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我在乡政府干了八年，换了三任书记，每一任走的时候都拍着我肩膀说“小伙子好好干”，可每次提拔名单上都没我的名字。那年冬天，我被调到全县最偏的柳河乡当副乡长，说是提拔，谁都知道那是发配。报到第三天，县委书记突然来暗访，临走时让我陪他下村。车上他递给我一根烟，说了句让我后背发凉的话。我从包里摸出那个用了三年的旧U盘，攥在手心，指节发白。

第一章 报到那天，没人接我

去柳河乡报到那天，下着小雨。

我拎着一个编织袋，在乡政府门口站了十分钟。院子里停着一辆掉了漆的面包车，车轱辘陷在泥里。门卫老周探出头看了我一眼，又缩回去了。

我给办公室打电话，响了七声才有人接。

“哪位？”

“我是新来的副乡长，周远。”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然后传来一句“你等会儿”，接着就是椅子腿刮水泥地的声音。又过了五分钟，一个穿灰夹克的中年男人才慢悠悠走出来，手里端着搪瓷缸，上下打量我。

“周副乡长是吧？我是办公室老钱，钱有福。房间给你收拾出来了，二楼最东头那间。”

他领我上楼，楼道里一股霉味。房间门一推开，一张单人床，一张三条腿的桌子，缺的那条腿用砖头垫着。窗户关不严，风从缝里往里灌。

“条件有限，周副乡长多担待。”老钱嘴上客气，脸上没一点笑模样，“咱这儿就这样，比不了县里。”

我说挺好，能住就行。

老钱走了之后，我坐在床沿上，把编织袋里的东西一样样往外掏。几件换洗衣服，一摞工作笔记，还有我妈给我腌的一罐咸菜。罐子用塑料袋裹了三层，怕漏。

现在回头想想，那会儿心里不是没有落差。在县农业局干了八年，虽说没提拔，好歹办公室有暖气，食堂有热饭。到了这儿，晚上睡觉要穿着毛衣。

可我没跟家里说这些。我妈打电话问新单位咋样，我说挺好，同事热情，食堂饭菜也香。

我妈在电话那头笑，说那就好那就好，好好干，别跟领导顶嘴。

我嗯了一声，把砖头往桌子底下踢了踢。

第二天开班子会，乡长刘大勇给我分活儿。刘大勇四十出头，肚子挺得老高，说话的时候眼睛不看人，盯着桌上的茶杯。

“周副乡长刚来，先熟悉熟悉情况。这样吧，农业口这块你盯着，还有……信访也归你。”

旁边组织委员老吴咳了一声。

信访这活儿在乡里是烫手山芋，谁接谁头疼。我刚来，没资格挑。

我说行，我尽力。

刘大勇这才抬眼看我一下，皮笑肉不笑地说：“年轻人多锻炼锻炼，好事。”

散会之后，副乡长李金枝拽住我袖子，压低声音说：“周远，你傻啊？信访那摊子事你也接？去年老张就是被上访户堵在屋里三天没出来，最后自己申请调走了。”

李金枝四十多岁，在乡里干了十几年，说话直来直去。

我说那咋办，乡长都定了。

她叹了口气，说你先看看台账吧，那堆烂账够你喝一壶的。

我回到办公室，老钱抱来三个纸箱子，往地上一撂：“周副乡长，这是近三年的信访件，你先过一遍。”

纸箱子落地的声音闷响，扬起来的灰呛得我打了个喷嚏。

我打开第一箱，里面的材料乱得没法看。有的写在烟盒背面，有的撕了半截，还有的连日期都没有。我翻了一下午，愣是没理出头绪。

晚上食堂吃饭，我端着餐盘坐过去，一桌人正聊得热闹。见我过来，声音小了一半。李金枝冲我点点头，其他人低头扒饭。

我夹了一筷子白菜，咸得发苦。

老钱在旁边桌跟人嘀咕：“县里下来的，待不了仨月就得走。”

我没吭声，把白菜就着米饭咽下去了。

吃完饭回办公室，我把三个纸箱子重新倒出来，按年份、按村、按诉求类别一张张分。有反映宅基地纠纷的，有说低保评得不公的，还有告村干部私卖集体林地的。

翻到最底下，有一封信让我停住了。

信是手写的，字迹歪歪扭扭，落款是柳河村一个叫孙德贵的。信上说，村里修路占了他家两分菜地，补偿款三年没到位，找村干部要，人家说“上面没拨钱”。他跑去乡里问，被当时分管副乡长一句“你回去等着”打发了，这一等就是三年。

信纸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像是后来补的：周乡长，听说你是新来的，我不认识你，但我实在没法子了。

我看了看日期，是两个月前寄的。

两个月，没人拆过。

我把信折好，夹进我的工作笔记里。

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的人活得实在，老百姓写封信都是鼓了天大的勇气。你当干部的拖一天，人家心里就多凉一分。

第二天一早，我找老钱要车去柳河村。

老钱说车都派出去了，就剩院里那辆面包车，还打不着火。

我说那就骑自行车。

老钱看我的眼神像看傻子。

我借了李金枝的自行车，骑了四十分钟土路，颠得屁股疼。到了柳河村，找到孙德贵家，老两口正在院里劈柴。孙德贵六十多了，腰不好，一斧子下去柴没劈开，自己晃了两晃。

我下车喊了声“孙叔”。

老头回头看我，一脸警惕。我把信掏出来，说我姓周，新来的副乡长，这信我收到了，今天来看看情况。

孙德贵愣了半天，扭头冲屋里喊：“老婆子，来人了，给倒水。”

他老伴端出一碗白开水，碗边有个豁口。我接过来喝了。

就这一碗水，孙德贵跟我说了俩钟头。从修路占地说到补偿标准，从村干部推诿说到乡里换人就不认账。他翻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当年的占地协议、村委会开的证明、还有他每年去乡里问情况的记录。

记录是用日历纸写的，一年一张，四年四张。

我一张张看完，跟他说：“孙叔，这事儿我管。你给我半个月，我把账查清楚。”

孙德贵看着我，嘴唇哆嗦了一下，说：“周乡长，你不是哄我吧？”

我说我不哄你，我哄你你再去乡里告我。

老头笑了，笑完抹了一把眼睛。

回程路上，我自行车骑得飞快，心里憋着一股劲。可我也知道，四年没解决的事，半个月要弄清楚，没那么容易。

果然，第二天到办公室，桌上多了一张纸条，没署名，就一句话：孙德贵的事别碰，碰了你兜不住。

我把纸条翻过来看了看，背面空白。纸是乡政府统一印的便签纸，上面还印着“柳河乡人民政府”几个红字。

我把纸条收进抽屉，打开电脑，开始查近三年修路项目的账。

乡财务给我拿来的账本缺了两个月。我问咋回事，会计小刘支支吾吾，说找不着了。

我说那你把银行流水打出来。

小刘看我一眼，说流水得乡长签字才能打。

我去找刘大勇。他正靠在椅背上剔牙，听完我的话，牙签停在半空。

“周远，你刚来，有些事别太急。”

“乡长，我就想看看流水，又不干啥。”

刘大勇把牙签往桌上一扔，身子往前探了探，压低声音：“孙德贵那事，你知道前头为啥没人接吗？那笔钱拨下来过，后来挪去补别的窟窿了。你要查，查出来的是乡里的脸面，到时候就不是你一个副乡长能兜住的。”

我心里咯噔一下，嘴上没松：“那账挂着，老百姓年年告，脸面不更难看？”

刘大勇靠回椅背，盯着我看了好几秒，突然笑了：“行，你要看就看，我签字。不过我提醒你，周远，你是新来的，有些老账，翻出来烫手。”

