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江苏郭村，时任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的叶飞，面对十几倍于己的敌军，作出了一个极具风险的决定：不退，坚守郭村。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抗命”。郭村位于扬州、泰州之间，是新四军向苏北发展的重要落脚点。守住这里，部队就有了继续东进的支点；失守，挺进纵队很可能陷入孤立。
当时，叶飞率部驻扎郭村，兵力只有两三千人。对手李长江掌握十几个团，号称一万三千余人。更棘手的是，李长江背后还有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推动。
事情原本并非没有转圜余地。陈毅此前曾多次前往泰州，与李明扬、李长江协商，希望新四军借道、驻扎，双方避免冲突。两李表面答应，韩德勤得知后却赶到泰州，要求他们立即把新四军赶走。
李明扬选择暂时离开，李长江则态度强硬，限令叶飞三日内撤出郭村。他还调集部队准备进攻。新四军派陈同生前往泰州交涉，没想到人刚到就被扣押，谈判的大门随之关闭。
电报送到陈毅手中时，局势已经十分紧张。陈毅提出三种办法：能不打就不打，能拖延就拖延；实在要打，就退到吴家桥，依托长江机动作战；万不得已，才在郭村迎敌。
这个安排有着全局考虑。陈毅当时并不愿与“两李”彻底翻脸，因为他们属于地方实力派，仍有争取的可能。若新四军贸然重创李长江，反而可能把两李推向韩德勤一边。
叶飞也明白其中的道理，可郭村的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谈判人员被扣，敌军完成集结，撤退路线又随时可能遭到截击。更重要的是，郭村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乡里的自卫队、担架队和救护队陆续组织起来，愿意为新四军提供帮助。
有意思的是，新四军还掌握着李长江部队中的地下党组织。经过分析，李长江所部看似人多，真正愿意拼死作战的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多，内部也存在分化的可能。
叶飞据此判断，郭村并非毫无胜算。他向陈毅回电，表示仍将尽量避免冲突，但一旦对方进攻，就在郭村迎战。陈毅再次发电，明确指出郭村是下策。叶飞仍坚持原判断。
陈毅第三次发电，要求不可在郭村孤军作战，并说明自己将在6月28日渡江赶来。与此同时，他命令陶勇率苏皖支队迅速增援。叶飞接到电报后说：“如果有责任，我来承担。”
6月28日拂晓，李长江部四个纵队和一个保安旅，从多个方向向郭村发动攻击。叶飞没有把兵力平均摊开，而是通过观察判断南面为敌军主攻方向，立即调集特务营实施反击。
战斗异常激烈。特务营在火力掩护下突然冲出，打乱了进攻部队的阵脚，南面敌军被迫后撤。叶飞的判断得到验证，但郭村守军仍然承受着巨大压力。
第二天，李长江改变进攻方向，把重点放在西南面。守军苦战一日，伤亡和消耗不断增加。直到夜间，陶勇率苏皖支队赶到郭村，叶飞握住他的手说：“来得正好，解了燃眉之急。”
有了援军，叶飞开始改变打法。6月30日晚，他命令部队实施夜袭，以攻势牵制敌军。新四军连续出击，将李长江部逐出数里，迫使其进攻节奏被打乱。
7月1日，李长江部第二纵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王澄、第三纵队第八支队支队长陈玉生率部起义。敌军内部的裂缝由此彻底暴露，郭村守军获得了主动权。
7月2日，李长江发动第三次总攻，仍未能突破防线，部队随后全线溃退。郭村保卫战持续七天七夜，新四军以较少兵力击退强敌，并缴获一批武器，打开了向苏北、苏中发展的通道。
7月3日，陈毅赶到郭村。叶飞原本已经做好挨批评的准备，陈毅见面后却先握住他的手，说：“本来是来批评你们的，可仗打赢了。不过，这种险不能常冒。”
这句话既有肯定，也有警告。郭村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叶飞的判断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替代上级部署。战场上的果断必须建立在准确研判之上，不能把冒险误当成勇敢。
陈毅随后主持总结。他强调，战术上的胜利，还要服务于战略目标。新四军不能因为打败李长江，就把两李彻底逼到韩德勤一边。于是，部队继续向泰州方向推进，却没有攻入城内。
这一招给李明扬留下了回旋余地。新四军展示了实力，却没有断绝谈判可能。李明扬很快返回泰州，释放被扣人员，并派人携带物资前来交涉。双方随后达成口头协议，新四军释放部分俘虏，争取借道东进，两李则在新四军与韩德勤发生冲突时保持中立。
郭村保卫战的价值，不只在于以少胜多，更在于它把军事行动与地方关系、群众支持、敌军内部工作结合起来。叶飞守住了郭村，陈毅则把这场胜利转化为继续向苏北发展的条件。1962年，根据这段战事拍摄的电影《东进序曲》上映，郭村这个地名也因此被更多人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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