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技术席卷内容创作领域的今天，写作者将一篇他人的原创文章投入AI工具，输入“改写”、“润色”、“换种说法”等指令，很快一篇措辞不同但核心内容、观点、结构乃至案例都似曾相识的新文章便诞生了。这种被称为“AI洗稿”的操作，因其高效与隐蔽，被部分人视为内容生产的“捷径”。那么，这种经由机器“转述”的产出的作品，是否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呢？答案清晰而肯定：使用AI工具对他人文章进行“洗稿”，若其成果与原作构成“实质性相似”，则同样构成著作权侵权，甚至可能触及刑事犯罪的红线。
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具有独创性的表达，而非思想、事实或观点本身。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抄袭（即著作权侵权），司法实践中普遍采用“接触+实质性相似”的两步法标准。“接触”是指被控侵权人有机会接触到原作品，在互联网时代，作品一经公开发表，通常即可推定存在接触可能性。“实质性相似”则是核心，指在后作品与在先作品在表达层面（而非思想层面）存在足以让普通观察者认为后者来源于前者的相似程度。
AI洗稿行为，无论其技术过程如何复杂，最终产出的内容仍然是文字、图像等表达形式。因此，判断其是否侵权的法律标尺并未改变。关键在于，经过AI处理后的内容，是否在整体架构、叙事逻辑、核心情节、独特案例、论证方式乃至具有独创性的语句组合等方面，与原文构成了实质性相似。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无论中间环节是人工逐字誊抄还是算法自动改写，其法律性质都是未经许可使用了他人受保护的独创性表达，构成侵权。
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典型案例中，被告B公司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与原告钱某文章标题完全一致、内容经“洗稿”处理的文章。法院经比对认定，两篇文章在整体布局、叙事结构、语言表达等方面高度近似，构成实质性相似，因此判决B公司侵犯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需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案例清晰地表明，所谓的“洗稿”——即通过篡改删减、拼凑重组方式隐匿原作者信息——本身即是侵权的一种形态，AI只是让这一过程变得更为便捷的工具，并未改变其侵权的本质。
更具震慑力的是，情节严重的AI洗稿行为已面临刑事追责。202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1658号参考案例（罗某林等侵犯著作权罪案），首次明确了“AI批量洗稿”的刑事定罪标准。在该案中，被告人罗某林等人利用AI工具，对多部热门剧集实施“一键洗稿”，自动截取核心片段、复制剧情脉络，仅做轻微修改后生成大量短视频进行传播牟利，违法所得达27万元。一审法院（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和二审法院（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均认定，涉案AI生成的短视频虽经轻微修改，但核心情节、人物关系、故事脉络均与原作高度一致，未形成新的独创性表达。被告人仅输入简单指令，对生成结果无实质创造性控制，本质上属于利用AI工具对原作的批量复制。其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许可复制发行他人作品，违法所得数额巨大，行为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此案确立了AI洗稿刑事犯罪的认定三要素：无人类实质创造性控制、与原作实质相同、以营利为目的。
这些刑事判决传递出明确信号：当AI被用作大规模、产业化实施侵权行为的工具时，其便捷性和隐蔽性不仅不能成为免责理由，反而可能因为侵权规模大、速度快而加重其社会危害性，从而踏入刑法的规制领域。
AI技术的出现，并未创造出一个可以肆意抄袭的“法外之地”，反而因其批量、高效的特点，使得侵权行为的危害性被放大，从而招致了从民事赔偿到刑事处罚的更为严厉的法律审视。对于内容创作者而言，AI应当作为拓展创意、辅助思考的工具，而非抄袭洗稿的“遮羞布”。真正的创新与创作，永远离不开人类独特的智慧、情感与视角的投入。尊重原创、坚守法律底线，不仅是避免法律风险的必需，更是维系健康、繁荣的数字创作生态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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