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是下午三点十七分打来的。我妈正在厨房剁饺子馅，刀一下一下砸在案板上。我接完电话走到厨房门口，还没开口，她先停了手。
十七年，她一直在等这通电话。可真来了，她反而问：“是吗……他们说啥了？”手里的刀没放下，肉馅还冒着热气。
弟弟小满是腊月二十九丢的。那年他五岁，我七岁。
我妈赶着蒸馒头，让姑姑带我们姐弟俩去火车站接我爸。小满看见站前的糖葫芦，拉着姑姑的袖子不撒手。姑姑低头掏钱的工夫，拢共十几秒，一回头，孩子没了。
火车站的广播响了一下午。姑姑攥着那串糖葫芦，从下午站到天黑。
那件墨绿色毛衣，她后来再没穿过。
没有人说过一句“怪你”。我爸在车站蹲了一个月，回来瘦了二十斤。我妈把小满的照片包上塑料膜贴在灶台边，说这样他饿了能找回来。全家没人责怪，可姑姑也从那年起，没再上过除夕的饭桌。每年三十她提前吃完，一个人回县城。叫她，她摆摆手，说家里热闹，她回去看春晚。
一年一年，就成了规矩。
小满是上周五进的门。二十二岁，比我高出半头，一口南方口音。
血缘这东西很怪。眉眼全陌生，可他蹲下换鞋的姿势和我爸一模一样，脚跟先落地，左脚的鞋蹭一下右脚。我妈伸手要摸他的脸，手到半空又缩回来，在围裙上擦了擦。
团圆饭订在腊月二十九，就是他走丢的日子。我妈说，要把这个日子过回来。
那天姑姑破例来了，还穿了件新衣服，也是墨绿色，我妈挑的，说小满小时候最认这个颜色。姑姑在镜子前站了很久，最后还是穿上了。
小满进门时，一桌人全站了起来。我妈哭，我爸给他倒酒，手抖得洒了半杯。他笑着落座，笑着接过那杯酒。
然后他抬起头，看见了我姑姑。
他脸上的笑一点一点收干净，像退潮。
“就是她。”
他指着我姑姑，声音很稳：“火车上给我糖的，就是她。”
满桌的菜还冒着热气。我爸的酒杯停在半空。姑姑慢慢站起来，嘴唇动了几下，一个字没说出来。她伸手想碰碰小满的胳膊，停在半路，最后按在自己心口上。
她连一句“不是”都说不出口。因为那十几秒，确实是她把孩子交出去的。
后来是办案的警察把事说透的。
人贩子团伙2016年就落网了，案卷里有买家那女人的照片：红棉袄，圆脸，嘴角没有痣。是她抱着小满坐的火车，哄孩子的老套路，塞了一把糖。
可五岁的记忆是碎的。小满只记得两张脸：一张有痣的，牵着他站在人堆里；一张笑着的，在晃动的车厢里给他糖。两张脸在他脑子里叠了十七年，叠成了一张。
姑姑右边眼角，恰好有颗痣。
那张脸对他笑过，他就恨了那张脸。恨得具体，恨得有形状，撑着他熬过那边的十七年。直到饭桌上，记忆里那颗痣，和眼角那颗，严丝合缝地对上了。
警察说，认错了，正常，多少寻亲的孩子都这样。
可“正常”两个字落到饭桌上，就是另一回事了。
那顿饭没吃完。姑姑天没黑就走了，还是老样子，谁叫都不回头。
小满在院子里站到半夜。我出去陪他，他蹲在台阶上问我：“哥，我恨了十七年的那张脸，要是恨错了，我这十七年，算什么？”
我答不上来。
血缘是回来了，可十七年没人能还给他，包括那个攥着糖葫芦站了一下午的姑姑，包括那个每年三十不上桌的自己。
团圆不是句号。它是一桌摆好的菜，等人围上来，把散了十七年的碎东西，一片一片往回捡。
小满后来去了趟县城，我没跟去。听我妈说，他回来那天，手里拎着两串糖葫芦。一串放我妈那儿，另一串，送去了县城。
姑姑开不开门，没人知道。
可他到底还是拎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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