他刷刷签了字，把条子推过来的时候，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

那两声敲得我心里发毛。

拿着条子出了乡长办公室，李金枝在走廊拐角冲我招手。我走过去，她小声说：“你真要查？”

我点头。

她叹了口气，说：“那你注意点，刘大勇跟县里财政局老赵是连襟。还有，你办公室抽屉别放重要东西，咱这儿门锁不牢靠。”

我谢了她。

晚上回宿舍，我把查到的材料复印了一份，塞进一个旧信封。又把我妈腌的咸菜罐子挪开，把信封压在罐子底下。

想了想，又从包里翻出那个跟了我三年的旧U盘，把白天扫描的材料存进去，揣在贴身口袋里。

那会儿我还不知道，这个旧U盘后来救了我的命。

第二天上班，我发现办公室抽屉被人动过。锁没坏，但里面材料摞的顺序变了。我做了记号的那份复印件，被抽走了。

我没吭声，照常上班。

中午食堂吃饭，老钱凑过来坐，笑着问我：“周副乡长，查得咋样了？”

我说还没头绪。

他拍拍我肩膀：“慢慢来，别着急。”

他手上劲挺大，拍得我肩膀疼。

下午，县里来通知，说县委书记要到柳河乡暗访，不打招呼，不提前安排。全乡如临大敌，刘大勇带着人把院里院外打扫了三遍，连门口那棵歪脖子树都拿水管冲了一遍。

我照常骑着自行车下乡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得亏那天我下了乡。县委书记暗访，看见的都是一线实情，我在村里帮孙德贵量菜地边界的场面，正好撞上了。

第二章 暗访撞了个正着

那天下午我在孙德贵家地里拉尺子。

老头那两分菜地紧挨着新修的村道，路面比菜地高出一截，下雨天水往地里灌。我正弯腰拿卷尺量排水沟的距离，听见身后有人问路。

“同志，村委会往哪走？”

我直起腰，看见两个人站在地头。打头的那个五十来岁，穿一件灰扑扑的夹克，脚上蹬着运动鞋，鞋帮上全是泥。后头跟着个年轻人，手里拎着公文包，一看就是秘书。

我没认出这是县委书记。柳河乡偏远，县里领导几年不来一趟，我连照片都没见过。

我说村委会往东走二里地，看见红旗就是。

灰夹克没急着走，蹲下来看我画的草图：“你这是量啥呢？”

我说量排水沟，修路把人家菜地淹了，得把水引走。

灰夹克看了眼孙德贵：“老哥，这地是你的？”

孙德贵点头，把前因后果又说了一遍。老头说话有条理，哪年占地、哪年该给钱、找过谁，一样一样说得清清楚楚。

灰夹克听完，转头问我：“你是乡里的？”

我说是，新来的副乡长，周远。

他“哦”了一声，又问：“这地的事，你能解决？”

我说能，补偿款已经查着下落了，走完程序就拨。

灰夹克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突然笑了：“你倒是敢说。”

说完他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往村委会走了。

秘书跟在后头，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挺复杂。

我没当回事，继续量完尺子，帮孙德贵把排水沟的走向标出来。老头留我吃饭，我说改天，骑着车回乡里。

刚到乡政府门口，就看见刘大勇带着一帮人站在院里，一个个脸色发白。老钱看见我，一路小跑过来，压低声音说：“你跑哪去了？县委书记来了！在会议室坐着呢！”

我这才反应过来，地头那个灰夹克就是县委书记陈启明。

刘大勇瞪了我一眼，没顾上说话，赶紧把我往会议室推。

陈启明坐在会议室正中间，面前摆着一杯茶，没喝。刘大勇正在汇报工作，嘴里一套一套的，什么“产业兴旺”“治理有效”，说得天花乱坠。

陈启明听了一半，抬手打断他：“刘乡长，柳河村孙德贵那两分菜地的事，你知道不？”

刘大勇脸上笑容僵了一瞬，马上接话：“知道知道，正在办，补偿款手续已经走完了。”

陈启明看了他一眼：“手续走完了？那为啥钱还没到老百姓手里？”

会议室安静了。

刘大勇额头冒汗：“这个……财务那边走账有个过程……”

陈启明没再追问，转头看见我站在门口，招了招手：“周远是吧？进来坐。”

我找了个靠边的椅子坐下。

陈启明说：“刚才在地里，你说补偿款查着下落了，走完程序就拨。你当着大家的面，把程序说清楚。”

全屋子人的眼睛都盯在我身上。

刘大勇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

我没理他，把查账的情况一五一十说了。哪一年哪一笔款拨下来，什么名目，后来被挪到哪个项目上去了，我用的是银行流水上的日期和金额，一个字没添。

说完之后，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暖水瓶冒泡的声音。

陈启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说了句：“刘乡长，明天把这事办利索，我后天还来。”

刘大勇连连点头。

散会之后，陈启明往外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停了一步：“你陪我下个村。”

刘大勇赶紧说：“陈书记，我陪您……”

陈启明摆摆手：“让周远陪，我路上问点事。”

出了乡政府大门，陈启明没坐他的车，让我上他那辆旧越野。秘书坐副驾驶，我陪陈启明坐后排。

车开出乡政府那条街，拐上土路，陈启明从兜里摸出烟，递给我一根。

我摆手说不抽。

他自己点上，抽了两口，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外头田里的麦苗刚冒头，绿汪汪的。

沉默了一会儿，陈启明开口了。

“周远，你知道我为啥让你陪我不？”

我说不知道。

他弹了弹烟灰：“今天在地里，你说‘能解决’那三个字，底气挺足。我就想问问你，你刚来柳河乡几天？你咋知道能解决？”

我说我查了账，钱的来龙去脉都清楚，只要按规矩走，没有解决不了的。

陈启明笑了一声，那笑里头有几分认可的意思，也有几分试探：“那要是有人不让你按规矩走呢？”

我愣了一下。

他把烟掐灭在车载烟灰缸里，转过脸看着我：“刘大勇跟财政局那边的关系，你摸清了没有？”

我说摸了个大概。

“那我给你透个底。”陈启明往后靠了靠，“这次来柳河乡，不光是看孙德贵那点地。有人往县里递了举报信，说柳河乡近三年修路项目资金有问题。我让审计局拉了数据，对不上。刘大勇报上来的材料，跟实际拨款差了四十多万。”

我心里一紧。

陈启明接着说：“我今天在你办公室门口站了一会儿，你桌子上那三个纸箱子，信访件按年份分好了，上面还贴了便签。刘大勇的办公室我也去了，桌上干干净净，啥也没有。你说，我这心里能没数？”

我没接话，手伸进包里摸那个旧U盘，攥在手心里。

陈启明看了我一眼：“你手里有东西？”

我说有，但没全，还差财务那边两个月的账。

他点点头：“你接着查，查实了直接找我。不过有一点，别打草惊蛇。”

我说行。

车到下一个村口停下，陈启明下车看了一圈，跟几个在墙根晒太阳的老头聊了会儿天，问收成、问合疗、问村干部办事公道不公道。有个老头说了一句“现在的干部比前几年强”，陈启明回头冲我笑了笑。

临走的时候，他拍了拍我肩膀：“小周，你那个U盘，收好了。”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刚才在车上瞥见了我手心里的东西。

这个县委书记，眼睛毒得很。

第三章 抽屉被人撬了

陈启明走后的第二天，刘大勇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态度来了个大转弯。

他亲手给我倒了杯茶，茶叶放得比平时多一倍。

“周远啊，昨天陈书记夸你了，说你情况熟、底子清，给咱乡长脸了。”他坐回椅子上，身体前倾，“那四十多万的事，陈书记跟你说了吧？”

