩正是头一等的大户，李榕没法过问，京城的流言后来反倒把李榕给弄倒了。
这段话，是《湘军志》自己写进去的。
胡思敬接着记：曾国荃大怒，把书版要了过去，一把火烧了。
还有一种说法，出自《清稗类钞》：是湘军将帅们嫌这书难看，凑钱把书版买下来毁了。烧版的到底是曾国荃一人，还是一群将帅，两种记载对不上，史料就留在这里，不替谁圆。
书烧了，总得有一本新的顶上。曾国荃让王定安另写一本，叫《湘军记》。这一本，满篇都是称颂。
可原来那本，反倒是后人更爱读的。后来，它又在成都被翻刻出来。
老达子说
巨款是有的，在百来个人手里；十万兵里的大多数，带回去的是欠饷和一身伤。至于彻底改写百年命运，这篇文章引的哪一份史料，都不敢这样落笔。能落到纸面上的只有一件事：一群农家出身的人，靠军功换来了田产和官位，而最先被烧掉的，是一本写了实话的书。
赵烈文那天的日记，是这样收尾的：“是日，城中尚有火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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