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刘半农拿到伦敦大学的留学名额，身边的人都劝他一个人去，说经费就那点，带上老婆孩子要吃苦头。
他答应得很干脆，照样把妻子朱惠和4岁的女儿刘小慧都带上了船。
这个男人，在那个年代里，做了很多跟那个年代格格不入的事。
他造了她字。
现在每天几亿次被打出来，键盘上一敲就有，没有人停下来想一想这字是怎么来的。
刘半农是江苏江阴人，父亲刘宝珊是当地有名声的秀才，典型的旧式文人读过书，心里那套还是旧的。
1907年前后，有个朱姓邻居跟刘家提亲，要把自己14岁的女儿朱惠许给11岁的刘半农。
刘宝珊嫌两人属相相克，直接回绝。
朱家没死心，说自家还有个老二，年纪相当，刘宝珊这才点头。
结果朱家老二后来意外去世，能许的只剩朱惠这一个女儿，刘半农还是要娶她。
结婚之前，他悄悄爬上墙头张望，看见朱惠在院子里走动，一双缠过的小脚。
他没说嫌弃，回家跟母亲说，让她把脚放了，不用再缠。
那个年代，男人里能说出这话的实在不多。
鲁迅娶朱安，也叫她放脚，朱安没听，两人后来几乎没什么话说。
朱惠把脚放了。
婚后两人过得并不顺。
朱惠先后两次怀孕，因为操劳过度都流了产。
刘半农心疼她，没有半句怪罪。
1912年他去上海找出路，先做文字编辑，后来进了中华书局，用半农海澄等笔名写小说，渐渐有了名气，手头松动了一些，就托岳母把朱惠接到上海，离开老家那个压抑的环境。
1916年，朱惠生了个女儿，刘半农给孩子取名刘小慧。
当时的家庭环境，女人生不出儿子是要被人说闲话的，朱惠之前已经流产两次，这回生了个女儿，公婆那边不好交代。
刘半农想了个办法，对外宣称生的是男孩，给女儿穿男孩衣服，剪短头发。
这个谎，他撒了整整四年，直到1920年举家出国才算揭开。
去伦敦那几年，日子过得很紧。
刘半农在信里跟朋友抱怨，说家里天天快断炊了。
没过多久，朱惠在伦敦又生了一对龙凤胎，一家五口，留学经费本来就少，更加捉襟见肘。
他找兼职，接翻译，写新诗，在妻子面前从没叫过苦。
后来发现巴黎的生活开销比伦敦低，他申请转去巴黎大学，拖家带口又搬了一次。
在巴黎的那几年，他做了一件影响后来每个人的事。
他在翻译英文材料的时候，一直觉得中文有个毛病。
英文里，hesheit区分得清清楚楚，中文里那个他，男女老幼什么都可以代，混在一起读起来经常不清楚说的是谁。
他认为女性应该有一个专属的第三人称，就自己造了一个，把她字写出来。
字造出来，没什么人用。
他写了首诗来推广，题目叫《教我如何不想她》，赵元任给谱了曲，唱片一灌，歌传开了，字也跟着传开了。
鲁迅、陈独秀都公开表态支持。
当然也有反对声音，有些女性认为带女字旁的字多半含贬义，用她是侮辱女性。
刘半农没有让步，他觉得这个字早晚会站稳。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他在语言学上做的事，影响比她字更深，只是知道的人少。
他写了《四声实验录》，把汉语四声的声学特征讲清楚，是现代汉语语音学的早期基础性工作。
他还在北京大学建了语音乐律实验室，带着助手跑了七十多个地方，实地录制方言，整理出一套标音符号系统。
他发明的刘氏尺，是测量声波的工具，后来升级为乙二声调推断尺，测音效率比之前快了十倍。
这些东西，在当时专门搞语音研究的圈子之外几乎没人知道，他做得很踏实。
1934年夏天，刘半农和几位友人沿平绥铁路去西北做方言调研。
途中借住在一处乡村草房里，大家都睡土炕，他把行军床支在屋子正中间。
当时他自己开玩笑，说这架势像不像棺材停在堂屋里。
同行的朋友笑了笑，没当回事。
路上被虱子咬了，染上回归热。
回到北平，没有及时得到有效治疗，1934年7月14日，刘半农去世，年仅44岁。
女儿刘小慧当时18岁。
她出生那年，父亲对外谎称她是男孩，给她穿男孩的衣服，保着母亲躲过了那一关。
她跟着父母去伦敦，去巴黎，在父亲写诗、翻译、造字、测方言的那些年里长大，看他在出租屋的灯下一直在做事。
父亲走的时候，她刚刚成年。
刘半农后来被一些人批评，说他政治立场有问题，说他晚年右倾。
这些争议在他身后持续了几十年。
但不管这些评价怎么反复，他造的那个字没有被撤掉，他录下的方言没有消失，他给朱惠挡了四年风的那个谎，也还在那段历史里放着。
她这个字，到底算不算一个人造出来的字里面最值钱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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