我点头。

刘大勇搓了搓手：“这事儿吧，说起来也怪我。当初修路资金紧，挪了一部分去补饮水工程的缺口，想着后面再还上，结果一环扣一环，拖到现在。我已经让财务把账做平，该退的退，该补的补。”

他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我面前：“这是两万块钱，你先拿着。你刚来，宿舍那条件你也看见了，买台电暖气，添置点东西。”

我看着那个信封，没动。

刘大勇脸上的笑僵了一下，又缓过来：“周远，你还年轻，有些道理不用我多说。这事儿到此为止，对你对我都好。孙德贵的钱，我明天就拨，你看行不行？”

我说行，孙德贵的钱到位，其他的事我不管。

刘大勇脸色一沉：“那四十多万……”

“乡长，陈书记问起来，我咋说？”

刘大勇盯了我好几秒，把信封收回去，往桌上一摔：“行，周远，你行。那你查吧。”

我站起来往外走，他在背后补了一句：“不过我提醒你，你那间办公室的锁，该换换了。”

当天晚上，我去食堂吃饭，发现没人跟我坐一桌了。李金枝端着碗犹豫了一下，被旁边人拽了一把，坐到另一头去了。

只有门卫老周，吃完饭往外走的时候，凑过来小声说了句：“周乡长，你办公室窗户插销是坏的，我下午看见有人从窗户翻进去过。”

我回去一看，抽屉被撬了。锁头歪在一边，里面的材料翻得乱七八糟。

但我早有准备。重要材料全在U盘里，复印件压在咸菜罐子底下。抽屉里只剩一些不痛不痒的旧文件，还有那张没署名的纸条。

我把抽屉收拾干净，坐在床沿上给家里打了个电话。

我妈接的，问我吃饭没有。

我说吃了，食堂做的白菜炖粉条。

我妈说那有啥营养，你爸明天去镇上给你寄点腊肉。

我说不用，留着你们吃。

我妈不听，又问工作顺不顺心。我说顺，领导挺重视。

我妈在电话那头笑：“那就好，好好干，别给人添麻烦。”

挂了电话，我把腊肉的事想了半天，想着想着鼻子有点酸。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最难的时候，就是家里人越不给你添乱，你心里越觉得对不住他们。

第二天上班，我把U盘里的材料整理了一份，按时间线排好。又去找会计小刘，说要看饮水工程的账。

小刘这次痛快，直接把账本抱来了，说：“刘乡长交代了，周乡长要看啥给看啥。”

我翻了半天，发现饮水工程的总支出比实际到账的拨款多了好几万。多出来的那部分，从修路资金里划过来的。

我把关键几页拍了照，存进U盘。

中午，李金枝在走廊里跟我擦肩而过，低声说了句：“小心点，刘大勇昨天给县财政局老赵打了半个钟头电话。”

我说知道了，谢谢李姐。

她快步走了，没回头。

那几天，我白天照常跑村，晚上在宿舍整理材料。孙德贵的补偿款倒是真拨下来了，老头给我打电话，嗓门大得震耳朵：“周乡长，钱到了！一分不少！”

我说那就好，孙叔你把收据留好。

老头说留好了留好了，你啥时候来家里吃饭，你婶子包饺子。

我说等忙完这阵。

挂了电话，我翻了翻日历，到柳河乡已经二十天了。

二十天，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可这二十天比我在县里八年都累心。

累归累，事儿才刚开了个头。

审计局那边不知道什么时候下来人，陈书记说让我查实了直接找他，可刘大勇这边已经开始防着我了。财务小刘嘴上说配合，拿来的账本缺页少码，关键地方拿涂改液抹得干干净净。

我把缺的那几页记下来，趁小刘上厕所的工夫，翻了翻她桌底下的废纸篓。

里头有一团揉皱的复写纸，展开一看，是那几页账的底稿。小刘用复写纸留了一份底。

我把复写纸揣兜里，出门的时候差点跟小刘撞个满怀。

她看我一眼，我点点头，各自走了。

回宿舍我把复写纸摊平，拿手机一张张拍。拍到最后一张，手有点抖。

数字对上了。四十多万的缺口，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我把照片存进U盘，又把U盘塞进贴身的衬衫口袋里，扣子扣好。

正要关灯睡觉，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接起来，那头是个男声，压着嗓子：“周乡长，明天晚上八点，镇东头老桥底下，有人想跟你聊聊那四十万的事。”

说完就挂了。

我拿着手机坐在床沿上，窗户外面黑漆漆的，风刮得树枝打在玻璃上啪啪响。

去还是不去？

第四章 老桥底下的交易

第二天一整天，我都在琢磨这事儿。

去，不知道对方是谁，万一是刘大勇下的套呢？不去，万一是真知道内情的人呢？

下午我给陈启明的秘书发了条短信，说有人约我晚上在老桥见面，问要不要去。

过了十分钟，回过来一条：“陈书记说你看着办，注意安全。”

这回复跟没回一样。可仔细一想，陈启明这是在试我，看我有没有这点胆量和分寸。

晚上七点半，我揣着手机和U盘出了门。走到桥头没急着下去，站在坡上往下看。桥底下停着一辆摩托车，旁边蹲着个人，抽烟呢。

我认出来了，是柳河村的老支书，孙德贵的本家兄弟，孙德厚。

孙德厚六十来岁，前些年退下来的，在村里说话有分量。他找我干啥？

我走下去，喊了声“孙叔”。

他站起来，把烟头踩灭：“周乡长，你胆子不小，真敢来。”

我说你约的，我咋不敢来。

孙德厚嘿嘿笑了一声，从摩托车后座上的蛇皮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来，借着他摩托车灯的光一看，是一沓收据和领条。修路那阵，村里派人去乡里领补偿款，领条上签的是孙德厚的名，但他说那字不是他签的。

“钱我一分没见着，领条上倒是我的名。”孙德厚凑过来指着其中一张，“你看这日期，那天我在县医院陪老伴看病，根本不在村里。”

我翻了翻，十几张领条，总额刚好四十多万。

“这些你从哪弄来的？”

“村委会保险柜里翻出来的。老会计退休前留了个心眼，把底子塞在柜子夹层里了，新会计不知道。”

我把领条一张张拍好，存进U盘，原件装回纸袋还给孙德厚。

“孙叔，这些东西你收好，谁来要都别给。”

孙德厚点头：“我懂。周乡长，我跟你说句实话，村里人现在都看着你呢。你要能把这事儿掰扯清楚，以后你说啥我们信啥。你要是跟前面那些人一样和稀泥，以后柳河村的门你别进。”

我听完这话，心里头沉甸甸的。

我说孙叔你放心，我周远再没本事，也不干那种让人戳脊梁骨的事。

回去路上，我骑着自行车，迎面过来一辆面包车，车灯开得贼亮，晃得我睁不开眼。车从我身边擦过去的时候，我听见里头有人骂了一句。

我听出来了，是刘大勇的司机。

第二天一早，刘大勇又把我叫去了。这回没倒茶，他坐在桌子后头，脸拉得老长。

“周远，昨天夜里你去哪了？”

我说出去转转。

“转转？有人看见你跟孙德厚在老桥底下嘀嘀咕咕。”他一拍桌子站起来，“周远，我敬你是个人才，你别给脸不要脸。那些领条你见着了？我告诉你，那东西到了你手里也是废纸一张，谁敢作证？老会计都退休了，孙德厚一个退下来的支书，他说没签字就没签字？”

我等他嚷完，说了一句：“乡长，我没说要咋样，我就看看。”

