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9日下午，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几个人正围着一张桌子忙活。桌上摊着炸药、雷管、导火索，领头的是个年轻人，叫孙武，他是湖北革命党里的骨干。
他们这批人属于共进会，正紧锣密鼓地准备在武汉三镇搞武装起义，炸弹是准备用来炸清廷军政机关的。
孙武手里那颗炸弹快装配完了，旁边有人凑过来看。就在这一凑的工夫，意外发生了。不知是磕碰还是静电，炸弹突然冒烟起火。屋里瞬间乱成一团，孙武脸被烧伤了，被同伴架着从后门撤走。可桌上那些没来得及收走的旗帜、文告、名册、印章，全落下了。
俄租界的巡捕很快扑过来，看到满屋子革命标志，知道捅了大篓子，赶紧通知湖广总督瑞澂。瑞澂拿到那些花名册，手都在抖。上面全是湖北新军里革命党人的名字，密密麻麻。他当即下令全城戒严，按册抓人，一个都不放过。
这一下，革命党人全被逼到墙角了。原本计划是10月中旬起义，现在名册落到清廷手里，等于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抓了几个人之后，新军里的革命士兵炸了锅。如果按名册抓下去谁也跑不掉，横竖是个死，不如提前动手。
10月10日晚上，武汉新军工程第八营一个叫熊秉坤的班长，带着几十号人冲进楚望台军械库，打响了第一枪。这枪一响，整个武汉新军全动了。各营革命士兵纷纷响应，一夜之间占领了武昌城，瑞澂吓得从总督衙门后墙翻出去，躲上了军舰。
这就是武昌起义。从宝善里那颗炸弹意外起火，到武昌城头竖起十八星旗，前后不到三十个小时。
可你要说辛亥革命成功全靠这个意外，那也不对。意外只是点了火，真正烧起来，是因为柴火早就堆好了。
从1895年广州起义算起，革命党人搞了十几次武装暴动，次次失败，次次有人掉脑袋。可到了1911年，形势已经完全不同。清政府搞“皇族内阁”，把立宪派士绅全推到了对立面；铁路国有化政策又得罪了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的商人群体，保路运动闹得声势浩大。
武汉新军里的革命思想传播了好几年，大量中下层军官和士兵都暗中加入了革命组织。换句话说，干柴早就铺满了武汉三镇，宝善里那把火，只是恰好落在了上面。
还有起义爆发后，清廷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北洋军走到孝感，就不动了。冯国璋、段祺瑞这些人心里清楚，这是袁世凯的兵，听袁宫保的，不听你摄政王载沣的。清廷指挥不动自己的主力部队，这仗还怎么打？
所以，1911年10月9日那个下午，宝善里14号的那次意外，确实改变了历史走向。但要是没有多年累积的革命力量、没有立宪派的离心离德、没有清廷中枢的指挥失灵，一颗炸弹烧了也就烧了，顶多多抓几个人、多杀几个脑袋。
孙武他们事后总结说，起义提前是“天助”，但明眼人都知道，那个“天”，是无数人用十多年时间搭出来的台子。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布退位诏书。距离宝善里那颗炸弹冒烟，不过四个月零三天。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就这么进了故纸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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