刘大勇喘了几口粗气，坐回去，从抽屉里摸出烟点上，抽了两口，语气又软下来：“周远，咱们商量个事。你把那些领条收齐了交给我，我给你调到县农业局，平级调动，我保证三个月内给你解决。你在这儿待着，人生地不熟的，有啥意思？”

我说乡长，这调动的事，我自己说了不算。

刘大勇把烟往烟灰缸里一摁：“那就是没得谈了？”

我说我也没说没得谈，我就是个干活的，领导让干啥干啥。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挥挥手让我走了。

出门的时候，我腿肚子有点转筋。说不怕是假的，可到了这份上，怕也没用。

回到办公室，我把门关上，给陈启明发了条短信：领条拿到了，金额对得上。

这回回复来得快：明天下午三点，你到县里来，直接找审计局老吴，把东西带上。

我又发了一条：刘大勇知道了。

陈启明回：让他知道。

我看着这四个字，琢磨了一会儿，忽然明白过来了。陈启明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偷偷摸摸查，他是在等对方动起来，动起来才能抓现行。

可我也知道，刘大勇动了，就说明上面还有人。

第五章 审计局来人了

第二天上午，乡政府院里突然开来两辆车，县审计局的。

打头的是审计局副局长老吴，带着三个人，拎着笔记本电脑和档案盒，一下车直奔财务室。

刘大勇从办公室跑出来，脸都白了：“吴局长，咋不提前打个招呼？”

老吴推了推眼镜：“陈书记安排的，临时抽查，刘乡长配合一下。”

刘大勇赶紧让人倒水泡茶。老吴摆摆手说不用，让会计把近三年的账本、凭证、银行流水全搬出来。

小刘手忙脚乱往外抱账本，抱到第三趟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有慌。

老吴在财务室坐了一下午，晚饭都没在乡里吃，直接回县里了。走的时候跟刘大勇说了一句话：“账先封存，明天接着查。”

刘大勇送走审计局的人，转头就来找我。

这回他不装了，伸手揪住我领子：“周远，是不是你捅上去的？”

我说乡长你松手，让同志们看见不好。

他松开手，手指头点着我鼻子：“你别得意，审计局查账，最后也得从乡里过。我在这儿干了八年，根基比你深。”

说完他扭头走了，皮鞋踩得水泥地咔咔响。

晚上李金枝来我办公室，给我带了两个煮鸡蛋：“你没去食堂，我给你捎的。”

我接过来，鸡蛋还热乎。

李金枝坐了一会儿，说：“周远，你知不知道，今天审计局来，刘大勇为啥那么慌？”

我说账不平呗。

她摇头：“不光是账的事。我听说，刘大勇年前在县城买了套房，一百四十多平，全款。他媳妇在供销社上班，一个月两千多块钱工资，他哪来的钱？”

我剥鸡蛋的手停了停。

李金枝接着说：“这事儿乡里人都知道，没人敢说。你查账查到点子上了，可你得防着他狗急跳墙。”

我把鸡蛋吃了，说李姐你放心，我心里有数。

李金枝走了之后，我把鸡蛋壳扔垃圾桶里，坐在桌前把整件事又捋了一遍。账目、领条、房产，三样东西凑在一起，刘大勇的问题就不只是挪用资金了。

可证据还差一环。那些领条上签字的是孙德厚，钱到底进了谁的口袋，得有银行转账记录或者取款凭证。

我把这个想法给陈启明发了短信。他回得简短：审计局在查，你稳住。

第二天审计局接着查，查到下午，老吴把刘大勇叫进财务室关上门谈了半个钟头。刘大勇出来的时候，脸色灰白，衬衫领子湿了一圈。

当天晚上，刘大勇没在乡里住，坐车回县城了。

老钱悄悄跟我说，刘大勇去找财政局老赵了。

我说随他去吧。

隔了一天，县里来了通知，说刘大勇同志因工作调整，调任县供销社副主任。柳河乡乡长由党委书记临时兼任。

通知下来那天，乡政府院里不少人松了一口气的样子。食堂打饭的大姐都多给我舀了一勺肉。

李金枝端着碗过来跟我坐一桌，说：“周远，你这下出头了。”

我说李姐你别这么说，事儿还没完呢。

她问还差啥。

我说差刘大勇亲口承认钱去了哪。

李金枝瞪大眼睛：“他人都调走了，还能承认？”

我低头扒了口饭：“陈书记肯定有办法。”

果然，三天之后，陈启明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县里一趟，说刘大勇想见我。

我说他见我干啥？

陈启明在电话里笑了一声：“他说要跟你聊聊那四十万，你去不去？”

我想了想，说去。

到了县里，陈启明让我先到他办公室。他给我倒了杯水，说：“刘大勇找了好几个人递话，想见你。审计局那边证据链已经闭合了，银行取款记录调出来了，那四十多万分三次取现，取款人是他媳妇。他现在主动交代，算从轻。”

我问：“那他见我干啥？”

陈启明喝了口水：“他说觉得对不住你，想当面认个错。你去不去自己定，我不干涉。”

我把水杯放下：“我去。”

第六章 刘大勇的道歉

见面的地方在县纪委一间小会议室。刘大勇坐在桌子对面，人瘦了一圈，胡子拉碴的，见了我先站起来，手伸了一半又缩回去。

“周远，坐。”

我拉开椅子坐下。

他搓了半天手，开口说：“我找你没别的事，就是心里憋得慌，想跟你说声对不住。”

我没接话，等他往下说。

刘大勇掏出一包烟，想点，看了看墙上的禁烟标志，又塞回去了。

“那四十多万，是我让取出来的。当时饮水工程资金缺口大，县里催得紧，我就想着先挪过来应应急，等修路款下来再填回去。结果修路款下来，又赶上年底各种检查，招待费、材料费一堆窟窿，钱就还不上了。”

他说着抬头看我：“孙德贵那两分地的钱，其实早就拨到乡里了，我压着没发，想着拖一拖，等手头宽裕了再给。越拖越不敢动，后来你来了，我本来想给你塞两万块钱把事抹平，你不接。”

我问他：“那套房子呢？”

刘大勇低下头：“房子是去年买的，首付是我老丈人给凑的，贷款还没办下来。审计局一查，我确实说不清楚。”

他说到这儿，声音有点抖：“周远，我不怪你。我怪我自己，当初要是不伸那个手，啥事没有。”

我看他那样，心里说不上来啥滋味。恨他吧，也没那么恨。他这个人，坏在明面上，耍心眼都写在脸上。可这事儿让我想明白一个理儿，人在位子上，手不能长，一长就收不回来。

我说：“乡长，你跟我说这些，我记着。后面纪委咋处理，你如实说，别藏着掖着。”

刘大勇点头：“我交代完了，审计局那边我也认了。”

从会议室出来，陈启明在走廊那头等着，问我聊得咋样。

我说他认了。

陈启明点点头：“那这事就按规矩办了。”

过了半个月，处理结果下来了：刘大勇党内警告，行政记大过，调离原岗位，退赔全部违纪资金。那四十多万如数追回，孙德贵那两分地的补偿款也重新走账拨到了户上。

乡政府开会宣布那天，孙德贵专门从村里赶来，在院子门口放了一挂鞭炮。门卫老周拦他，老头说：“我放炮是谢周乡长的，你别管。”

我在楼上听见鞭炮响，从窗户探出头去，冲老头摆摆手。

他仰着脖子喊：“周乡长，啥时候来家吃饺子！”

我说下周！

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真觉得松了一口气。可我也知道，刘大勇走了，后头的事才刚开始。

第七章 烂摊子接手

刘大勇调走之后，乡长位子空着，党委书记老郑从县里开会回来，把我叫去：“周远，乡长位子县里还没定人，这段时间政府这摊你主持。”

我愣了一下：“郑书记，我才来不到俩月。”

老郑五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半，说话慢悠悠的：“俩月咋了？陈书记点名让你先顶着，说你底子清、情况熟，压得住。”

我心里明白，这是陈启明在给我压担子，也是在试我。

我说行，我干着。

当了主持工作的副乡长，才知道乡长这活儿不好干。以前只管农业和信访，现在全乡的事都往我这儿堆。修路款要重新走账，饮水工程缺口要填，还有各村报上来的低保名单要复核。

最头疼的是钱。乡财政账上就剩两万多块钱，下个月电费都不够交。

我拿着账本去找老郑。老郑也发愁，说县里财政也紧，能拨的款都拨了，剩下的得自己想办法。

我想了两天，把各村的闲置资产盘了一遍。柳河村有个废弃的砖厂，占地十几亩，荒了好几年。我找孙德厚打听，老头说那砖厂是村集体的，前些年承包给个人，合同没到期人跑了，设备都锈透了。

我去看了两趟，跟孙德厚合计，能不能把砖厂院子租出去做晾晒场。老头一拍大腿：“周乡长，你脑子活！村里正愁没钱修水渠呢。”

我把这事报给老郑，老郑说行，你弄。

跑了一个星期，联系上县里一家粮食收购站，人家正好缺晾晒的地方。签了三年合同，租金一年两万。

钱不多，可解了燃眉之急。

李金枝跟我说：“周远，你这脑子咋长的？别人看见的是废砖厂，你看见的是钱。”

我说李姐你别夸我，我也是被逼的。

那段时间，我白天跑村，晚上在办公室算账，经常熬到十一二点。宿舍那台破电脑开机要三分钟，我就趁开机的时候泡碗面。食堂大师傅有时候看我加班，给我留两个馒头，让我就着咸菜吃。

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虽然累，心里踏实。没有刘大勇那种人跟你耍心眼，干活就是干活，干完了看得见成效。

孙德贵的饺子我也吃上了。老头说话算话，我去那天，他老伴包了三种馅，韭菜鸡蛋、白菜猪肉、还有羊肉萝卜。我吃了两盘子，撑得晚上在村里遛弯遛到九点。

孙德贵跟在我后头，边走边说：“周乡长，砖厂那事你办得漂亮，村里人都念你好。”

我说孙叔，那是集体的钱，要念你念集体的好。

老头嘿嘿笑：“你跟他们不一样。”

我问他哪不一样。

他说：“前面那些干部，来了先交人再办事。你来了先办事后交人。”

我琢磨了一下，这话糙理不糙。老百姓看干部，不看你说得多好听，看你干成啥事。

可事儿办多了，也有人不高兴。

砖厂租出去之后，村里有个叫孙二柱的找上门来。这人以前承包过砖厂，合同到期不交，欠了村里两年承包费。我让村里跟他清账，他跑到乡政府闹，拍着桌子骂街。

我没跟他吵，把合同和欠款记录摆桌上，跟他说：“你要觉得不合理，去法院告村里。你要觉得合理，把钱补上，我还让你优先租晾晒场。”

孙二柱瞪了半天眼，骂骂咧咧走了。

第二天，县里信访局转来一封信，说柳河乡孙二柱反映乡长周远强占他家土地。

我把孙二柱叫来，当面把信访件念给他听，问他：“这是你写的？”

孙二柱脸涨得通红，嘴硬说不是。

我说不是你写的你签个字，我上报核查结论。

他死活不签，最后憋出一句：“周乡长，我错了，那信是我小舅子帮我写的。”

我说信的事我不追究，承包费你什么时候交？

他当场让媳妇把钱送来了。

李金枝后来跟我说，孙二柱到处跟人讲，新来的周乡长不好惹，看着笑眯眯的，动起真格的比刘大勇还狠。

我听了哭笑不得。我哪是狠，我是占着理呢。

第八章 县里来的借调函

日子刚消停没几天，县里来了一封借调函，说县委办缺人，想借调我去帮忙，期限三个月。

老郑把函拿给我看：“周远，你自己定。你要想去，乡里这摊我先盯着。你要不想去，我回县里给你推了。”

我拿着函琢磨了半天。县委办借调，明面上是帮忙，实际上是个跳板。县里不少干部都是先借调后留任，干得好了直接调进去。

可柳河乡这边刚有点起色，我一走，砖厂的事、饮水工程的事，谁接着弄？

我给陈启明打了个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借调函是我让发的。”

我愣住了。

陈启明接着说：“你在柳河乡干得不错，但你想过没有，一个乡长位子，多少人盯着？你才来俩月就主持工作，县里已经有人议论了。”

我没吭声。

他接着说：“借调你来县委办，一来避避风头，二来县委办接触面广，你多认识几个人，以后回乡镇也好，留县里也好，路都宽。”

我想了想说：“陈书记，我明白了。我去。”

挂了电话，我把手头的工作列了个清单，一条一条交给老郑和李金枝。砖厂合同后续、饮水工程扫尾、低保复核的进度，写得清清楚楚。

老郑看了清单，笑着说：“你小子，心细。”

李金枝接过她那部分，眼圈有点红：“周远，你走了还回来不？”

我说李姐你这话问的，我借调三个月，又不是调走。

她抹了把脸：“那你早点回来，食堂大师傅说你要是不回来，他红烧肉都不乐意做了。”

我笑着应了。

走之前，我又去了一趟孙德贵家。老头听说我要去县里，先是一愣，然后说：“你去县里好，县里舞台大。不过周乡长，你记住一句话，不管在哪儿，别把老百姓忘了。”

我说孙叔你放心，忘不了。

到县委办报到那天，安排我坐靠门口的位置，桌上摆着一摞文件，全是各乡镇报上来的材料。我翻了翻，有一半是柳河乡的。

县委办副主任老孙带我认人，这个科长那个主任，一圈转下来，脸记住了，名字没记住几个。

下午开会，陈启明主持，各乡镇汇报工作。柳河乡是老郑来的，汇报到一半，陈启明打断他：“周远呢？让他来汇报。”

老郑说周远借调在县委办呢。

陈启明看了我一眼，我赶紧站起来。

他说：“那你先汇报柳河乡的情况。”

我打开笔记本，把柳河乡这俩月干的事一条条列出来。砖厂租赁、饮水工程进度、低保复核结果，每条都有数据，有对比。

陈启明听完，点了点头，对在座的人说：“柳河乡的情况，周远比乡里报上来的材料还清楚。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是真干了。”

会议室里安静了两秒。

散会之后，好几个乡镇长过来跟我递烟，说周乡长年轻有为。

我客气了几句，心里明白，这是陈启明在给我铺路呢。

第九章 县委办的老油条

县委办的活儿跟乡里不一样。乡里是具体事，一件一件干就完了。县委办是伺候人的活儿，哪个领导要材料，哪个部门要协调，都得跑前跑后。

办公室有个老油条叫冯德利，四十多岁，在县委办干了十五年，还是个科员。他见我第一面就笑呵呵的：“小周，乡里来的吧？县委办不比乡里，得多长个心眼。”

我点头说冯哥多指点。

冯德利还真不客气，指使我干这干那。打印材料让我去，取文件让我去，连他接孩子都让我帮忙跑一趟。

我想着刚来，多干点没啥，没跟他计较。

可后来发现不对劲。我熬了两个晚上写的调研报告，他拿去给副主任汇报，从头到尾没提我名字。副主任夸材料写得扎实，冯德利笑着说“应该的应该的”。

李金枝给我打电话问情况，我跟她提了一嘴。她在电话那头急了：“周远，你傻啊？材料是谁写的你得说清楚，不然以后活儿都是你干，功劳都是他的。”

我说李姐我知道了，下回我注意。

第二回冯德利又让我写材料，我写完先在末尾签了自己的名，然后发邮件给冯德利，抄送副主任。

冯德利看见邮件，脸色不太好看，但也没说啥。

过了两天，副主任找我谈话，说冯德利反映我不服从工作安排，让我注意团结。

我听完差点气笑了。可转念一想，跟冯德利这种人掰扯没意思，我拿出手机把邮件记录调出来，给副主任看了一眼。

副主任看了半天，说了句“我知道了”，再没提这事。

陈启明后来不知道咋知道了这事，把我叫去他办公室，说：“冯德利那人就那样，你甭跟他一般见识。你把事干好，其他的我来处理。”

我点头。

过了没几天，县委办调整分工，冯德利被调去管档案室了，清闲得很。他走那天，看我的眼神跟刀子似的。

我主动帮他搬了两趟箱子，他哼了一声，没说话。

现在回想起来，那会儿我要是跟冯德利对着干，闹得满城风雨，陈启明也不好收场。不吭声把事做了，把证据留好，关键时候拿出来，比吵十架都管用。

借调快满两个月的时候，组织部来人考察干部。考察组找了县委办几个人谈话，问对我的评价。

冯德利在档案室说了一句话，后来传到我耳朵里：“周远那小伙子能干事，就是太较真。”

较真这词，看咋理解。干工作较真，是好事。可在有些人眼里，较真就是不懂变通。

考察组走了一个礼拜，结果下来了。组织部公示，拟任柳河乡党委副书记、乡长人选，周远。

公示那天，李金枝给我打电话，声音大得震耳朵：“周远！乡长！正儿八经的乡长！”

我笑着说李姐你小点声，我耳朵疼。

她在电话那头笑：“疼也值！你赶紧回来，大师傅说给你做红烧肉！”

挂了电话，我去陈启明办公室道谢。

他摆摆手说：“别谢我，谢你自己。你干的事，大家都看着呢。”

我说陈书记，我有个请求。

他问啥请求。

我说想把李金枝提起来当副乡长，她情况熟，人也公道。

陈启明看了我一眼，笑了：“你倒会当好人。行，组织部那边我提一句，按程序来。”

我出了他办公室，往自己座位走，路过档案室门口，冯德利正往外搬档案盒。他看见我，嘴张了张，憋出一句：“恭喜。”

我说谢谢冯哥。

他低下头继续搬东西，没再说话。

第十章 回柳河

公示期满，我回柳河乡正式上任。

老郑主持了个短会，宣布了任命，把乡长办公室的钥匙交给我。那间办公室之前是刘大勇的，老郑让人重新刷了墙，换了把新椅子。

我进去坐了坐，椅子比原来那把舒服多了。

李金枝的副乡长任命也下来了，她分管农业和信访，算是把我原来的活儿接过去了。她拿到任命文件那天，在办公室转了三圈，最后说了句：“周远，不对，周乡长，我请你吃饭。”

我说李姐你别叫乡长，还跟以前一样叫周远。

她说不，上班叫乡长，下班叫周远。

我说那行。

上班第一件事，我把孙二柱叫来了。

他一进门就点头哈腰：“周乡长，您找我？”

我说二柱，砖厂的晾晒场你想不想承包？

他眼睛一亮：“想啊！可是我没钱。”

我说我帮你协调信用社，贷一笔小款，你先把承包费交了，剩下的买设备。你以前干过砖厂，搞晾晒场应该不难。

孙二柱愣了：“周乡长，你咋帮我？”

我说我不是帮你，我是帮村里把闲资产盘活。你挣了钱，村里收租金，两好合一好。

他当场给我鞠了个躬。

我赶紧扶住他：“你别来这套，把事干好就是谢我。”

后来孙二柱的晾晒场真搞起来了，头一年挣了四万多，把贷款还了，还给村里多交了两千块钱。

他逢人就说周乡长好。我听见了赶紧制止他：“你别给我戴高帽，你要不干活，我一样收拾你。”

他嘿嘿笑着走了。

饮水工程的缺口，我跟县水利局跑了几趟，要了一笔专项维修资金，把老化管道换了。通水那天，柳河村几个老太太在村口扭秧歌，非让我去讲话。我站在碾盘上说了三句话，下来的时候让孙德贵拽住，往兜里塞了俩煮鸡蛋。

现在回头想想，那会儿的人真的很实在，你给他办一分事，他记你十分好。

当然也有不顺的时候。

县里有个副局长给我打电话，说想让我关照一下他亲戚的扶贫项目。我说项目只要符合条件，公开评议过了我就批，不符合条件找谁也没用。

那副局长在电话里沉默了半天，说了句“周乡长年轻有为啊”，挂了。

后来李金枝跟我说，那副局长到处讲我难说话。

我说随他讲去，项目的事有规矩，不能坏在我手里。

陈启明不知道咋知道了这事，有一次开会碰到我，说了句：“听说你最近又得罪人了？”

我说陈书记，我得罪的都是该得罪的。

他笑了笑，没说话。

第十一章 父亲住院

入冬那阵，我妈打电话来，说我爸肚子疼了好几天，去镇卫生院看了，人家让转县医院。

我连夜请了假往县医院赶。到了急诊，我爸躺在观察室的折叠床上，脸色蜡黄，我妈坐在旁边，手里攥着一沓检查单。

医生说初步判断是胆囊炎，需要住院，先消炎观察，不行就得手术。

我去办住院手续，押金要交五千。

我卡上就三千多。这几个月工资大部分寄回家了，自己留得紧。

我在缴费窗口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翻通讯录。翻到李金枝，又翻过去。翻到孙德贵，也翻过去。

最后给我大学同学老杜打了个电话。老杜在省城上班，二话没说转了一万过来。

我交完押金，回观察室。我爸醒了，看见我就问：“你咋回来了？乡里不忙？”

我说不忙，请了几天假。

他嗯了一声，又问：“你当乡长了？你妈跟我说的。”

我点头。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说：“当了乡长也别翘尾巴，你爷爷那辈要饭出身，到你这辈出了个乡长，不容易。你对得起这碗饭。”

我说爸你放心。

他疼得皱了一下眉，又接着说：“你忙你的去，我这有你妈呢。”

我妈在旁边抹眼泪，说你别撵孩子。

我爸不说话了，闭着眼睛躺那儿。

我在医院陪了两天，我爸炎症消下去了，不用手术。出院那天，我去结账，新农合报销完，自己花了一千八。

我爸问我钱够不够，我说够。

他把我拉到一边，从贴身的布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卷着三千块钱：“你拿着，我知道你不够。”

我说爸你留着，我真够。

他硬塞给我：“你妈让我给你的，你别推。”

我接过来，鼻子发酸，扭头去办手续。

回柳河乡的路上，我坐在大巴车里靠窗的位置，看着外头田里的麦苗，绿油油一片。心里想，当干部这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大到几十万的项目从你手里过，小到老百姓的一分菜地。可说到底，就是让家里人能踏实过日子，让地里的人能安心种地。

回单位之后，老郑问我家里咋样，我说没事了。

他点点头，递给我一份文件：“县里要搞乡村振兴示范点，咱乡报了两个村，你盯着。”

我翻开看了看，柳河村在列。

去村里开动员会那天，孙德贵第一个表态：“周乡长，你说咋干咱咋干。”

孙二柱也跟着喊：“我那个晾晒场可以拿出来当示范点！”

底下人七嘴八舌出主意，有说种果树的，有说搞农家乐的。我让大家把想法写下来，回头找专家来论证，符合实际的先干。

散会之后，孙德贵拽住我：“周乡长，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事能成不？”

我说能成，只要咱们心齐。

老头点点头，说行，我信你。

第十二章 深夜来电

入冬之后，天黑得早。有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把全乡的脱贫户台账过一遍。电话响了，孙德贵打来的，声音急得不行：“周乡长，二柱让人打了！”

我站起来就往门外走：“咋回事？”

孙德贵说孙二柱晚上从晾晒场回家，路上被两个人堵了，推搡的时候摔沟里了，腿磕破了，人没事，但对方撂了句话，说让他把晾晒场的生意停了。

我骑车赶到村里，孙二柱坐在自家门槛上，裤腿撕了个口子，膝盖上擦破一层皮。他媳妇在旁边骂骂咧咧。

我蹲下来看了看伤，不严重，但这事儿性质不对。

“看清人了吗？”

孙二柱摇头：“蒙着脸呢，但听声儿像邻乡收粮食的老韩手底下那帮人。我这晾晒场抢了他生意。”

我让孙德贵先带二柱去卫生室包扎，回头找派出所报了案。

第二天我专门去了一趟邻乡，找到老韩。这人四十来岁，膀大腰圆，见我来，皮笑肉不笑地招呼：“周乡长，啥风把您吹来了？”

我说别客气，就问你一句话，孙二柱的事是不是你让人干的？

老韩装傻：“啥事？我不知道。”

我说你不知道没事，派出所正查呢。要是查出来跟你有关，你那收粮点今年别想安生。

老韩脸上挂不住了，站起来说：“周乡长，你这话啥意思？”

我说就这意思。柳河乡的事归我管，谁在我地盘上使绊子，我肯定一查到底。

老韩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周乡长年轻气盛，我服。这样，孙二柱的医药费我出，晾晒场的事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

我说钱你直接给二柱，当面给，这事就算了了。

他答应了。

从老韩那儿出来，跟我同去的派出所长老赵说：“周乡长，你这么弄，他嘴上服了，心里不一定服。”

我说心里服不服我管不着，手上别动就行。咱们把规矩讲清楚，他再犯就是另一码事了。

后来老韩还真没再找过麻烦。二柱的晾晒场顺顺当当开到了年底。

第十三章 示范点落地

乡村振兴示范点的事，我盯了两个月。

县里批下来一笔专项资金，柳河村修了入户路，装了路灯，还建了个小广场。孙二柱的晾晒场被纳入村集体合作社，他负责经营，村里年底分红。

孙德贵当了监督小组组长，天天戴着红袖章在工地上转悠，比包工头还操心。

有天他来找我，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列了七八条问题，排水沟深度不够、路灯间距太大、广场地砖颜色不好看。我看了半天，说孙叔，地砖颜色这条就甭挑了，质量没问题就行。

老头不干：“那不行，颜色难看影响村容。”

我笑着说行行行，让施工队换。

现在想起来，那会儿虽然忙，可心里热乎。老百姓把村里的事当自己家的事盯着，干部干活也有劲。

陈启明来柳河村看过一次，没打招呼，自己开着车来的。在村里转了一圈，到孙德贵家坐了会儿，喝了碗水。临走跟我说：“周远，柳河村这摊子，比县里好多示范点扎实。”

我说都是村里人自己干的，我就是跑跑腿。

他上车前又说了句：“明年县里有个中青年干部培训班，我给你报上。”

我说谢谢陈书记。

他摆摆手走了。

第十四章 培训班上的较量

开春之后，我去县里参加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三十来人，各乡镇和县直单位的都有。

培训第三天，组织讨论发言，题目是“如何破解基层治理难题”。我讲的柳河村盘活闲置资产、搞示范点的做法，讲了十五分钟，底下人拿笔记得哗哗的。

散会之后，县财政局一个副局长的公子，叫赵世杰的，把我堵在走廊里：“周远，你那个示范点，还不是靠县里拨款堆起来的？没那笔钱，你啥也干不成。”

我看了他一眼：“钱是县里给的，可村里人自己投工投劳，协调占地、清理垃圾，这些没花一分钱。你说堆钱就能堆出来，那别的村咋没堆出来？”

他脸上挂不住，哼了一声走了。

培训班结束那天，陈启明来讲话，散会时把我叫到一边：“赵世杰那人你别理他，他爹惯的。”

我说我没理。

陈启明笑了笑：“不过他说的话你也甭往心里去。柳河乡的底子确实薄，回头县里再给你们拨一笔产业资金，你把食用菌大棚搞起来。”

我说行。

第十五章 母亲的咸菜

回柳河乡的当天晚上，我妈打电话来，说给我腌了新一坛萝卜条，让我有空回去拿。

我说妈你别忙了，我这儿还有咸菜没吃完。

我妈说那都啥时候的了，扔了换新的。

我说别扔，你腌的咸菜下饭。

我妈在电话那头笑，说你这孩子，当了乡长还惦记咸菜。

挂了电话，我打开柜子看了一眼那罐咸菜，还剩小半罐，罐子边沿上长了点白醭。我用筷子撇掉，夹了一根尝了尝，还是那个味。

现在回想起来，我妈腌的咸菜是我在乡里熬夜加班时的宝贝。泡面配咸菜，吃完了浑身暖和。

第二天到办公室，我把咸菜罐子刷干净，放窗台上晾着。李金枝进来汇报工作，看见罐子笑了：“周远，你这罐子跟了你两年了吧？”

我说不止，三年了，从县农业局带过来的。

她感慨了一句：“你这人念旧。”

我说这跟念旧没关系，咸菜罐子好用，换它干啥。

李金枝笑完，把食用菌大棚的规划方案放我桌上，说专家论证过了，可行。

我翻了翻，签了字。

第十六章 陈书记要调走

食用菌大棚刚开工没几天，县里传开一个消息：陈启明要调走了，去市里当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我听到消息的当天晚上就去了他办公室。他正收拾东西，桌上摆着一摞文件，纸箱子里装着书和笔记本。

“陈书记，真走？”

他抬头看我，笑了笑：“文件都下来了，还能有假？”

我站那儿不知道说啥。

他拍了拍椅子让我坐：“周远，我走了之后，你在柳河乡好好干。新来的县委书记我认识，姓方，作风比我硬。你不用担心，你干的事经得起查，谁来都一样。”

我说陈书记，没有你，我干不成这些事。

他摆摆手：“你别这么说。我也就是敲了敲边鼓，事都是你自己干的。你那个台账本我翻过，比刘大勇报的扎实多了。这说明啥？说明你平时就在动脑子。”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笔记本，递给我：“这个给你，我在柳河乡调研时候记的，有些想法你接着琢磨。”

我接过来翻了翻，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各村的资源情况、发展建议，还有几页画着草图。

我嗓子有点发紧，说了句：“陈书记，我请你吃顿饭吧。”

他笑了：“食堂的饭？行，就明天中午，你让大师傅多打点红烧肉。”

第二天中午，陈启明真来食堂吃了顿饭。大师傅听说书记来了，把红烧肉舀得冒尖。陈启明一边吃一边跟旁边坐的孙二柱聊天，问晾晒场咋样。

孙二柱不知道他是县委书记，张嘴就说：“挺好，就是周乡长管得太严，动不动就查账。”

陈启明哈哈大笑，扭头看我：“听见没，人家嫌你严。”

我也笑：“严点好，省得犯错误。”

陈启明走那天，没惊动乡里，自己开着车悄悄走了。门卫老周后来跟我说，陈书记出大门的时候摇下车窗跟他摆了摆手，说了句“老周，门看好了”。

第十七章 方书记的暗访

陈启明调走不到一个月，新书记方德明到任。这人五十出头，从市里下来的，据说在好几个县干过，作风确实硬。

到任第三天，方德明就下乡暗访，第一站就是柳河乡，没跟任何人打招呼。

我正在食用菌大棚工地跟施工队说排水的事，一抬头，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田埂上，下来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运动鞋，手里拿个笔记本。

他走过来，问我：“这大棚啥时候能建成？”

我说再有半个月。

他又问：“资金到位了？”

我说县里拨了一部分，乡里自筹一部分，够用。

他蹲下来看了看地基，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你是周远？”

我说是。

他伸出手：“我是方德明。”

我赶紧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跟他握了握。

方德明说：“陈启明跟我交班的时候专门提了你，说你干事扎实。我今天自己来看看，确实不是吹的。”

我说方书记过奖。

他摆摆手：“你也别谦虚，不过我也把话说前头，我比陈书记严。你干得好我照样用你，干得不好我照样处理你。”

我说方书记，你这话我记着。

他笑了笑，上车走了。

孙二柱从大棚后头探出脑袋：“周乡长，这是谁呀？”

我说新来的县委书记。

孙二柱一缩脖子：“我的乖乖，刚才我裤腿卷那么高，没注意形象。”

我笑着说你一个种地的要啥形象。

第十八章 大棚出菇

食用菌大棚赶在五一前建成了，十座棚，种了平菇和香菇。

第一批菌棒进棚那天，孙德贵带着十几个村民来帮忙。老头干得满头汗，我让他歇会儿，他说不累，比种地轻松。

出菇那天，孙二柱第一个跑来看，扒开菌棒上的塑料膜，看见密密麻麻的小菇蕾，激动得直蹦：“周乡长！出来了！出来了！”

我凑过去看了看，确实长势不错。

头一茬菇卖了八千多块钱，合作社留了三千，剩下给入股的村民分了红。孙德贵领了六百块，老头拿着钱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说：“这比种麦子强。”

方德明来调研的时候，大棚已经出到第三茬了。他转了一圈，问我：“销路咋样？”

我说跟县里超市签了合同，不愁卖。

他点点头：“那下一步打算咋弄？”

我说想再扩十座棚，把周边几个村的闲散劳动力都吸纳进来。

方德明看了我一眼：“钱从哪来？”

我说信用社贷一部分，合作社自筹一部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回去让农业农村局研究一下，看能不能从乡村振兴资金里切一块给你们。”

我说谢谢方书记。

他手一摆：“别谢我，你把事干好了，就是谢我。”

第十九章 提拔公示

夏天的时候，市委组织部来考察，要选一批优秀年轻干部到乡镇正职岗位上。县里报了三个人，我在其中。

考察组找我谈话那天，问我对未来工作的想法。我把柳河乡的规划讲了一遍，食用菌扩产、晾晒场二期、乡村旅游，一条一条说得清楚。

考察组的人听完，问了句：“你这些想法，钱从哪来？”

我把乡里的账本翻给他们看，哪笔是上级拨款，哪笔是自筹，哪笔是合作社分红，每一笔都有出处。

考察组的人互相看了一眼，没再问。

考察结果公示那天，李金枝拿着手机冲进我办公室：“周远！市委组织部公示了！你提副县长人选！”

我愣了一下，接过来看了看。公示名单上写着：周远，现任柳河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拟提名为副县长人选。

李金枝兴奋得直拍桌子：“我的天，你才当乡长多久，直接副县长！”

我说李姐你别嚷嚷，公示期还没过呢。

她压低声音，但脸上藏不住笑：“过了过了，肯定过！”

当天晚上，我给家里打电话。我妈接的，听完之后沉默了好几秒，然后喊我爸：“老头子！你儿子要当副县长了！”

我爸在电话那头咳嗽了两声，接过电话说：“别翘尾巴。”

我说没翘。

他嗯了一声，又说：“你回来一趟，你妈要给你包饺子。”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宿舍床沿上，看着窗台上那个咸菜罐子，忽然想起三年前刚到柳河乡那天，房间里的砖头垫桌腿。

现在桌子腿换过了，窗户修好了，屋里装了暖气片。可我还是那个我。

第二十章 回头看看这一路

公示期满，任命下来了。

去县里报到之前，我在柳河乡转了一圈。先去了孙德贵家，老头正在院里晒香菇，看见我来了，拍着围裙迎出来：“周乡长，不对，周县长！”

我笑着摆手：“孙叔你别这么叫，还是叫周远。”

老头嘿嘿笑，从屋里端出一碗蜂蜜水：“自家蜂产的，甜着呢。”

我喝了，确实甜。

老头坐我对面，忽然感慨了一句：“周远，你知道我最佩服你啥不？”

我说啥。

他掰着手指头：“你来了之后，修路、通水、建大棚，一样一样全干成了。村里人现在说起你，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我说孙叔，事是大家一起干的，我一个人能干啥。

老头一拍大腿：“这话在理！可前面那些干部，连跟大家一起干的架势都没有。”

我临走的时候，老头往我怀里塞了一袋子干香菇：“拿着，到县里吃。”

我没推，接过来拎着了。

从孙德贵家出来，我又去了乡政府。老钱正蹲在门口抽烟，看见我，站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周乡长，当年你来报到那天，我态度不太好。”

我拍了拍他肩膀：“老钱，那都啥时候的事了，我早忘了。”

他搓着手笑：“你大人大量。”

我在办公室收拾东西，把那个旧U盘从抽屉里拿出来，插电脑上看了看里面的文件。三年前的信访记录、银行流水、领条照片，全在。

我把U盘拔下来，装进贴身口袋里。

下楼的时候，食堂大师傅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饭盒：“周乡长，给你装了碗红烧肉，路上吃。”

我接过来，说了声谢。

大师傅搓着手说：“你走了，以后谁还吃我做的红烧肉。”

我说我回来还吃。

他笑了。

我上了车，摇下车窗，冲院子里的人摆了摆手。李金枝、老郑、老钱、大师傅，还有特意从村里赶来的孙德贵和孙二柱。

车子拐上公路，柳河乡的牌子从车窗边一闪而过。

我靠着椅背，打开饭盒吃了块红烧肉。味道还是那个味道。

现在回想起来，从到柳河乡那天算起，满打满算两年半。这两年半里，我查过账、挨过整、被人堵过路，也吃过百家饭。最难的时候想过撂挑子，可第二天早上爬起来，还是骑着自行车下村。

我妈问我图啥。我说不图啥，就图老百姓见了我，能点个头说句“周乡长来了”。

这话听着简单，可你得过多少关，人家才肯点这个头。

陈启明走之前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当干部别老想着往上走，先想着往下扎根。根扎深了，风再大也吹不倒。”

我把这话记在笔记本第一页。

到县里报到那天，方德明找我谈话，说：“周远，你从乡里上来的，知道基层啥样。以后分管农业农村这块，你得多跑跑。”

我说方书记放心，我跑惯了。

出了他办公室，走廊里碰见财政局那个赵世杰。他看见我，表情挺复杂，最后还是伸出手来：“周县长，恭喜。”

我跟他握了握：“赵科长，以后多支持。”

他点头笑了笑。

我走回自己办公室，把咸菜罐子从纸箱里拿出来，放窗台上。阳光透进来，照在罐子上，亮堂堂的。

手机响了，我妈发来一条短信：饺子包好了，啥时候回来？

我回：周末。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多放点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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